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纪功，1921年10月11日出生于南阳市卧龙区小寨乡八间房村。祖上以农为本，耕读传家，经营土地70余亩。未入学已由曾祖父教会《三字经》、《百家姓》，均能背诵；后读6年私塾，读四书五经。其时，国内军阀}昆战，社会动荡不安，加之杆乱蜂起，土匪丛生，大股杆子(又称“刀客”)经常袭扰，八间房村曾被土匪烧成一片焦土。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略中国东北，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童年在兵荒马乱的重重灾难岁月中，在长辈的督导和关怀下，仍坚持学习，从不问辍。

张纪功读私塾时，常看到塾师教学之余为亲邻书写对联、请贴、文约字据等，很受民众爱戴和尊重，对教师职业产生羡慕之心。1936年秋，其父安排他到南阳人南阳民众教育馆印刷服务部当学徒学，半年之后，他立志求学，回到家乡掘地坪小学读高小，寄宿亲戚家自炊自食，自知求学不易便加倍努力读书。后考入南阳复兴中学读初中。初中毕业后，1941年在家乡保国民小学任教师半年，一边教书一边积极准备升学。

1941年，省立开封师范学校为避战火迁移到镇平县石佛寺，张纪功考人该校春季班。他上初中时看到教师除踏踏实实教书外，还组织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敬仰其爱国义举，便渴望将来能够当一名教师，育人成材，济世利民。省立开封师范学校是当时省级名校之一，他幸能考人，在校学到了不少教书育人知识，特别在学习教育史中对陶行知的办学事迹感受最深，对晓庄师范的大胆试验颇有兴趣，当时曾想办教育者都应以陶行知为师。

1945年，张纪功在开封师范毕业后，受聘于省立开封第十小学(日军侵入后迁移南阳，1946年春迁回开封)教书，达三年之久。他面对那些聪明伶俐、天真活泼、可接受性强、可塑性““大的少年儿童感到十分可亲可爱，便陶醉在教书之中，对当教师的兴趣更加深厚了。自认为一则和年轻人在一起朝气蓬勃，思想纯洁，比当时在官场上勾心斗角、溜须拍马强得多；二则待遇较好，维持生计绰绰有余；三则当人梯作春蚕，职业高尚，为多数有远见卓识的人所看重。但该校校长是个政客，把办学视为向上爬的阶梯和跳板，这是与自己的理想和愿望相悖的，渴望有朝一日自己负责办所学校，坚决反其道而行之，像陶行知那样把学校办成一座育人的摇蓝，而自己则别无它求。

1948年春开封第一次解放时，张纪功求学心切，很想到高等学校再作深造，遂于是年夏升入河南大学文学院教育系。河南大学因政局不稳决定南迁，张纪功随学校迁往苏州，文学院设于沧浪亭，食宿在十梓街，经历了一段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活。1949年春河南全境解放后，省政府派人将河南大学由苏州接回开封，他随校回开封后转入新生的河南大学继续学习。8月，参加河南大学革命干部培训班，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并在学习期间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0年秋，张纪功遵从组织分配到南召县中工作，初任副教导主任。1951年冬，以教导主任代理校长，继之又升任校长。1953年南召县中更名为南召一中，1954年加人中共组织后任南召一中校长兼校党支部书记。1956年南召一中创办高中，易名为南召完中。“反右”期间(约二年左右)任副校长兼副支部书记。1960年河南省政府颁发委任状，委任为校长，兼党支部书记。

张纪功主持南召县中工作伊始，得到南召党政领导的极大信任和支持。但当时的学校一则教师严重短缺，不仅数量不足，而且极不配套，上级分配来的教师多不安心在山区；二则学生来源不足，成绩好的多去报考南阳中学，差的才进县中，学校只得敞开校门接收学生，被山区群众和学生称之为“救命中学”；三是设备条件极差，校舍占用国清寺破庙一座，新建草房14间，教室桌凳用土台代之，寝室床铺冬垫稻草夏铺白沙，旧书一箱、仪器一筐(全系自制)

