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怨恨理论有王明科博士提出，其产生于中国现代性语境，[1] 主要指在中国现代性背景下为追求中国文化现代化而产生的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它是在批判性地借鉴中国古代怨恨的同时扬弃印度怨恨论、改造西方怨恨论，并积极吸取现代心理学、伦理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等有关理论，由此形成一个更加适合于研究现代中国文化的现代中国式怨恨理论，从而在新怨恨的新视界下更好地研究中国现代文学。

新怨恨理论批判中国古代文论中将怨恨仅仅视为个人此时此地的暂时心理发泄：或是作者因怨恨而写作，或是作品中的人物因怨恨而言行——将怨恨上升到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追求中产生的民族性体验与世界性共鸣，其中既有因个人荣辱变迁而产生的怨恨，更与民族国家之兴衰以及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及其现代中国人在精神心理上对现代性之悖论性的复杂回应相关。同时，新怨恨理论吸收了中国文论中从古代“兴观群怨”说一直到近代“哭泣”说的一系列怨恨诗学命题的合理要素，将怨恨由一般的情绪理解上升为一种美学意义与文学评论上的批评理论。

新怨恨理论舍弃了印度文化中虚无解脱意义上的瞬时性怨恨体验，质疑其怨恨的消极性解释，将怨恨视为一种长久的对于人与世界有着一定干预力量的积极心理体验。同时，吸取印度怨恨论的形上追求，将怨恨由单一的心理反应上升到一种研究情感体验与行为动机的效果单位。

新怨恨理论化解古希腊文化中将爱恨神圣化为推动万事万物的力量，同时，受其将怨恨与认识相关联之思想的影响，将怨恨作为文化尤其文学批评的一种革命性新范式：认识是理智的，而怨恨是情感的——所以要打破用理智来研究情感的传统思维模式，取而代之的是用情感来研究理智。当然情感与理智永远纠缠不清，理智一直试图控制情感，而情感始终企图突破理智，就好象鸡与蛋、男与女争论谁先谁后的一样困惑。新怨恨理论不是讨论这个永远解释不清楚的问题，而是指研究模式与重心侧重于情感与心理。在笔者看来，情感与心理是比理智与规矩更根本更深层的行为动机与社会动力：一个正常的人往往因情感而变换出许多理智的假像，理智对此无能为力，只能装糊涂以保持其理智本色。同时，新怨恨理论又借鉴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归属，将怨恨视为一种情感体验批评而不是意识形态批评，其意义就在于其情感性，其丰富也在于其情感性。

新怨恨理论与西方基督教的爱恨观之间存在着一定相通，即都是以弱者与下层为本位；但两者之间原则性的不同是：基督教要爱一切人甚至爱敌人，而新怨恨理论强调爱所应该爱的，恨所应该恨的。与希腊人的爱是自下而上的追求相反，基督教的爱强调自上而下——高贵俯就贫穷，美者俯身丑者，善人倾顾恶人，圣人屈尊庸人，救主俯盼罪人！基督教不怕因此而变得不高贵或有失身份，反而确信在这一屈尊降贵行为中会抵达与上帝相似的最高境界。因此所有的人都值得去爱——友人与敌人、善人与恶人、雅人与俗人。新怨恨理论虽然在弱者本位立场上与基督教爱恨观的方向相似，但在具体内容与性质上最明显也最本质的不同是：基督教之爱不是通常道德伦理与心理情感上的褊狭意义而是一种高于生命本体的存在价值层次，与之相比，新怨恨理论并没有多少宗教色彩，既不是对一切人甚至对敌人的博爱，也不是对一切人甚至对奋求者的怨恨。 “怨恨”作为现代心理学术语最早出自法语中的Ressentiment，其原义有两个要义：一是积极性含义，指对他人作出的情绪反应在个体理智控制下逐渐脱离情绪表达而深藏内心长期咀嚼的不满心理；二是消极性含义，指带有明显敌视意识的情感抵触情绪与心理报复机制。德语中Groll大体与法语Ressentiment同义，指一种暗藏心中、隐忍未发、自我暂时控制的愤懑在经过压抑最终形成仇恨意向后虽没有任何确定的敌对意图但已孕育了一切可能的敌意情绪。相比之下，Ressentiment比Groll所包括的含义要深广得多，由于Ressentiment尚未成功译为Groll，因此许多人继续使用Ressentiment。新怨恨理论抛弃了法语Ressentiment本源上的敌意成分，同时保留了其对情绪反应的再咀嚼与再体验的含义。

