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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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原文

廖沫沙《挽邓拓诗》

岂有文章倾社稷， 从来佞幸覆乾坤。

巫咸遍地逢冤狱， 上帝遥天不忍闻。

海瑞罢官成惨剧， 燕山吐凤发悲音。

毛锥三管遭横祸， 我欲招魂何处寻。

作品背景

1966年春夏之交，中国上空狂风呼啸，电闪雷鸣，压得人透不过气来。5月18日凌晨，邓拓含冤离世。那年他五十四岁，正是风华正茂的中年，就成为那场延续十年旷世大灾难的第一位殉难者。

整整一个春天，邓拓的心情都处在惶惑、愤懑以至震撼的状态中。从前一年冬天姚文元那篇批判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刮起的狂风，越来越猛，明显地已经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对着整个思想文化界和北京市委了，不是传来毛泽东主席对北京市委所谓“独立王国”的严厉批评吗？他惶惑不解：北京市委就在中央身边，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怎么可能“水泼不进”？岂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接着，公开点了他的名，拿他的一些杂文随笔开刀，连篇累牍地批判他在《北京晚报》副刊的专栏《燕山夜话》和他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上的专栏《三家村札记》，那种从字里行间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任意上纲、罗织罪名的卑劣手法，使他这个熟谙历史的人很快就想起明清两代那些令人战栗的文字狱。昨天，报上又有一篇戚某的文章，竟无中生有地诬陷他是“叛徒”，更使他热血上涌，头晕目眩。冷静下来，他不禁认真思索：自己历史上两次被捕经过，组织上早已作结论。这个戚某有什么根据将“叛徒”的帽子强加在他头上？工作的错误可以批评，文章的毛病更可以议论，职务也可以免去，但是，人格不能受侮辱，共产党员的尊严不能受侵犯，“士可杀不可辱”，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士的崇高形象经常屹立在面前。他要用自己的生命维护尊严，留下清白。

这天晚上，他决定给党留下最后一封信。在下笔以前，他先执拗地要妻子丁一岚带着子女先离开家一段时期，说“家里有姐姐照顾我，不要紧”。让心情沉重的妻子先去安睡。然后展纸挥笔，向党倾诉，按自己的认识，认真分析自己被批判文章的背景和不足，不同意那些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诬陷。

就在他用生命的最后一息虔诚地山呼万岁的时刻，作为那场大风暴标志的“五一六”通知，正以中央文件名义飞向全国，打开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文字狱的大门。

十三年后，1979年8月，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决定为“三家村” 冤案彻底平反。决定指出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并强加以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种种罪名，完全是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的大冤案，应予全部推倒。决定下达后，全市人心大快，大家表示，一定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决不能再让林彪、“四人帮”这类的野心家、阴谋家逞凶肆虐，决不能再让“三家村”这样的冤案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演。（见1979年8月3日《北京日报》。）9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主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郑重为邓拓平反昭雪。那天，我奉报社领导人之命，起草一副挽联，记得上联是“闽海波涛，长城风雪，三十年笔战生涯，何期奸佞逞凶，千古伤心文字狱”。

文字狱是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统治下的现象。延至当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新的形式、新的手法。邓拓就正好撞到这个枪口上。

作者简介

廖沫沙（1907~1990）原名廖家权，湖南长沙人。1922年入长沙师范学校，曾和贺绿汀组织文学社，办文学刊物，做过报纸副刊的助理编辑。1927年到上海，在田汉主办的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旁听，在《南国月刊》等杂志上发表了《燕子矾的鬼》等戏剧小说作品。

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2年任职于上海明日书店，后又任《远东日报》编辑。1934年加入“左联”。1938年至抗战胜利前先后在湖南《抗战日报》、桂林《救亡日报》、香港《华商报》晚刊、重庆《新华日报》任编辑主任。抗战胜利后去香港恢复《华商报》，任副主编、主笔。

抗战时期写过一些历史小说，1949年结集为《鹿马传》由三联书店出版。解放后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1962年加人中国作协。 《人民日报》曾为他和夏衍等人开《长短录》杂文专栏；北京市委刊物《前线》曾为他和邓拓、吴晗开《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1966年5月和邓、吴三人被错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遭到残酷迫害。1979年初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