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照明（1919—1990），四川省宜宾县人，原籍四川乐至，在四川大学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中共川康特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四川大学党总支书记，晋西北六分区宁武县委书记，中共七大代表，中央组织部干事，中共川东临委工委书记，川东特委副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重庆市总工会组织部长，重庆市工业局副局长，二机部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局长，中国科学院二局副局长、数学物理学部副主任等职务；1983年离休后被中纪委教育室聘任为特约研究员；1990年8月2日北京逝世。

中文名：邓照明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四川省乐至县（原籍四川宜宾）

出生日期：1919

逝世日期：1990年8月2日

毕业院校：四川大学

信仰：共产主义

代表作品：《〈巴渝鸿爪〉——川东地下斗争回忆录》

人物简介

邓照明，1919年9月生于四川省乐至县，原籍四川宜宾；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代表，原第二机械工业部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局长，中国科学院二局副局长、物理数学部副主任；著有《〈巴渝鸿爪〉——川东地下斗争回忆录》一书，本书以回忆录形式，追述了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我党在川东地区同国民党反动政权作艰苦斗争的事迹。

早年经历

青年时期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在四川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川大理学院的民先负责人。

抗日战争

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成都党组织重建后首批入党的共产党员之一，担任过中共川康特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四川大学党总支副书记、书记。被推选为川康地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于1939年底赴延安。

因大会延期，被中央组织部派往晋西北第六分区工作，担任中共山西宁武县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治委员，参加晋西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后调回延安任中央组织部干事。1945年4月至6月作为大后方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七大闭幕后，于1946年被派回四川工作。

解放战争

1946年2月受中共南方局派遣，到川东南酉（阳）秀（山）一带开展工作，准备进行武装斗争。1947年任中共川东临委上川东地工委第一工委书记，组织领导了大竹、垫江、梁山（今梁平）、达县等地的武装斗争。1948年4月因叛徒出卖，重庆和川东党组织遭到破坏，与上级领导失去联系。在敌人疯狂追捕的情况下，出面清理组织，完成了恢复川东和重庆党组织的任务。

1948年12月赴香港，与党的上级机关取得联系，向钱瑛汇报了工作。后回四川成立中共川东特别委员会，1949年1月至11月任中共川东特委副书记。将工作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分批抽调川东党的干部到香港学习。1949年5月奉命赴香港，随即转入解放区学习。后随解放军第三兵团入川，参加川东地下党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斗争。

建国之后

建国后，先后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重庆市总工会组织部部长、重庆市工业局副局长、西南水力发电工程局局长等职务。1956年调北京，长期从事科学技术管理工作，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局长，中国科学院二局副局长、物理数学部副主任，组织科技人员攻克许多重大技术难关，发展我国国防尖端科学技术。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1983年按副部级待离休后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聘为特约研究员，到广东海丰参加工作组工作。参加中国核工业发展史的编撰审稿；撰写回忆录等数十万字。

1990年8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

总结中共四川地下党破坏纪实

在中共四川地下组织遭受大破坏期间，众多的共产党员对叛徒的可耻行为义愤填膺，尤其是破坏最为严重的重庆地区，许多党员问邓照明（时任中共川东临委上川东地工委第一工委书记，党组织被破坏时脱险）：“川东临委真的破坏了吗？重庆市委书记叛变了吗？（因这些事或是报上公布过，或是暗中流传）”“刘矮子（刘国定）这样坏，党事先不知道吗？为什么党要重用这样的坏人？”

1948年底，邓照明受萧泽宽指派到香港，在代表川东临委给中共中央上海局写的报告《四月份以来的经过及经验教训》中说：“对于这些问题我只好从原则上讲或支吾过去，其实我内心里也十分不解：党为什么会重用刘矮子这样坏的人？党的干部政策，在整风后的今天，还会有这样大的失策？”

在这份报告中，邓照明还在党组织任用干部问题上总结了教训：“四月刘国定的被捕与迅速彻底叛变，应引起我党今后在......使用干部应特别慎重选择，应特别注重品质，切不可只片面地看什么表面的才干。川东的同志们常这样闲谈：若是许建业同志负刘国定的职务，那还能引起什么不幸呢？根本什么事都不致继续发生的。其实刘不过是最坏的典型，如骆安靖、冉益智等也是成问题的。”

事过近40年，邓照明老人在1987年撰写的《〈巴渝鸿爪〉——川东地下斗争回忆录》一书中，总结“重庆及川东党组织遭受大破坏”教训的第一句话就是：“古今中外的许多历史事件都一再反复证明：‘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又说：“对我们党威胁最大，造成损失最大的是叛徒......在庞大的组织系统内，含有个别的不坚定的分子，被捕后自首叛变，这是难免的；如果处理得当，亦不致产生大害。但党内的较高级组织的领导人和骨干分子叛变，就不能同日而语了。像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蒲华辅这类特委、地委、市委负责人被捕后迅速叛变，说明这些人已经腐化变质，贪生怕死......我们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失于考察，重用了坏人，这也是不能回避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