新怨恨理论特别指出，西方怨恨研究历史上两个最重要的思想家尼采与舍勒的怨恨论断，在实现每一次学术革命的同时都存在着严重的立场问题！新怨恨理论对此毫不犹豫地加以反对与割弃。

新怨恨理论摈弃了尼采站在强权立场上对弱者怨恨体验的嘲讽。尼采以羔羊与猛禽为例，说明怨恨是弱者对强者的反应而不是相反，羔羊怨恨猛禽但猛禽不但不恨羔羊反而爱羔羊，因为它们是那么地可口。尼采认为要求强者没有征服与统治欲望就与要求弱者表现为强者一样的荒谬———与这种纯粹站在强者甚至暴力者立场上弱肉强食的反怨恨论相反，新怨恨理论严正申明永远坚持弱者立场，并以怨恨的动力为基础实现弱者对强者的反抗与颠覆。

新怨恨理论绝对不是对舍勒怨恨论的承接，新怨恨理论与舍勒怨恨论至少存在两方面本质与严肃的根本立场分野。其一在于：新怨恨理论割弃了舍勒怨恨论中对毒素怨恨心理与复仇怨恨体验的精细描画，将怨恨论从自身的悖论性陷阱里提拔出来，指出怨恨并不仅仅是有着毒害与复仇心理的体验，同时更是具有诱发积极解救行为的心理功能。其二在于：舍勒认为，弱者对强者的控诉、愚者对智者的漫骂、无能者对有力者的诅咒、低下者对高位者的仇恨、满足者对拼搏者的嫉妒、大数量对高质量的支配…这一切都来自于怨恨，同时这一切怨恨不是一种积极的情感体验与动机来源，而是一种没落与衰惫，是一种“价值的颠覆”，即正常的合理的旧价值观被不正常的不合理的新价值观彻底颠倒，这种价值颠倒的结果是：人类平民与社会最低下者的价值观获得了对贵族与上层阶级价值观的胜利。但新怨恨理论则认为：这一切怨恨非但不是一种不积极的情感体验与动机来源，不是一种没落与衰惫，恰恰相反是一种非常积极的能够改变现实与再造现实、从而取得个体命运变化与民族国家再生的情感体验与动机来源，是一种“价值的纠正”而非“颠覆”，即将正常的合理的新价值观从不正常不合理的旧价值观中彻底拯救与解放出来，这种价值矫正的结果是：人类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的正当价值观摧毁了靠统治地位、武装力量、欺骗谋术、金钱交易等各种不劳而获的掠夺价值观的霸权。新怨恨理论与舍勒怨恨论都认为怨恨是现代社会尤其现代市民（不管中国还是外国）的根本心理与行为动机，但在怨恨的性质理解上存在根本的甚至对立的不同！之所以出现这种根本对立，其原因在于各自文化立场的严重不同：舍勒是站在富人、强者、上等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独断主义、霸权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上发言，其话语是一种强权政治与霸权话语。而新怨恨理论是站在穷人、弱者、下等人、劳动人民、被统治阶级、无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社会主义、被压迫民族甚至共产主义的立场上发言，其话语是一种反抗专制、解构霸权、颠覆强者、维护弱者、平等对话、互惠互利的平民话语。

新怨恨理论既不是柏拉图式的“精神理念”,也不是经验论主义的“实际经验”,更不是弗洛伊德式的“性力转换”，而是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紧密相关、注重中国语境之特殊性的情感体验。由于中国现代性不是自然而然地从自身内部的运演中发生，而是西方现代性入侵逼迫的结果，其被动植入性而非原生性的突出特征使现代中国人的怨恨症候表现为双重冲突：不仅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而且是中国与西方的冲突。中国现代性体验发生的被动性，决定了新怨恨首先不得不面对的是中华民族与中国国家在国际不平等竞争中的怨恨心理，其次不得不面临的是中国传统与现代西方在文化价值理念冲突中的怨恨，再次不得不应对为谋求维护中国传统终极信念的继续有效性，并在寻求民族价值理念辩护的同时尽力将其影响投向西方的回瞥传统价值中的怨恨。

