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丁日昌 |
| 释义 | 丁日昌（1823－1882）字禹生，又作雨生，号持静。广东丰顺县汤坑圩金屋围人。清朝洋务运动主要人物，军事家，政治家。20岁中秀才。初任江西万安、庐陵知县。1861年为曾国藩幕僚，1862年5月被派往广东督办厘务和火器，1864年夏任苏淞太兵备道，次年秋调任两淮盐运使。1867年春升为江苏布政使。1868年任江苏巡抚，1875年9月任福州船政大臣，次年署理福建巡抚。1882年2月27日，逝世于广东揭阳家中。 中文名：丁日昌 别名：字禹生，又作雨生，号持静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广东丰顺 出生日期：1823年 逝世日期：1882年 职业：军事家，政治家 主要成就：架起中国第一条自建电报线洋务运动的健将 代表作品：《丁禹生政书》《抚吴公犊》 评价：不世之才 人物简介丁日昌，（1823年—1882年），字禹生，又作雨生，号持静。广东丰顺人。20岁中秀才。初任江西万安、庐陵知县。1861年为曾国藩幕僚，1862年5月被派往广东督办厘务和火器，1864年夏任苏淞太兵备道，次年秋调任两淮盐运使。1867年春升为江苏布政使。1868年任江苏巡抚，1875年9月任福州船政大臣，次年署理福建巡抚。1882年2月27日，逝世于广东揭阳家中。 生平简历丁日昌在考中秀才之后，屡次考试不中，惠潮嘉道李璋煜见到他文章后，称赞为“不世之才”，聘为幕僚。 1854年，太平军攻打潮州城，丁日昌献计退敌，1875年以军功任命为琼州府学训导。后出任卢陵知县后，因太平军攻陷，遂被免职。其后为曾国藩幕僚，帮助筹办水师。在出任福州船政期间提出创建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分区设防的主张；还提出革新船政，延聘外国人员教习技术。 1876年到台湾，开办煤矿，架起中国第一条自建电报线。制订《海难救护章程》。 1877年8月，因病离职回籍休养。 1879年清政府命他专制南洋事宜，节度沿海水师官兵。 1881年向总理衙门建议派人巡抚广西，加强对西南边疆的控制。他在政务之余，悉心读书，尤酷爱搜聚典籍，是清代三大藏书家之一，辑有《持静斋书目》。 政治主张发展实业方面首创轮船航运事业；创设江南制造总局；倡办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在台湾开矿藏、筑铁路、架电线、造船械、办农垦等。军事国防方面：提议创建北平、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建言建策不计资历，从实践中选拔各方面的人才。 外交方面力主维护主权和收回利权等。 内政方面提倡清政廉洁，严惩贪官污吏；平反冤狱，清理积案；剔除陋规积弊，蠲减苛捐杂税；注意治水促耕，抢险救灾等。 华侨华工方面建议禁止外人在沿海诱骗华工出国；建议设市舶司，管理在外国的华侨和华工等。 文化教育方面：建议变八股为八科，改革科举制度；推动和促成派遣第一批留美学童；挑选船政学堂优等生赴欧留学；组织翻译出版西方科技书籍和编撰府志政书；主张在通商口岸创办报馆；倡导广设社学和义学。 国学造诣丁日昌，（1823～1882）清藏书家、官员。字禹生，别字雨生，一作持静。广东丰顺人。贡生。曾入曾国藩幕府，协助曾国藩、李鸿章办洋务，开办江南制造局，任总办兼苏松太道。同治初迁两淮盐运使、江苏布政使。1868年（同治七年）升任江苏巡抚，1875年（光绪元年）任福建巡抚，开办台湾煤矿。因贪污被劾，行疾辞职。雅好藏书，为官之余，搜罗古刻善/本，不遗余力。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时，正在江苏任职，江浙一带藏书故本多有散出，大力搜求，所获近4万卷。任上海道时，收上海大藏书家郁松年“宜稼堂”宋元旧本和普通本几万卷，又得顾湘舟精椠善刻，数年之内，藏书之富称雄一时。藏书楼名“实事求是斋”，后改名为“百兰山馆”，又命名为“持静斋”、“读五千卷书室”，藏书共10余万卷，当时与瞿氏“铁琴铜剑楼”、杨氏“海源阁”并驾齐驱，延请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莫友芝、江标等学者为他整理校勘。