张纪功迎难而上，决心从开门办学人手创办特色学校。一是主张学生把学和做结合起来，在学好课本知识的同时自己动手解决问题。为解决经费不足、校舍不敷使用，组织学生课余去黄鸭河背石头作地基，各班分段轮流打土墙建校舍，还烧制砖瓦建起几排标准教室和一座能容纳两千人的大礼堂，修造一座小水库引水入校园，建起的花果山上栽培常青树木和花卉美化校园，培养了学生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技能。学校开展勤工俭学活动，使贫困家庭子女上得起、留得着、安心学。二是倡导树立良好的校风、学风。他特别注重校风、教风、学风和班风建设问题，主动利用朝会和校会时间向师生讲解“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人泥与之俱黑”的道理，号召大家树立“团结奋进、自强不息、忠诚朴实、勤学好问、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互助友爱、遵纪守法”的新风尚。还大力倡导尊师爱生新风，认为学校诸多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师生关系，学生尊敬教师则教师教学积极性就高，教师视学生若子女，无微不至地关怀，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就越高。由此南召一中正气高涨，各方面关系宽松和谐，秩序井然，社会各界交口称赞。三是坚持抓好常规教育。学校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确定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按教育规律办学。他认为办学中最基本的规律是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三者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智育不好出次品，体育不好出废品，德育不好出危险品，三者不能偏废。学校在加强学生政治思想教育、树立浓厚政治空气的同时，必须确保“两个为主”(教师必须以教学为主，学生必须以学习为主)，要求教师不仅要教学生学会，而且要教学生会学，对差生通过不厌其烦的个别辅导让其赶上，对尖子生通过“小锅饭”让其“吃饱”。学校不赶风头，在“大跃进”时期不管学生参加多少劳动，不让压缩教师教和学生学的时间，不能耽误任何一门课程。当时上级号召学习某县一中所谓“一听二冲三循环”的“左”的做法，他认为这种用半年时间学完三年课程的提法是违背循序渐进教学规律的，不予采纳。四是建设一支顽强拼搏的教师队伍。针对初办学时教师奇缺且外地分配来的教师不安心在山区长期工作的问题，立足于自己培养教师，对有一定学历和教学能力的教师积极支持他们工作，培养他们入党入团，让他们分别担任各科教研组长，直至参加学校领导班子，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和生活上的困难，解除其后顾之忧；对一些学历不高或从小学选拔上来的教师，只要安心工作，就推荐他们离职学习或在校函授；对于有大专文凭而缺乏教学经验甚至讲不好课的教师，帮助他们备好课，并在教研组内集体试讲后，鼓励他们大胆上台讲课，边学边干。这些教师决心很大，像拼命一样争取把自己所担任的课程教好。1956年秋学校增设高中，还是初中教师教高中，他们在学中教、教中学，像担任几何、三角、代数、化学等学科的几位老师，有的学历只是读过中学，但他们自我加压，立志超越自我，都基本胜任教学，有的还被树为南阳地区教师的旗帜，后来还被评为特级教师。五是建设一个团结一致的领导班子。他对学校领导班子不求人多而求精干，加强一班人的政治理论学习，要求每个成员有较高的政治水平和较强的工作能力，尤其热爱教育事业，懂得教育规律，能独当一面又不瞎指挥；在统一领导下实行民主集中制，重大问题集体议决；特别注意自己起表率作用，深信有什么样的校长就有什么样的学校，一校之风实乃校长之风，他举起旗帜带领师生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而勇往直前，决不拿着鞭子指手划脚。学校初办高中时有的信心不足，他带头教高中政治课，三年之后所教政治课成绩在南阳地区排名第二，对广大师生起了极大的激励作用。

张纪功呕心沥血办学得到丰硕回报。初期开办的初中到1955年毕业4个班，升学率80％以上。1959年首届高中毕业生除个别因家庭政治原因未能升学外，其余全部升人高等院校，其中考入清华大学1人、中国科技大学1人、北京大学3人、北京师范大学2人，考人其它重点大学者亦有多人。1960年高中毕业生考得更好，考入重点大学的比例更高。1962年因受三年自然灾害影响，国家压缩了高校招生指标，这年中国科技大学分配给河南10个录取指标(该校录取分数线比清华大学还要高)，而南召一中竞有3名学生被录取，后来被誉为“当代毕升”的五笔字型输人法发明者、北京王码电脑公司董事长王永民位列其中。至“文革”前学校升学率一直保持稳定上升态势，因之南召一中名声大振，在南阳地区乃至全省产生较大影响，一度被列为河南省重点中学。南阳地区教学现场会、勤工俭学现场会、高中校长观摩会等先后在南召一中召开。省教育厅厅长王锡璋每年都要到南召一中看望，评价南召一中形成了自己的“小气候”。原来外地教师不愿留，此时他们不愿走；原来成绩好的学生去南阳上中学，此时南阳有些好学生到南召一中上学，形势大逆转。他在南召一中工作期问培养的学生遍布全国，其中较多的成为党政、文教、经济、科技等方面的领导干部或技术骨干，也有享誉中外的专家学者、知名教授和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等，可谓“桃李满天下”。南召各界普遍称颂这个时期的“张纪功现象”。

1966年“文革”爆发，张纪功受到极大冲击，被冠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惨遭批斗达三年之久。1970年底被解放后调往南阳工作，初任南阳市三中革委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1973年调任南阳一高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在南阳一高中这所有名学府中，他秉承固有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主持正义，抵制派性，化解矛盾，拨乱反正，“文革”结束后很快使学校恢复了元气，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升学率逐年上升，在南阳地区名列前茅，并恢复了省重点中学。

1984年，张纪功经批准离休，享受地市级待遇。他德高望重，热心公益事业，休而不闲，先后受聘担任中共南阳市委政策研究特约研究员、市教育学会副会长、市家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市三结合教育研究会副会长等职，调查研究，撰写文章，应约作专题报告，受到广泛好评。后将自己著述结为一集《无悔人生》，书名和文章深蕴了作者终生从事教育事业，特别是担任35年中学校长，当人梯、作蜡烛，为国育材无怨无悔、自甘其乐的宽广胸襟和高尚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