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余秋雨现象，余秋雨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已经讲过了，大意就是，一个文化人，在台湾，香港和其他华人心目中是很接受他的，而大陆则是因为妒忌，因为小气，而对他，骂声一片。

“余秋雨现象”并不局限于余秋雨一个人，这种现象有共性，在学术界就有不少的所谓著名学者、教授、博导，在自己的论著中大量抄录他人文章里的参考文献，当作自己查阅过的文献，炫耀自己学识的渊博，却往往因为人家的引文是错的，他也跟着错了，才露了马足，十分尴尬！所以，“余秋雨现象”是20世纪最后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界的一种急功好利病的爆发期，有很大的传染性，是全国上下“一切向钱看”在学术领域里的一种产物，它有市场，能欺瞒人，能名利双收，才会畅行无阻。反之，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都成了背时的迂夫子，他们也没有“钱途”，谁也不会学他们的榜样。李敖曽断言中国已经没有知识分子了，即包括“余秋雨现象”在内，当然不是指余秋雨一个人。

2004年夏天，余秋雨曾说要封笔，要彻底告别中国文化界，在海内外传媒上闹得沸沸扬扬，这是真的吗？这与学界对余秋雨散文的评价所经历的“从颂歌合唱到骂声如潮”的过程有无关系？余秋雨在“文革”中到底有无做过“四人帮”的御用写手？他是如何从“文化苦旅”迈向“法律苦旅”的？他的“法律苦旅”是“圆满结束”，还是彻底破产？被称为“世界华文文化界最火爆的一件事”的余（秋雨）古（远清）官司，他是赢还是输？才思敏捷的他，文品和人品有无缺陷，有无顺手牵羊剽窃过别人的文章？他去年扬言要“自杀”，是肉体自杀，还是精神自杀？他的自传《借我一生》，有无改写、伪造他的“文革”历史？本书汇编了学术界不同看法和相关报道，并作了独到的评点，还公布了鲜为人知的史料和证据，从而解构了余秋雨一贯“站在正面”的神话。这可谓是对十多年来“余秋雨现象”的总盘点，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对研究“文革”文化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余秋雨”是谁?

他是20世纪90年代受到高度评价的同时，又遭到最严格的审视、挑剔和受到最苛刻的评价以及最尖刻的嘲讽乃至谩骂的上海作家。

人们怀念1992年的余秋雨。那时候，余秋雨的名声还没有那么高，他的文章没有“深刻的故意”，没有“经霜的冷峻”，没有“文化散文”的高帽，没有“文化明星”的重负；那时，只有文化，只有苦旅。在王永飙一类读者的手中，余秋雨作品被他们小心地抚摸，以至感叹“好文章值得一读再读，好朋友值得一聊再聊，好情人值得一爱再爱”。可后来人们发现，《文化苦旅》之后的余秋雨，他写的文章不再像过去那样是好文章，其人也不像以前那样是“好朋友”，更不是值得一爱再爱的“好情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受，和余秋雨不仅是一位散文家，而且是一个广义的文化人，一位善于炒作的明星式作家有关。

以《千禧日记》为例，媒体把作者炒作为“文化巨匠”、“文坛精英”。正是这位“博学”的文学大师，在困居塔上多年的学术研究之后，睡眼惺忪地骑上了散文的毛驴在华夏大地上“苦旅”，在远离尘嚣的“山中”写笔。他站在几乎与上帝同样的高度，追问在中国文化史的大殿里安睡的先人们，不断对华夏文明发出悲悯的感叹。“他跟超然对话，然后以此教育世纪末的今人。”

余秋雨不仅是“博学”的文学大师，还在散文中以哲人面目出现。读他的散文，总仿佛看见一个历史的哲人，沉思着跋涉在大自然的山水、江河、废墟、小镇、古殿、庙宇……之间，在哲人飘然走过的路上，无不留下对文灵魂和人生秘谛的沉重思考。或像有的评论者形容的那样：“他老是背着手，低着头，皱着眉在慢慢踱着。其基调永远具有学术权威口吻的居高临下

，遗老遗少式的吊古伤今，牧师布道式的悲天悯人，并且还夹杂着旧式文人特有的似乎聊充排遣之用的故作通脱。”

不管是“博学”的文学大师还是哲人，余秋雨均以自己所拥有的哲人的洞见力和一个艺术家的感受力做基础。他有一套聪明的叙述策略，如对古典文明，明明挥手拜拜，却又满怀恋情；好像在否定，又好似在赏玩。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做法，确能惹得读者的喜爱，以至在台港两地刮起一阵阵余秋雨旋风，让台湾文坛重镇余光中对隔岸同宗的余秋雨作出这样高的评价：“比梁实秋、钱钟书晚出30多年的余秋雨，把知性融入感性，举重若轻，衣袂飘然走过了他的《文化苦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