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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十六年（1521），明武宗朱厚照驾崩。朱厚照无子，由内阁首辅杨廷和草拟遗诏，立武宗叔父兴献王长子朱厚熜为帝。在礼官议兴献王主祀称号时，杨廷和主张应尊孝宗（朱祐樘）为皇考，称兴献王（朱祐杬）为皇叔考兴国大王，母妃为皇叔母兴国太妃。朱厚熜与内阁争执不下。时张璁在礼部观政（无实际工作），七月初一上疏，认为朱厚熜可以尊生父为皇考。此疏即《正典礼》，整个事件称“大礼议”。张璁后藉此成为内阁首辅。

正文

正典礼

张璁

正德十六年

臣窃谓：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伏惟皇上应天顺人嗣登大宝，乃即敕议追尊兴献王，以正其号；奉迎圣母，以致其养。此诚孝子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也。

兹者，朝议谓皇上入嗣大宗，宜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大王妃者，然不过拘执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谓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复顾其私亲之说耳。伏承圣谕以此礼，事体重大，令博求典故，务合至当之论。臣有以仰见皇上纯孝之心矣。比有言者，遂谓朝议为当，恐未免胶柱鼓瑟而不适于时，党同伐异而不当于理，臣固未敢以为然也。夫天下岂有无父母之国哉？臣厕立清朝，发愤痛心，不得不为皇上明辩其事。

《记》曰：“礼非从天而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圣人缘人情以制礼，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夫汉之哀帝、宋之英宗乃定陶王、濮王之子，当时成帝、仁宗无子，皆预立为皇嗣而养之于宫中，是尚为人后者也。故师丹司马光之论施于彼一时犹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七年，比于崩殂，而廷臣尊祖训奉遗诏迎取皇上入继大统，岂非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

臣伏读祖训曰：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夫孝宗，兴献王兄也；兴献王，孝宗亲弟也；皇上，兴献王长子也。今武宗无嗣，以次属及，则皇上之有天下，真犹高皇帝亲相授受者也。故遗诏直曰：“兴献王长子伦序当立。”初未尝名著为孝宗后，比之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者，其公私实较然不同矣。或以孝宗德泽在人，不可无后，夫孝宗诚不可忘也。假使兴献王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无后兄之义。夫兴献王往矣，称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无疑也。今圣母之迎也，称皇叔母，则当以君臣礼见，恐子无臣母之义。《礼》：“长子不得为人后。”况兴献王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为人后，恐子无自绝父母之义。故在皇上谓继统武宗而得尊崇其亲则可，谓嗣孝宗以自绝其亲则不可。或以大统不可绝为说者，则将继孝宗乎？继武宗乎？夫统与嗣不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汉文帝承惠帝之后，则以弟继；宣帝承昭帝之后，则以兄孙继。若必强夺此父子之亲，建彼父子之号，然后为之继统，则古尝有称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谓之统矣。或以魏诏，谓由诸侯入奉大统，则当明为人后之义，殊不知曹睿是时尚未有嗣，其诏盖预为外藩援立者坊此有为之私，非经常之典也，可概论乎？故曰礼时为大，顺次之，不时不顺则非人情矣，非人情则非礼矣。

臣窃敢谓今日之礼，宜别为兴献王立庙京师，使得隆尊亲之孝；且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则兴献王不失其为父，圣母不失其为母矣。夫人，必各本于父母而无二；议礼者，亦惟体之于心而已。今者，不稽古礼之大经，而泥末世之故事；不守祖宗之明训，而率曹魏之旧章：此臣之所未解者也。虽然，非天子不议礼，今皇上虚己宏大，畴咨众言，倘以朝议为礼之当，称号一定不可复易，且将使天下后世之人皆知以利为利，而自遗其父母，疑非永言孝思，孝思维则之谓也。臣窃惟此礼乃天经地义，万代瞻仰；毫厘之差，千里之谬。故大臣平章，小臣献纳，皆分之宜也。《书》曰：有言逆于女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女志，必求诸非道。夫逆心之言，疑于忠而未必皆道也。逊志之言，疑于谀而未必皆非道也。臣愚，岂敢导谀君上以自误于不忠，又岂敢昧于自献以误君于不孝？惟圣明体察而裁决焉。臣不胜恳切听命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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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朱厚熜）得疏大喜：“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但杨廷和及廷臣纷纷反对；杨廷和说：“秀才安知国家事体”，故未能更议，将张璁贬为南京刑部主事。

之后从正德十六年（1521）到嘉靖三年（1524）又经过三个回合，以杨廷和为首的旧阁权集团同张璁等新进士大夫之间围绕着当时“继统”与“继嗣”的礼仪形式所进行的“大礼议”之争，最后以张璁等人的主张得到采纳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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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录入《张文忠公集·壹·奏疏卷之一·正典礼第一》（张居正编纂），1928年选入《敬乡楼丛书》，民国永嘉黄氏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