| 词条 | 东周与秦代文明 |
| 释义 | 本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研究迄今出土的东周与秦代各诸侯国的文物考古材料及有关历史问题；第二部分，研究当时的青铜器、铁器、金银器、玉器、丝织品及制造技术，货币、玺印、简牍、帛书、帛画、文字等。 版权信息作者：李学勤著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1-1 定价：￥30.00元 开本:16开 ISBN:7208074313 条形码:9787208074316 商品尺寸: 22.8 x 15 x 1.5 cm 商品重量: 422 g 内容提要本书在掌握大量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将考古成果与历史理论和文献相结合，先以诸侯国为单位，分述东周与秦代各诸侯国的文物考古材料及有关历史问题，然后分类研究当时的青铜器、铁器、金银器、玉器、丝织品及制造技术、货币、玺印、简牍、帛书、帛画、文字等，全面勾勒处于巨大变革时期的东周和秦代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是一部材料与观点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俱佳的考古和文化史专著。本书自上世纪80年代首次出版，曾被译为英、日文出版、产生较大影响。新版吸收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东周与秦代考古方面的最新发现和研究成果。 编辑推荐本书在掌握大量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将考古成果与历史理论和文献相结合，先以诸侯国为单位，分述东周与秦代各诸侯国的文物考古材料及有关历史问题，然后分类研究当时的青铜器、铁器、金银器、玉器、丝织品及制造技术、货币、玺印、简牍、帛书、帛画、文字等，全面勾勒处于巨大变革时期的东周和秦代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是一部材料与观点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俱佳的考古和文化史专著。本书自上世纪80年代首次出版，曾被译为英、日文出版、产生较大影响。新版吸收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东周与秦代考古方面的最新发现和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学勤，1933年3月生于北京。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年至1953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著《殷墟文字缀合》。1954年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5年至198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1991年至1998年任所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文殷商史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钱币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兼多所大学教授。1996年起任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1984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6年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1997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古文字学和文献学。 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简论》1959?、《东周与秦代文明》1984?、《新出青铜器研究》1990?、《比较考古学随笔》1991?、《周易经传溯源》1992、《简帛佚籍与学术史》1994?、《走出疑古时代》1996?、《古文献丛论》1996?、《缀古集》1998?、《四海寻珍》1998?等。 目录1984年版序言第一部分第一章导论 第二章周 第三章晋 第四章韩、赵、魏 第五章晋附近列国 第六章中山 第七章燕 第八章齐 第九章泗上诸侯 第十章楚 第十一章楚以北列国 第十二章徐、吴、越 第十三章巴、蜀与滇 第十四章秦 第十五章统一后的秦 第十六章社会等级 第二部分第十七章青铜器 第十八章青铜农具和建筑饰件 第十九章铜镜 第二十章铁器 第二十一章金银器、玉器 第二十二章漆器 第二十三章丝织品 第二十四章货币 第二十五章玺印 第二十六章简牍 第二十七章帛书、帛画 第二十八章文字 第二十九章结论 第三十章新发现和新研究 第三十一章跨世纪的进展 新版后记节选1984年版序言 这是一本综述东周(包括春秋、战国)和秦代考古研究成果的小书。 考古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古文字学，是广义的历史科学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重建已被湮没遗忘的古代历史，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考古工作中发现的种种文化遗存，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形成的，也只有置诸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才能得到认识和理解。 因此，怎样将考古学与历史理论和文献知识结合起来，更好地在历史研究中运用考古学的丰硕成果，是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 东周和秦代，在我国绵长的文明史中，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在这五百多年间，中国的社会经济、思想文化都发生了十分剧烈的变革。对当时世变在整个历史发展上的重大影响，汉代以来的学者有过许多议论。近五十年，又有不少关于古史分期的著作，认为我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是在东周到秦代这一时期内。有的学者把界 线划在春秋、战国之间，有的则划在战国、秦代之间，其论点已为众所周知。 有关东周和秦代的考古材料，数量浩瀚。