新怨恨理论产生的基本条件是以天朝为世界模式、以自我为世界中心的华夏民族优越性不得不面对甚至接受西方从军事与政治到经济与文化等全方位的强行入侵时，中国人第一次发现自己虽然在情感上自负地认为有资历与西方比较，但在事实上却各个方面不但根本无法与西方抗衡，而且存在着明显落后的极大差距。中国人在众多强敌的联合进攻与疯狂蚕食面前的无能复仇与无力反攻，使其只有强抑愤怒而不能发泄，通过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卖地求安、赔款求情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人内心深处积聚了太多忍辱负重的隐忍情态，东方文明古国妄自尊大的骄傲姿态再也难以维持与显现，取而代之的便是怨恨的心理体验。当中国传统尤其儒家惟我独尊的思想与西方各种现代观念发生激烈冲突时，中国人尤其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老大帝国心理遭到严重伤害，并在对方强大的军事武力面前不能当时爆发与及时报仇，于是产生了三种心理现象：一是阿Q式的自我欺骗与麻醉心态：“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二是为消除中华民族的生存性紧张，贬低西方现代文化价值，将其降低到中国文化价值水平之下，以“不过如此”、“不就是这样吗”、“葡萄是酸的”、“狐狸是臊的”等心理来安慰自己，并提出虽然中国经济、军事、政治落后于西方，但在文化上却优于西方的文化优越论，通过建构“世界秩序”与 “世界文化”的概念，创立一个既高于中国文化又高于西方文化的另一种不同于西方文化价值的新价值观，取代西方拥有而中国无力获得的现存价值，并视其为最真实、最高尚的价值实质，而把现存的西方强势价值说成无意义的价值。三是特别复杂的怨恨心态：中华民族本来与世界其他民族一样甚至在历史上比它们更要强大，但现实是不如人家。这种怨恨既包含中西生存比较中的自卑、求变、进步，又蕴藏着因裂变的痛苦不堪忍受而出现的自傲、求稳、保守。因此，新怨恨不是单一的怨与恨的简单相加，而是比较中羡慕与怨恨共生、进步中爱己与恨他同在、自傲与自卑错综、变革与守陈纠缠、怨中带恨、恨中藏怨、爱恨交加等各种心理与多样矛盾难解难分的相互扭结。

新怨恨是存在者的怨恨，这种存在就是中国人在“人”的意义上的存在。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与追求，新怨恨的存在没有多大意义，充其量不过是个人的暂时心理感受罢了。有了这种生存论的意义之后，新怨恨存在就成为现代中国人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真正心理体验存在。在存在的意义上，新怨恨不仅仅是深藏在个人内心的单一心理反应，而且更是支配中国现代“人”之存在的现象法则，其存在具有客观性、实在性、无限性。新怨恨不仅仅存在于怨恨的主体与对象中，更存在于主体与对象的意义中。怨恨不是一种被预设的在场，不在场也揭示怨恨的存在，不在的怨恨仍然是怨恨的存在。并不是先有了一种人为先定的怨恨，然后现代中国人的意识接受了这种怨恨；也不是中国现代人先有了某种意识，然后这种意识产生了怨恨。新怨恨是一个不可分割与不可分解的存在，这个存在不是每个中国现代人各种怨恨心理碎片的虚幻叠加与想象复制，而是作为其共同情感与共鸣心理，出于对相同生存考验背景下的实体性存在。新怨恨是中国现代人自我意识的反映，因此并非是一种虚无，因为虚无的存在必须有一个曾经存在而且不再存在的意识以及一个作为见证的意识提出第一个意识的虚无以便进行认识的综合，而现代中国人的怨恨意识先于虚无且出于存在。对每一个中国现代的生存个体而言，怨恨只有到死亡才会停止，只要活着他就是怨恨的存在，他有怨恨的理由、内容、对象、方式、结果，同时其怨恨往往是多重的：不仅由于他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各种弊端的怨恨,也不仅由于他对于建构现代文化之艰难曲折漫长的怨恨，而且是因为发现自身无法逃脱的传统文化积淀的内在制约后产生的对于自身局限与历史局限的深深追问中的怨恨。因此，新怨恨是自为的，自为恢复并承担了新怨恨的存在。同时，新怨恨也是自在的，因为其中没有神秘与不可理解，而是每个现代中国人所能够感受到的真实存在。并且，新怨恨是自因的，它既不派生于可能也不出自于必然，而是现代中国人在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中的承受：人们承受着怨恨的痛苦，并因没有克服更大的怨恨而承受着更大的痛苦。