编有《持静斋书目》5卷，收录宋本55种，元刊46种。另有《百兰山馆藏书目录》，著录图书3万余卷，《持静斋藏书纪要》，是善本书目。著有《抚吴公牍》、《保甲书辑要》、《查将图传》、《百兰山馆诗》、《奏稿》、《巡沪政书》等。死后，所藏书多由北京、上海书贾购去，部分归于顺德李文田、广州莫伯骥等藏书家手中。 思想的转变1854年（咸丰四年）广东天地会起义军进攻嘉应（今梅县），丁日昌为李璋煜献计，以坚壁清野的办法对付起义军。事后论功授琼州学训导，三年后迁任江西万安知县。1861年调任卢陵知县，正赶上太平军进攻卢陵，县城失守，被清廷革职。当时曾国藩正率湘军在安徽作战，丁日昌转投其幕中，为其襄办军务。1862年（同治元年）奉曾国藩之命，前往广东督办厘金。丁日昌在抵达广州后，发挥自己通晓火器制造的专长，在广州市郊燕塘亲自设计监制成功短炸炮36尊，炮弹2000余颗。这些武器受到广东清军的欢迎，丁日昌因此声名远播，1863年，被李鸿章调赴上海，创设炸炮局，制造18磅、48磅等多种开花炮弹，同时也铸造少量短炸炮，供淮军攻击太平军之用，在进攻常州作战中发挥了相当的威力。 在这个过程中，丁日昌的思想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认为“太平军已不足平”，真正构成对清朝威胁的是外国侵略者。1864年8月，他上书李鸿章，指出现在中外交通，洋人乘我多事之秋，不时恫吓挟制，令人忧愤难忍，必须积极自强以图御侮。他认为外国的长技在于船坚炮利，洋人恃此以挟制中国，我们也可以取其所长以对付洋人。丁日昌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他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认识到，中国传统的生产工艺和手段无法适应近代枪炮制造的需要。旧式泥炉炼不出能够制造近代枪炮的钢铁，用泥模铸炮也很难使炮膛光滑匀衡。因此，丁日昌产生了改革生产工艺和手段的强烈愿望。他在上海与洋人频繁接触，已对西人的机器工厂有所了解。王韬所著《火器说略》，更使他对近代枪炮的制造原理、生产工艺，特别是车床等生产工具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写信向李鸿章推荐王韬，同时建议设立“夹板火轮船厂”，用机器生产近代轮船和枪炮。恰在这时，容阂提出了要在中国发展“制器之器”的主张，丁日昌立即深表赞同，说：制造之理是一脉相通的，“一有制器之器，即可由一器而生众器，如父之生子，子之生孙”。（丁日昌《丁中丞政书·巡沪公牍》卷一） 从手工生产进而追求机器生产，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变革。这个观念变革对中国19世纪60年代洋务自强运动的兴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丁日昌以这种新的认识和观念为基础，在上海积极设法，主持收买了美国人设在虹口的旗记铁厂，合并原来的炸炮局，后又接纳容阂从美国购回的机器，于1865年9月正式成立了江南制造局。江南制造局是清政府设立的第一家近代军工企业，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产生。 对海防的贡献丁日昌以苏松太道的身份出任江南制造局的第一任督办，为该局拟订了经营大纲。他提出要留外国技术人员为教习，培训华人技艺，力争自主，不受洋人控制。鉴于局中原有设备以造船机器为多，他让局员详考图说，“就厂中洋器，以母生子，触类旁通”，制成大小机器30余台，用以制造枪炮。据曾国藩后来奏报，其所造枪炮“皆与外洋所造者足相匹敌”。后来，他又设法扩展该局的生产能力，由生产枪炮进而制造轮船。至1868年8月，江南制造局所造的“恬吉。号轮船下水，上海全市为之轰动，“军民无不欣喜”，欢庆我国第一艘明轮蒸汽舰试航成功。“恬吉”号长185尺，宽27.2尺，马力392匹，排水量600吨，装炮9门，与日本横须贺造船厂同期所造的“清辉”号相比既快又好。