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19日夜间，中国空军出动两架“马丁”B-10型轰炸机，远征日本本土，投下100多万份传单，对日本侵略者发出了严正警告：“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而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外国飞机轰炸袭击，也是世界航空作战史上绝无仅有的“纸片轰炸”。

1938年5月20日，日本沿海城市长崎。

凌晨，一家寿司店的老板打开店门，发现门前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白色的纸片。老板拾起几张纸片，上面印着：“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 这么多的传单是从哪里来的？难道这些传单是从中国来的？长崎地处日本九州，与中国内地遥隔千里，只有飞机才可能飞过海洋，到长崎投下这么多的传单。这说明日本政府所称本土防卫严密、固若金汤根本不可相信。日本安保部门立即在辖区内进行搜索，并将传单交由制纸工厂进行化验，证实传单的确来自中国。这就是中国对日本的“纸片轰炸”事件。因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阵营对日本本土进行的首次空袭，所以很快轰动了全世界。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武汉则成为重庆政府的政治、军事中心和作战物资主要集散地。为此，日本航空兵加紧对武汉实施空袭，不断进行狂轰滥炸。面对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者，中国空军决定飞越东海远征日本本土，以此来警告日本当局。

但是，当时中国空军装备的飞机中航程最远的也不足1000公里。而日本本土防空戒备森严，部署了大量战斗机和地面防空部队。在当时的轰炸机没有自卫武器的情况下，中国空军又没有合适的战斗机给轰炸机进行护航。这样到日本去执行空袭任务，就等于是“赤手空拳”上阵。

原计划这次东征由外籍飞行员担当重任，但外籍飞行员却称执行这项任务风险太大，提出了让国民党政府无法接受的天价酬金。10万美金，每架飞机四名飞行员，合计80万美金，但是国民党政府也想到了，即使我给到了这个钱，到时候你这要是被对方发现你也会是要命不要飞机，你也是一跳伞的事。于是，国民党政府决定改由中方飞行员来执行这一任务。

经过在成都凤凰山基地1个多月的秘密训练，最后敲定，由徐焕升1403号机组(徐焕升正驾驶、苏光华副驾驶、刘荣光领航、吴积冲通信员)和佟彦博1404号机组(佟彦博正驾驶、蒋绍禹副驾驶、雷天春领航、陈光斗通信员)执行任务。他们各驾驶一架“马丁”B-10型轰炸机。这种飞机配有2台775马力的发动机，翼展21.49米，机长13.63米，起飞重量7430千克，最大速度为343公里/小时，航程为1900公里。为了增大航程，还对飞机进行了改装，把轰炸机的炸弹舱改装为一个大型的油箱。

由于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飞行员只能依靠目视飞行、导航并发现地面目标。因此，对日本轰炸就必须选择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远征机组的成员都在期盼一个好天气。5月间正值长江流域梅雨季节，气候变幻莫测，而我方又没有日本本土气象资料，只好逐日抄录东亚各地气象报告进行推测，数日归纳的结果是：在月圆望月前后难以出现良好天气。由于武汉战局日紧，一旦延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执行远征，徐焕升队长干脆直接飞赴前进基地宁波，依靠自己长期海上飞行的经验，从当地直接观察、推测东海洋面气候变化。

1938年5月19日，总部终于下达了“立即执行任务”的命令，飞行员们接到通知后，驾驶着当时中国仅剩的两架远程轰炸机，向东飞去。

1938年5月19日，汉口机场。为了保密，地面上没有送行的人。

15时23分，两架飞机飞行了两个小时，降落在宁波机场。因为从武汉到日本再返回武汉超过了“马丁”B-10型轰炸机的最大航程，所以飞机要在宁波“转一次车”——补加燃油。

5月20日2时45分，两架飞机飞临日本长崎上空。炸弹仓开启，“纸弹”飞向地面。

两架飞机在长崎撒完传单后，又折向福冈方向，总计在日本本土撒下的传单超过100万张。直到此时，日本的防空部门才“大梦初醒”，对福冈实行灯火管制，全城一片漆黑，地面高炮也猛烈开火，但两架飞机毫发无损地从长崎附近脱离日本领空出海，胜利返航。

汉口王家墩机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周恩来、陈绍禹、吴玉章、罗炳辉等亲自来到机场迎接。

尽管这次被称作“纸片轰炸”和“人道远征”的空袭，没有改变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但却彻底打破了“大日本神圣领空不可入袭”的妄言。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外国飞机的入袭。

