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工作委员会简介

郭沫若辞去三厅厅长后，周恩来与时任陈政治部长张治中说：“第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无派的文化人，都是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而你们现在搞到他们头上来了。好！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请你借几辆卡车给我，我把他们送走。”蒋介石得知此事后，突然召见郭沫若、杜国庠、冯乃超、田汉、阳翰笙，说明在政治部里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宗旨是对文化工作进行研究，要三厅的人员留下来继续工作，这是蒋介石害怕郭沫若等去延安而采取的羁縻政策。郭沫若等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就答应他吧！他画圈圈，我们可以跳出圈圈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他们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展开我们的工作。”[1]这样，文化工作委员会于1940年11月1日正式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副主任阳翰笙、谢仁钊、李侠公。专任委员10人，有：沈雁冰、沈志远、杜国庠、田汉、洪深、郑伯奇、尹伯林、翦伯赞、胡风、姚蓬子；兼任委员10人，有：舒舍予、陶行知、张志让、邓初民、王昆仑、侯外庐、卢于道、马宗融、黎东方、吕振羽。文化工作委员会下设三个组：第一国际问题研究组，组长张铁生（未到任），实际工作由蔡馥生担任；第二文艺研究组，组长田汉，由石凌鹤代理；第三敌情研究组，组长冯乃超。文工会荟萃了文学家、历史学家、戏剧家、社会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音乐家、美术家、电影艺术学家、自然科学家等大批文化精英。如著名作家沈雁冰、舒舍予，教育家陶行知，历史学家邓初民、翦伯赞，自然科学家卢于道。还有文艺家胡风代表“七月”派，姚蓬子为国民党方面的文化人。在研究人员中更有许多进步文化工作者加入。这表明，文化工作委员会团结了更多的文化界人士，扩大了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国民党在研究人员中也安插了钉子，但都先后暴露了他们的特务身份而陷于孤立。总的说，顽固派对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迫害不是放松而是在加紧，皖南事变后，更是如此。周恩来指出，文化工作委员会“近被政治部监视甚严，会内外之特务工作加紧，对外活动甚少。”[2]尽管政治环境险恶，文化工作委员会还是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文化工作委员会跳出了国民党只准研究的圈子，以学术活动方式推动抗日民主运动，举办了各种讲座、演讲会、报告会等，参与主讲的有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张友渔、王芸生等，有国民党左派邵力子、冯玉祥、王昆仑等，有著名学者如郭沫若《古代社会研究》的讲座和文艺演讲，邓初民的《清国政治史》，翦伯赞的《新史学》讲座，卢于道的《人类进化问题》，冯玉祥讲三国故事，作家老舍讲小说，田汉讲戏剧，艺术家贺绿汀讲音乐等等；在国际问题方面，主要依靠中苏文协来开展活动。文工会依靠王昆仑、刘仲容、侯外庐、屈武、许宝驹等人，举行了纪念苏联国庆24周年活动，纪念马雅可夫斯基、高尔基。以中苏文协、中国作家或中国学者的名义，发表给苏联作家、科学院乃至斯大林的公开信。同时也给美国作家和各国作家发公开信，呼吁实行国际主义的合作，反对法西斯侵略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的华侨通过《中国报导》了解情况后，在道义上、经济上给予了大力支持。文化工作委员会在《新蜀报》等报刊上主办专栏，为国际问题研究组负责编辑《国际问题周刊》，文艺组负责编辑《七天文艺》；在敌情研究和宣传方面，文工会继续编译第三厅创建的《国际问题资料》和《敌情研究》，具有较高参考价值，为军政各方面所重视，这些情报资料，经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而后转到延安。为开展对敌斗争，由日本作家池田幸子和鹿地亘夫妇发起，在郭沫若、冯乃超等人的推荐下，组成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简称“反战同盟”），借以瓦解日军，收集日军资料，进行反战宣传，同时在盟员中进行民主思想教育。

文化工作委员会跳出了国民党画的圈子，广泛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和抗战文化运动。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推进抗战，呼唤民主，团结文化人，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事业创造出累累硕果，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因如此，国民党加紧迫害文化工作委员会，最后于1945年3月30日把它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