“恬吉”号的制造成功，说明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其中确有丁日昌所付出的心血。 1865年9月，丁日昌转任两淮盐运使。1867年初，升任江苏布政使。虽然布政使的本职只限于处理地方财政和行政，但他心系国防安危，对海防建设十分关心。他上书曾国藩，明确提出自己建设新式海防的主张，希望曾国藩能够上奏朝廷。在他看来，中国的海防自明朝以来就是“以炮台为经，以师船为纬”，这种设防办法根本不能适应近代海防的要求。因为洋人游弋海上，可以集中兵力，攻取中国沿海任何地方，若中国处处设防，则防不胜防，正犯兵家备多力分之忌，以致常常被动挨打。丁日昌认为要想改变这种局 面，只有创建近代海军以取得制海权。有了制海权，能够控制住一定的近海海域，就可以扩大防御纵深，海防才有保障。要想取得制海权，必须在清朝旧有水师之外，创设全新的近代海军。因为在西方海军已经装备了蒸汽动力舰、铁甲舰的情况下，清朝旧式帆船水师实际上已完全无力进行近代海战。丁日昌在19世纪60年代就有这种认识，说明他是很有远见的。在他之前，左宗棠等人也曾主张制造轮船装备外海水师，但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建立海军的主张和计划。 丁日昌的海军建设具体计划是分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北洋水师设提督于津沽，兼顾辽东、山东沿海各要口；东洋水师设提督于吴淞，守江苏、浙江沿海各口，南洋水师设提督于厦门，防守福建、广东各海口。三支水师各设中等炮艇土。艘，半年会哨演习一次，以使“三洋联为一气”。这个计划是一个统筹全局的海防战略构想。有了三洋水师，就能分别对京师政治中心，江南经济中心和祖国的南大门加以屏障和保护。 1868年初，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随着职位的提高，他更加感到自己对于国防建设的责任重大。他重新拟订了三洋水师章程六条，使自己建立新式海军的计划变得更加具体。他明确提出要废弃沿海旧有水师，移饷训练新式海军。除了中等炮艇外，又进一步提出三洋水师应各设铁甲舰6艘。这时，他还强调近代海军的建设应与沿海炮台、岸防部队的建设同步发展。他建议三洋海军舰队各练陆兵千人，半年在岸，半年在海，沿海各镇亦练精兵500人，形成“山有虎”、“水有龙”，水陆相联之势。对于海口炮台建设，丁日昌也主张变更过去的办法，以炮台和水雷为中心建设新式海口要塞，使水师舰船在作战时能够和海口炮台“相为表里，奇正互用”。这表明他的海防建设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 对陆军体制的改革1869年，丁日昌开始对江苏绿营进行整顿。他上奏朝廷，将江苏抚标绿营1600余名减为1000名，成立“练军”两营。招幕精壮营勇作为练军士兵，提高他们的饷额，使他们能够安心操练。这支练军全部改用洋枪洋炮，学习准军洋操。丁日昌组织有关人员将洋人教练淮军的办法翻译成中文，绘图注说，编成《一哨操演图说》，《一营操演图说》、《一军操演图说》各一卷，以之作为江苏练军练习洋操的依据。在晚清各省练军中，江苏练军是最早装备洋枪洋炮、实行西式操练的。后来江西等省练军的洋操办法就是从江苏练军学来的。用近代枪炮和洋操来改造清朝的经制部队，这在中国近代军制发展史上是占有一定的地位的，它为清末新军的全面改革开辟了道路。 丁日昌在整顿绿营，设立练军的过程中，十分强调精兵的原则。他认为“自古强兵之道，以多而弱，以少而强；以散而弱，以聚而强”。他提出要“并兵厚饷，化散为聚”，（《丁中丞政书·抚吴奏稿》卷五）对全国的兵勇大加裁汰。实行精兵政策是与近代军队建设的实际相适应的。清朝全国绿营兵60余万，加上八旗和勇营，数量相当庞大。但国家财力有限，兵勇粮饷菲薄，特别是绿营兵，粮饷不足自养，大都兼营他业以谋生，训练成为空话，毫无战斗力可言。要想整顿绿营，就得加强训练，要想加强训练，就得增加饷额，要想增加饷额，只有裁兵并饷一法。丁日昌的精兵主张，与魏源的思想一脉相承，可谓切中时弊。 在改革陆军军制方面，丁日昌还提出了分设野战部队与地方治安部队的主张。在设立练军时，他提出练军必须集中训练，专事征战，使之成为“游击之师”。