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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价值

语言学转向，亦称语言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

概念

"语言学转向"是用来标识西方20世纪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之区别与转换的一个概念，即集中关注语言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语言不再是传统哲学讨论中涉及的一个工具性的问题，而是成为哲学反思自身传统的一个起点和基础。换句话说，语言不仅被看成是传统哲学的症结所在，同时也是哲学要进一步发展所必然面对的根本问题，由于语言与思维之间的紧密关系，哲学运思过程在相当程度上被语言问题所替换。

源流

作为一个术语，"语言学转向"最早由维也纳学派的古斯塔夫·伯格曼在《逻辑与实在》（Logic and Reality，1964）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所有的语言论哲学家都通过叙述确切的语言来叙述世界，构成了语言学的专项，语言成为日常语言哲学家与理想语言哲学家在方法上的基本出发点。

但使这个说法得到广泛流传和认同的，则主要缘于理查德·罗蒂所编的《语言学转向——哲学方法论文集》（The Lingustic Turn: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1967）一书的出版。

总体来看，两位学者对哲学新动向的总结针对的主要是英美分析哲学，其中包括作为先行者的弗雷格、罗素，在一定程度上受他们影响的牛津日常语言学派和维也纳学派，以及后来的逻辑实用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他们共同展示了哲学研究中语言分析的不同方法和阶段。

讨论

分析哲学家大多是数理方面的科学家，在追求科学性方面承袭了实用主义的传统，即力图在语言、意义和实在之间达到统一，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那些无法为经验证实的语言命题被宣告为非科学的和无意义的命题。形而上学作为一种追求普遍有效性的真理言说系统，其语言必然包含超越于经验的指向，因此分析哲学的科学性要求最终划分两个世界，也即可以用可靠语言或有意义的命题进行表达的部分，和无法进行表达的“无意义的”部分。

我们看到，"语言学转向"虽然在狭义上讲的是与分析哲学和语言学直接相关的部分；但是从广义上看，它的深度已经涉及到符号和表意系统整体，而广度上则包括了欧美现代哲学的整体趋势，因此这一转向也可以认为是西方哲学整体的"语言转向"，对后来的哲学研究影响深远。今天的哲学家已经很难直接去探讨纯粹的哲学运思，而是必须面对各种文化意义领域与语言学或者其他指意符号系统之间的密切关系。事实上，美国哲学家皮尔斯早就认为，使用符号的能力乃是思想的根本要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皮尔斯应该是最早语言了"语言学转向"的一位哲学家。

价值

从横向看，"语言学转向"直接源自数理科学和语言学的发展；从纵向看，"语言学转向"实际上是现代哲学方法论转向的一个结果，无论是第一、第二代实证主义的经验归纳还是现象学的本质直观，都首先意味着现代哲学的方法论转换，其次才是语言在这一转换过程中的出台并取得中心地位。

由于语言联系着主体与客体、本体论领域和认识论领域，因此这一转向并非真正与传统哲学异质，而只是从一种新视角来重新探讨传统哲学面临的各种问题，其初衷很难说是对形而上学问题的真正拒绝。只不过在结果上，"语言学转向"展示了把形而上学科学化的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但乐观地看，"语言学转向"也反过来标明了人类语言与科学化表达对于形而上学的无力，因此它恰恰更为鲜明而突出了形而上学独立和超越于人类经验范式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