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介夫与《太平策》

强盛的元帝国，到成宗铁穆耳汗当政时，衰落的迹象已逐渐显露出来：官员队伍的急剧膨胀，贪污腐败之风的愈演愈烈，以及对贵族与皇室成员无节制的慷慨赏赐，致使政府失去了行政活力和财政平衡，并很快造成了国库枯竭。为支付这笔庞大的开支，于是不断增收苛捐杂税，给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加上大德六年、七年，各地灾变迭出，百姓苦不堪言，从而导致了多处民变。就在危机四起，而朝廷束手无策之际，却有一位儒士冒死上陈了《太平策》。

他就是开化县礼范村(即今音坑乡底本村)人郑介夫。

郑介夫，字以居(或以吾)，号铁柯，自幼博涉书史，淹贯百家，为文援笔千言立就，秉性雄迈，不避权要。适逢选择南北俊秀，郑介夫得首荐，入值光明宫，常居京师达二十余年。宫府之事耳稔目饫，于是置生死于度外，直言上策。

据史料记载，元代按朝廷之规定，京城官员合计定额为2600人，然而，依据1294年卸史台统计上报，仅在京城拿国家俸禄的官员就超过1万人，各行省则更多。这些人中的多数，拿着工资不干事。是时，各级政府工作效率都十分低下。针对这点，《太平策》以大量的篇幅痛陈了冗官之害。郑介夫在回顾了忽必烈时代的行政效率时说：按照1291年颁布的《至元新格》处理事务之规定，一般事务5天内完结，中等事务7天完结，即使再重大的事务，有司也必须在十天内处理完毕。但是如今，那怕是一件小事，官员们也往往会拖延半年，要紧的事务，甚至一年也处理不好。对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冗吏繁所当减并。可对于官吏应否裁减一事，已商量了半年，到现在竟然一点音讯也没有了。要知道，添一官则为民增一害，省一职则为民除一蠹。此理甚明，事也很好办。该存则存，该革则革，立谈可决，用不着犹豫不决。

在讲到官员的选拔时，对于元朝政府废除科举的做法，直抒己见，说：近年来，各地向朝廷推举才德兼备之士已不少，却未见擢一才，拔一士！朝廷行文下诏，官吏与庶民上呈的奏议不为少，却未闻纳一谏，从一事！当官为吏既不看才识，亦不经考选，仅依仗上辈之功或裙带关系进入官场，这样的人怎么能知民间疾苦，这样的人又怎么能通文理句读？这样下去，十年之后，一些官吏恐怕要成为目不识丁之人。朝廷虽未像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但你废除科举，截断招贤取才之途，却是不焚而焚，不坑而坑，所造成的遗害，恐怕比秦朝更为严重，执政者应该引以为鉴啊！

在讲到民生时，郑介夫毫不留情地说：近年来，虽然多次下诏，提出要体恤和关心百姓疾苦，但还是看不到像宋太宗雍熙年间那样的和谐气氛，实施的仍然是苛虐之政，应该想想，老百姓为什么愁怨之声不绝。对此，他告诫说：安民无他道，在乎知人而已，用一个好官造福一方，用一个贪官祸害一方，因此任贤去邪一事，对于朝廷来讲应是当务之急。对于有的大臣，一遇国家发生天灾人祸，就要求皇帝减膳撤乐，做一些表面文章以欺蒙小民百姓。郑介夫认为：作为一国之君，膳不必减，乐也不必撤，只要真正地关心百姓民生，了解下情，责令各级官员多为百姓办实事，内修已德，上应天心，割除弊政整而新之，民心既顺，安得天意之不回乎！

元中统元年，朝廷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使用纸币，与此同时，政府还下令禁止民间私自流通铜钱和金银货币。“钞”，实际上成了当时唯一通用的法定货币。为了维护钞币的信用，保证它能长期流通，元朝政府制定了一整套较完善的管理机构和政策，但是面对军费剧增所带来的财政压力，朝廷不顾违背经济规律，盲目大量增发纸币，最终导致钞法的败坏。由于禁止使用铜钱，小钞的缺乏，引发了百姓日用低廉物品价格的上涨，由此引发连锁反应的必然结果，就是整体的通货膨胀。对此，郑介夫在《太平策》中为民请命，大声疾呼：平抑物价，近来价钞贱而物价涨，昔值一钱者今值一贯。物值钱而钞不值钱，若不改易钞法，增造铜钱，则民生之危可见。郑介夫把铜钱之兴废，提到关系国计民生的高度来认识，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元成宗细览这份盛世危言，越看越心奇，越看越心动，郑介夫的忠心、诚心和冒死的决心，终于打动了这位皇帝的心，使他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下令中书省牵头组织对行政官吏的审核，淘汰一批只拿钱不干活的官冗员，同时诏定赃罪，清除贪污受贿的腐败官吏。仅1303年，全国7个地区就查出贪官污吏18473人，获赃银45865锭。这次由于皇帝下了决心，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虽不足以从根本上扭转整个局面，但也做了一些有益于国家和民生的改革，使元朝在此后的一段时间中，保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为了奖赏郑介夫的忠心，元成宗下旨设御宴招待。郑介夫在《侍御宴赏光》诗中写道：禁城柳色带金黄，御宴蓬莱拂署光。化育共收春日暖，瞻依漫道此天长。鸟声婉转九成乐，花气氤氲百和香。愿得民生长暤暤，共能保国系苞桑。

对于郑介夫的《太平策》，后人评价很高，永乐年间，明成祖还下诏命翰林编修黄准、杨士奇将该文编入《历代名臣奏议》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