周恩来、王明、吴玉章亲自到国民空军司令部，对凯旋的中国空军人员进行慰问，并敬献锦旗一面，上面写着八个大字：“德威并用，智勇双全”。周恩来还发表了讲话，赞扬他们的成绩和英勇行为，并与徐焕升和佟彦博合影留念。

中外各大媒体纷纷对此进行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刊登了二战中闻名于世的12名飞行员的照片，其中就有担任这次“纸片轰炸”行动的队长徐焕升。该杂志明确指出，徐焕升是先于美军杜立德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空军远征日本散发之传单(节录) :

告日本国民书

(一)

我们大中华民国的空军，现在飞到贵国的上空了。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伤害贵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我们的使命，是向日本国民，说明贵国的军阀，在中国全领土上做着怎样的罪恶。请诸位静听……

日本兄弟，在诸位之中，有开始时反对战争，理想着正义和平的人，也有为军阀的宣传所欺骗而讴歌战争的人；但，不管是哪一种人，想来一定都因贵国的言论被统制，要了解时局的真相是困难的。所以，试作以下的说明，希望诸位详加考虑。

中华民国空军将士　中日人民亲善同盟

(二)

日本国民诸君：

老早从昭和六年，贵国军阀就对人民这样宣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只要满洲到手，就民富国强。”可是，占领满洲，今已七年，在这七年之间，除了军部的巨头做了大官，成了暴发户以外，日本人民得到些什么呢?只有沉重的捐税，昂贵的物价，贫困与饥饿，疾病和死亡罢了。

中华民国全国民众

驾驶轰炸机的中国空军第14中队中队长徐焕升1944年还入选美国《生活》杂志评选的12位世界著名飞行员之列，被《生活》杂志誉为先于美国飞行员杜立特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然而世人在津津乐道于“纸片轰炸”的同时，却很少了解这次行动前，徐焕升为了执行远征任务，从外籍飞行员手中计夺马丁轰炸机的故事。

其实抗战开始后，为了打击日军气焰，中国军方一直在谋划使用空军力量远征日本本土，可惜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一直未能付诸实施。

1938年初，远征计划再次被提到日程上来。当时中国空军只有第14中队的美制马丁139WC轰炸机能够担负远征重任，不过第14中队的空勤人员都是来自欧美的外籍志愿者，他们认为这一任务很可能有去无回，所以索要高价报酬，使中国军方无法接受。

针对这一情况，中国空军决定收回飞机，由中方空勤人员来执行这一任务。然而根据中国航空委员会与外籍飞行员签订的合同，想要无条件从他们手里调出飞机，绝非易事。此时，一位能接近军方高层的年轻军官主动请缨，自告奋勇提出由他负责组建远征队的具体事宜，并设计从外籍飞行员手中夺回飞机，此人就是蒋介石的专机驾驶员徐焕升上尉。

在接受了组建远征队的特殊使命后，徐焕升整日穿着长袍在14中队驻地武汉王家墩机场闲逛，装作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

14中队的外籍飞行员看到他这身打扮，误以为他很少执行空勤任务，是个机械工程师什么的，也就解除了戒心。所以靠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徐焕升慢慢和原14中队的外籍飞行员混熟了，也很快掌握了马丁139WC飞机的技术要领，本来就是内行，留点心眼去学是很快的事。

1938年3月16日，王家墩机场响起了刺耳的空袭警报，外籍飞行员们接到指令，迅速登机，驾驶马丁139WC飞往四川成都疏散。殊不知，这是中国空军设下的一计。此时，徐焕升也混上飞机，坐在了1架马丁的后座上。飞机一到成都凤凰山机场，外籍飞行员纷纷离开机场去招待所休息，徐焕升立即布置地勤人员抽出飞机上所有存油，并派卫兵站岗，任何人一律不得接近飞机。

次日，外籍队员回到机场才发现情况不对，赖以谋生的飞机竟然被扣，群情激愤，甚至拔抢相向。徐焕便躲开，以书面形式正式告知外籍飞行员自己接收飞机的依据和决心。（这份告知书至今被美国博物馆收藏）。外籍飞行员们只好接受安排，被遣送汉口，航委会以作战不力、军纪涣散为由解散了这支雇佣军。第14中队重新恢复为中国飞行员编制，马丁139WC轰炸机也回到中国空军的掌握之中，这才有了“纸片轰炸”的经典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