新怨恨的存在是有价值的存在。正由于新怨恨不完全是感觉中的怨恨或者察觉到的怨恨，而是一种蕴涵存在意义的怨恨，所以新怨恨就具有了很大的价值。其价值来源于其存在，其存在成全了其价值。缺少存在的怨恨就是价值崩溃的怨恨，缺少价值的怨恨就是存在崩溃的虚无。所以，新怨恨之价值的存在不是由于一切外界的作用力，也不是由于亚里士多德第一推动力那样的吸引力，更不是由于怨恨的存在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魔力，而是由于现代中国人在世界性生存比较中获得了生存与存在的自由意识。这种自由意识以现代生命观为其基础：从个体来看，强调每个现代中国的生命价值优先于传统理性支配下的有用价值和工具价值，因此中国现代个体生命不仅对传统价值产生了极大怨恨，同时也对现代性弊端导致的个体生命之戕害的现代价值充满了怨恨——物与机器以及自然都变成了随心所欲操纵人的主人，人创造的物反过来控制了创造物的人，起主导作用的生命价值在减弱，而目的价值与手段价值在高扬。从群体来看，弱者对强者的怨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怨恨，被殖民民族对入侵民族的怨恨，第三世界国家对霸权主义国家的怨恨，其价值法则就在于揭露并反抗了打着平等、民主、自由的旗号其实却实施着无限制的经济掠夺、政治控制、军事扩张、国家霸权的怨恨。

新怨恨不仅是群体的也是个体的。由于新怨恨主要产生于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儒、法、墨、道、佛、兵、纵横、阴阳等各家文化为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面临西方现代各种文化入侵与压迫时的全球各民族的生存性比较中，所以它首先是一种民族性的群体怨恨心理，同时也是个体在传统秩序不断解体、现代规则尚未定型的过程中，因种种利益变迁与命运浮沉而积蓄的个人怨恨，并常常是个人怨恨与民族怨恨的共在与纠缠。不象西方现代性语境中的个人怨恨与民族怨恨在许多时候有其冲突甚至对立的一面，中国现代性语境中的怨恨往往是个人怨恨与民族怨恨的统一表达。因为中国思想和中国社会历来是圣俗不分的一元性，没有人与上帝的对立，也没有此岸与彼岸的紧张。中国人没有真正的宗教性崇拜，中国人的宗教崇拜就是祖先、皇帝、国家等世俗性的权势东西。即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有多悲惨，他们也不会放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思想。所以，新怨恨往往是个人怨恨与民族国家怨恨的同轨并进，即使有时候民族国家怨恨被作为个人怨恨的一种保护手段，或者以民族国家怨恨的形式推行个人怨恨的实质，但实际上两者确实不相分离，很难截然分开。在新怨恨的视野里，个体怨恨是出于家境、资质、禀赋、经历、时代、命运等个体性的生存比较，当个体的身份追求和角色认同与政治、法律、经济、文化、道德等社会既定秩序的定位不相符合并由此产生被压制的生存性无能为力，同时在与他人价值的比较中失望时产生。集体怨恨则是由于政治结构、经济基础、军事背景、传统秩序、文化理念等诸多因素在其他民族与国家的强行入侵下，出现民族比较中的忍辱负重时产生。但实际上，集体怨恨的原因也是个体怨恨的部分原因，个体怨恨的原因也是集体怨恨的部分原因。

新怨恨是爱的一种表达。新怨恨认为，不论探究个人还是家庭、群体、历史、时代、民族、国家的内在本质，只有把握了其具体的价值评估与价值选择系统时才算深入研究，这个系统就是主体的精神气质或者性格心态，它在根本上其实就体现为爱与恨的秩序——爱恨的建构形式支配着主体的行为活动，把握了一个人的爱恨秩序就理解了这个人的内在动机。因此，爱恨秩序不但是人本身的秩序部分，也是世界的秩序部分，个人就置身于这种秩序之中并以这种身份来看待自身、他人与世界。那么爱恨的秩序是什么？新怨恨理论认为，爱与恨是一体的而不是分裂的，是整合的而不是对立的，是纠缠在一起的而不是相反两极的。恨貌似与爱对立，实则是爱的结果。无论恨的动机或行为多么复杂，但都皆以爱为基础。恨出于爱，恨疾病是因为爱健康；没有爱，恨就失去了意义，恨其实是爱的失望。同时，新怨恨理论强调，人的心灵是以爱而不是以恨为第一规定，恨只是错爱的反应，不能爱也就不能恨。因此怨恨的对象如果不是曾经被爱过的对象，至少也是被羡慕过的对象。怨恨者本来也爱他所恨的事物，只是由于对象不能争气或者不曾占有而才产生了恨。可见，恨不会无缘无故地产生，恨的存在以爱为前提。无论何时何地，不管个体群体，恨都是心灵和性情对破坏爱的反抗。当爱转变为恨之后，新怨恨理论不是无视这种恨的存在，或者将已经变化为恨的情感硬说成不存在或者看作爱本身，而是探究其所产生的原由、性质、内容、动机以及怎样化解其中的负面效应而发扬其中的积极力量。