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多年，考古工作迅速开展，积累了好多新材料，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现在探索这一时代的历史文化，必须对大量材料及研究成果有概括的了解。 多年来，在各地文物考古界同志热情帮助下，我有机会观察若干东周至秦代的考古材料。现今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不过是综合整理材料的初步尝试，包含一些个人的想法和意见。其中少数章节，摘用了我过去所写论文的若干段落。限于学力和识见，不免缺漏谬误，希望司志们不吝指教。文物出版社提供了书中许多图片，并对文稿提出过宝贵意见。新绘的插图，是文物出版社李缙云绘制的。 本书蒙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审译，英文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列为“中国早期文明丛书”之一。写作中，英国剑桥大学、伦敦大学东方非洲学院曾给以协助和便利。 谨对给予帮助的各方面致以谢忱。 作 者 1983年3月 第十七章 --：4铜器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青铜冶铸技术是古代得到充分发展的一种工艺技术。本书第一部分分述东周列国时，曾反复谈到青铜器的发展及其地方特色。这里，我们想提供当时青铜器演变的总的轮廓，并讨论几个有关问题。 当东周的历史揭幕之际，中国的青铜器已经跨越了漫长的发展阶段。现已知道的最早的青铜器物，是1975年在甘肃东乡县林家的甘肃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遗址中出土的一件青铜刀①。马家窑类型的碳一14年代，经树轮校正后约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到了商代，青铜器冶铸工艺高度发展，商代晚期即殷墟时期，已出现特别巨大或精细的器物，其技术水平和艺术水平都很高。商末的青铜器，崇尚繁缛华丽的纹饰，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西周前期。西周中期，也就是周穆王以下的器物，作风转趋简朴凝重，多有长篇铭文，花纹却省简而少有变化。这样的趋势，到夷王以后的西周晚期，更是愈演愈烈。 单就青铜器的发展讲，西周晚期事实上是走向衰落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个别新的器种，如盔，也流行了一些新的纹饰，如重环纹，但总的来说，青铜器艺术是一蹶不振了。即使是最重要的器物，比如铭文长近五百字的毛公鼎，或者记载重大事功的兮甲盘、虢季子白盘、多友鼎之类，从工艺看都并无特异足观之处。1978年陕西扶风县齐村出土的麸簋，系周厉王十二年自作器，有铭文一百二十四字②。此器高59厘米，修复后重60公斤，在簋中是最大的。可是，仔细观察，这件珍贵的周王室重器的铸造却比较粗糙，合范的接口处有明显的错动，以致花纹不相接连，铭文范的笔画也有脱落移位的现象，这表明当时的青铜工艺正走向衰颓。1940年在扶风县任家村发现的梁其铜器群，制作尤为苟简，铭文有不少脱漏错字，也是青铜器衰落的例证。有人认为梁其铜器多为伪品，其实是冤枉的。 东周初年的青铜器，是西周晚期风格的直接继续。 以下六批青铜器，可作为春秋前期青铜器的代表： 1951年山东黄县南埠出土的纪国媵器； 1956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的虢国青铜器； 1966年湖北京山苏家垅出土的曾(随)国青铜器； 1969年山东烟台上夼出土的纪国青铜器； 1970年山东历城百草沟出土的鲁国媵器； 1970年、1972年湖北随县熊家老湾出土的曾(随)国青铜器。 这六批器物，有些前文已讨论过了，它们都属于姬、姜两姓的诸侯国，其形制和组合基本与西周晚期相同，纹饰也沿袭西周的特点。 春秋时期，列国器物大量出现。西周的有铭青铜器，周王和王室大臣所制作的占大多数，诸侯国的为数甚少。到了春秋时期，王室、王臣的礼器几乎没有什么发现，代之而起的，是列国诸侯、卿大夫甚至9即大夫的家臣铸造的器物。这时，不仅在周朝占重要地位的姬姓、姜姓，连一些被称为“庶姓”的诸侯国，如曼姓的邓国、允姓的都国、曹姓的邾国等等，也都有青铜器出现了。这一切，是周王室衰微，诸侯及其卿大夫阶层势力上升的反映。这一变化的苗头，在春秋前期业已有了朕兆。 例如汉淮地区发现了若干小国的青铜器，有些则属于楚人，这类器物形制虽与前述六批姬、姜诸侯国青铜器没有差别，铭文则草率奇诡，甚至难于辨识，表现出他们在文化上的后进。如果说春秋前期大体上是西周的延续的话，那么春秋中期应当说是春秋时期特有风格确立的阶段。春秋青铜器的特色，也就是春秋青铜器之所以为春秋者，在中期开始体现出来。我觉得，蟠螭纹的出现和风行，足以作为新风格的标志。单体的龙蛇交纠的花纹，西周已经有了，但真正的蟠螭纹是由两条以上的螭龙相纠结，构成纹饰的单元，重复出现，这是春秋前期末才产生的新花纹主题。 在春秋中期，晋国的青铜器可能是最先进的。同时，西方的秦和南方以楚为中心的各国，逐渐形成了有自己特点的青铜器传统。中原(包 括北方的一部分)、西方、南方鼎立的局面，到春秋晚期便基本奠立了。 春秋晚期青铜器新风格，是通过1923年新郑李家楼大墓的发现，首次为人们所认识的。这座郑国墓葬出土的大量器物，一部分上承西周以来的规范，另一部分如莲鹤方壶，则呈现出崭新的风格。郭沫若先生指出：“此器虽无铭文，然其花纹图案即已显示其时代性。……此壶全身均浓重奇诡之传统花纹，予人以无名之压迫，几可窒息。乃于壶盖之周骈列莲瓣二层，以植物为图案，器在秦、汉以前者，已为余所仅见之一例。而于莲瓣之中央复立一清新俊逸之白鹤，翔其双翅，单其一足，微隙其喙作欲鸣之状，余谓此乃时代精神之一象征也。”①新旧风格一时并存的现象，引起了不少推测和争论，有学者甚至认为这组青铜器包括春秋早、中、晚三个时期的遗物。后来，在辉县琉璃阁的同时期墓葬中，发现也是“有盖鼎、无盖鼎同出，粗花纹、细花纹并用，与新郑器如出一辙”②，才认识到这种现象实际是过渡时期应有的特点，因为新郑李家楼大墓的年代刚好在春秋中、晚期之际。李家楼青铜器群中残存的旧作风，在更晚一些的寿县蔡侯墓中，就很难找到。 春秋晚期的青铜器，重新崇尚繁缛华丽的装饰，但和商末周初的神秘诡异不同，有清新秀逸之气。这种作风，延续到战国前期。在中原与北方，出现了浮雕状花纹和嵌错的图象纹，浑源李峪的器群堪称代表。晋国及后来形成的三晋，在这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在南方，所谓楚文化的范围内，出现的是更繁复的镂空花纹，随县擂鼓墩的青铜器群达到了这一类器物的极诣。擂鼓墩1号墓的盘尊，镂空纹饰的精细犹如丝瓜络子，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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