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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初，在中日联合开展的西南地区北方系青铜器及石棺葬研究中，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日本九州大学、甘孜藏族自治州博物馆、炉霍县旅游文化局联合组成发掘队，对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德乡晏尔龙村的晏尔龙石棺葬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晏尔龙石棺葬墓地地处鲜水河支流——达曲河左岸的二级台地之上，海拔3250平方米。发掘自10月11日开始，历时31天，发掘面积350平方米，清理石棺葬12座及寺庙基址1处。

石棺葬位于发掘区西部，均直接打破生土。保存状况较好。墓葬分四排整齐排列，东南—西北向。各排之间相距分别为0.3米、0.6米、1米。同一排各墓之间距离0.4米至1.1米不等。

墓圹均为竖穴土坑，坑内放置石棺，石棺之上有填土。石棺长1.5米至1.85米，宽0.4米至0.5米，深0.4米至0.6米。均无底板，以片石为侧板、挡板及盖板，一般在侧板底部有扁平小石块卡砌加固，墓底大多垫铺一层黏土后再放置骨架。大部分骨架保存良好，尤以M7为甚。头向均为东南向。

男性墓葬（M7、M8、M11、M2）随葬器物基本为铜戈（刀）与石斧（戈）的组合。其中M8戈内和M7刀柄上保存有木柄痕迹。此外还有骨针、绿松石等；女性墓葬随葬器物较少，一般为骨器，种类有骨锥、骨针、骨璧及绿松石珠等。均无陶器随葬品。

寺庙基址位于发掘区东部，现发掘出石砌墙体7条，南北向5条，东西向2条，共组成3个单元格。其中主体建筑南北长5.6米，宽6.6米，石墙高0.4米至1.5米，墙壁内周及房间中央有扁平石块叠砌的柱础，内放置有3套石臼、石杵。主体建筑东南外围有一宽0.8米至2米的半“回”字形走廊，疑为转经道。西面为另一单元间，南北长6米，东西残宽4米。石墙仅余基部。

房屋堆积内包含有大量夹砂陶片，多为黑皮陶，火候高，纹饰简单，多附加堆纹、凸棱纹。器形以炊器为主，可辨的器形有双耳釜形器、盆、钵等。堆积内废弃较多兽骨，种类有鹿、狗、牛等。另出土有佛珠、经文石、天象石等，宗教色彩浓厚。

石棺葬中戈（或刀）与石斧(戈)的组合在川西石棺葬中少见，而与牟托1号墓较为接近，但戈的形制又有较大的区别。M8出土的铜戈直内，援较狭长，内上有一穿。其形制与西南地区出土的巴蜀式三角形援直内戈有较为明显的区别。而与中原地区殷商时期的戈接近。铜刀、骨器等则为石棺葬中常见的器物，则表明本地石棺葬与北方青铜文化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从M8出土的青铜戈形制来看，与殷墟二期出土的同类戈较为接近，考虑到文化传播的滞后性，年代可暂定为晚商至西周时期，不晚于春秋。至于其准确年代有待于碳十四标本及人骨标本的测定。四川地区的石棺葬除汉源麦坪遗址发现的几座可能为新石器时代外（未出土遗物），其余大部分均为战国—汉代，均不早于春秋时期。此次石棺葬的发掘不仅为早期石棺葬提供了可靠的实物材料，而且也证实了早在春秋以前，川西地区便成为民族走廊，成为南北民族迁徙及文化传播的通道。

寺庙基址群的发现是本次发掘的又一大收获，由于甘孜地区以往发掘较少，缺乏相应的考古对比材料。从基址堆积中出土的陶片来看，可早到吐蕃时期乃至汉代，但从出土的三字真言经文石来看，具有明代特征。因此，综合考虑，其上限可到吐蕃时期，下限为明代。俟具体年代测定后将填补当地乃至甘孜地区历史时期考古文化的一段空白。（唐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