他认为应该将“战兵”与“差兵”、“汛兵”截然分为两途，把护饷、解犯、守库、守陵、分泛等项绿营例差一概责成差兵和汛兵，使战兵“专心防剿，可免外侮之侵凌”。野战部队与地方治安部队分设的主张是近代军制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在外患频存的情况下，如不改变绿营“差操不分"的陈规，专门建立一支精干能战的野战部队，便无法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丁日昌的这一主张，是林则徐、魏源反对临战时抽调“客兵”、专门建立海防部队思想的又一重要发展。 建设基础设施1875年（光绪元年）6月，丁日昌奉旨北上天津，帮冈北洋大臣李鸿章商办事务。9月，在沈葆桢的推荐下，出任福建船政大臣。次年初，又奉命兼署揭建巡抚。丁日昌抵任后，提出要对船政局的生产加以革新，希望能派员往外国学习，延聘外国技术人员釆厂当教习。他和李鸿章、沈葆桢等奏准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批留学生35名赴欧学习，其中有严复，刘步蟾等人。丁日昌认为电报可以通军情，为海防所必需，积极主张自设电报。他亲自与丹麦大北公司交涉，收买了福州至罗星塔电线，成为中国自营的第一条电报专线。随后，他又主持架设了台湾府城至安乎、旗后电线，成为中国第一条自建电报线。 操劳过度丁日昌性情本急，加上长期操劳过度，他的身体早就极度虚弱，患有咳血等症，在台湾又因瘴气浸染，旧病复发。1877年8月，他因病离职回籍休养。此后，清廷一再表示希望他再度出任海疆和枢廷要职。1879年下谕赏给他总督衔，令他专驻南洋，节制南洋沿海水师官兵，悉心办理海防事宜。不久，又命他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他都因病未能出山。丁日昌虽然身在林泉，但他对国家的防务仍时时予以关注。1879年6月，他上奏清廷，对海防等问题提出16条建议。由于琉球的废灭，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益加警惕，指出日本“三五年不南攻台湾，必将北图高丽（朝鲜）”。（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第394页）他大声疾呼朝野内外一定要齐心协力，急谋自强，否则将国无宁日。他还认识到“民心为海防根本”，只有老百姓的生计有着落，元气得到恢复，才能众志成城，海疆安如磐石。因此，他希望统治者们能够切实关心百姓的痛苦，从根本上使中国强大起来。 1881年，丁日昌获悉法人对越南之经营日趋积极，他便给总理衙门王大臣写信，提醒他们予以关注。他说，越南为法人蚕食，萎靡不振，若听其自然，必成为第二个琉球。他建议清廷密派广西巡抚或提督，与越南密商自强办法。他自己还曾组织人员翻译法人所绘著的中越边境地图和说明，以揭露法国的侵略行径。 逝后评价1882年2月27日，丁日昌病死在广东揭阳。临终前，他回顾自己多少年的努力，却并没有使中国在军事上强大起来，外患愈来愈亟，不禁悲怆之至。他口授遗折，长叹自己“死有余憾”。 丁日昌生活在一个动乱与变革的时代。纵观他的一生，他所考虑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强兵御侮。他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真可谓是孜孜不倦，呕心沥血，死而后已。应该说在．那个时代，他的许多见解是精辟的，他的许多主张是具有开拓性的，他的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对中国国防近代化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人物著述《丁禹生政书》、《抚吴公犊》、《百兰山馆诗集》、《百兰山馆政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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