新怨恨理论以现代心理学及伦理学方面的“怨恨”理论作为其科学的规范基础。以动机论情绪心理学家汤姆金斯与克雷齐的研究为代表的现代心理学早有定论：感情是行为的原动力，行为原动力的探究只能在感情中而不是在理智中找寻，理智不过是欲望的眼睛，不过是指导设法实现感情的手段而已。所以，从怨恨的情感体验视角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具有科学的根据与可行的方法论指导。王海明在研究古今中外心理学与伦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一个观点：引发行为的原动力“主要是爱与恨，”[2] “人遭受损害和痛苦必恨、而接受利益和快乐必爱：爱是一个人对给予他利益和快乐的东西的必然的、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心理反应；恨是一个人对给予他损害和痛苦的东西的必然的、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心理反应；”[3] 因此，“在每个人一生的行为总和中，他的目的利他行为与目的害他行为孰多孰少，便取决于他对社会和他人的爱与恨孰多孰少，说到底，便取决于他从社会和他人那里所得到的利益与所受到的损害孰多孰少；”[4] 由此可知，“一个人所以会目的害人，是因为他恨人而有嫉妒心和复仇心，而他之所以心怀嫉妒和复仇而恨人，又只是因为他的痛苦和损害是社会和他人造成的；反之，一个人所以会目的利他，则主要是因为他爱人而生同情心和报恩心，而他之所以爱人而生同情心和报恩心，也只是因为他自己的快乐和利益都是社会和他人造成的。”[5] 可见，在现代心理学与伦理学的研究视野中，怨恨根本就不是个贬义词！根本就不是什么通常人所误解的“不健康”。爱与恨都有原因，其产生都有根据，因此也都具合理性。

综上所述，本文对“新怨恨”理论的界定[6] 为：新怨恨理论是一种在西方现代性入侵下产生于中国现代性语境中的关于现代中国人包括个体与群体的基于生存与存在根基的具有持久反思能力与改变现实功能的有价值的属于中国现代性情感体验与动机结构的心理效果单位；是中国现代人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与命运、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习俗与时代、可能与艰难、惶恐与向往、进步与倒退、激进与保守、追求与失望、传统与西方等各种复杂矛盾因素的心理反映；是在近现代中国社会情境下中国人面对现代性转型而产生的对于民族国家体制、社会制度环境、道德品质特征、伦理概念判断、知识艺术事务、精神气质体系、价值观念机制、个人欲望结构等种种巨大变迁而出现的一种属于现代中国人的处于现代化追求与现代性质疑的悖论两难中所显示出的复杂的有着特定涵义的心理情感体验；是处在中国现代化特定转型期的个体与群体甚至民族与国家在与它者的价值攀比中，对他人与世界的伤害或压抑在出现情绪反应时强烈抑制该情绪发泄使其向意志力情状转化并出现无能无力意识后的一种暂时隐忍心态与长期反抗动机；是一种有着极大的重构现实秩序、再造世界理想、发展完善自我、寻求民族出路、重振国家繁荣富强的心理能量，并完全能够在存在的意义上使这种心理能量转化为现实实践中的积极行动与操作力量。

新怨恨理论不仅仅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一种心理体验理论，更是具有美学意义的与现代性研究相关联的一种文化批判与文学批评的情感体验理论。新怨恨是一种发生于中国现代性语境中的个体存在与群体存在的审美体验，或者说审美现代性的体验。新怨恨作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审美纬度之一，主要表现了现代中国人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在中国现代性语境中的情感、欲望、幻想、想象、理想、追求、信仰、价值规范、日常生活、心理模式的一种生存审美体验。新怨恨理论主要不是研究定型期或稳定社会中的怨恨心理，因为社会稳定期的怨恨体验并不是属于整个社会最主要、最根本、最有价值的社会心理体验，而只是个人与群体在一时一地的心理反应；新怨恨理论主要研究对象是处于新与旧、革新与变化、模仿与创造、连续与断裂、进步与革命等一系列社会变革与转型矛盾中产生的属于个体、社会、民族、国家、世界的既有着普遍内涵更有着个别差异的心理情感体验。

[1]当下的中国现代性语境请参阅：王明科：《中国文化现代化与现代性研究中的五大弊病》，分别见《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第21-26页以及《文化研究》2005年第11期第52-58页，另见《光明日报》2005年3月29日第8版，《新华文摘》2005年第11期第162页，《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5年第4期第190页。

[2]王海明：《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93页。

[3]王海明：《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96页。

[4]王海明：《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25页。

[5]王海明：《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24页。

[6] 关于“新怨恨”理论，笔者曾经有初步大致轮廓的界定，以后又进一步得到完善，参阅：王明科：《“新怨恨”理论与文学批评》，《湖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第172-176页。王明科：《怨恨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启示》，《社会科学评论》2005年第2期第59-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