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 暂 春 秋 铸 功 业

­ ——记我党基层领导干部的榜样陈子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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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岗同志是甘肃省革命文艺的先驱者和骨干，甘肃现代医药工业的开拓者。他一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事业、赤胆忠心，为追求真理，刚直不阿，艰苦创业，不屈不挠，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凡和他相处过的领导和群众都称他为党的好干部、群众的好领头人。

陈子岗乳名甲子、大牛，曾用名陈铭，但未正式用过。1924年2月20日（农历正十六日），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曹村乡西头南堡子一个贫苦农民家。他自童年就开始劳动，作为家中长子，父母省吃俭用，勒紧裤带地供他读书，想以此改变家中贫穷的面貌。少年陈子岗深知父母的不易，想早点自谋生路，以减轻家中的负担。1936年，贺龙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正在富平县境内，13岁不到的陈子岗就去要参加红军，结果部队领导嫌他太小而未收留。过了两年，陈子岗又次去找红军，但此时红军早已转移他方，他只得随本村族兄陈鸿烈来到甘肃省兰州市安泰堂当学徒。因他心中总惦想着参加红军，所以不喜欢经商，于1939年6月离兰又另谋出路。

甘肃文艺的闯将

但凡是关中人，对秦文化都有着特殊的情感，尤其是对秦腔情有独钟，几乎人人都能唱几段。陈子岗同志也是如此，加上他嗓子好，吐字真，唱出的戏字正腔圆，很有韵味。但他并不想以此为生，却又一时找不到生计，想回家，又觉得男儿家无功而归脸面无颜，无可奈何之中他在甘肃省泾川县参加了旧戏班“醒钟社”学演唱戏，开始了他20多年的艺术生涯。在戏班中，他很刻苦，吊嗓子、站桩、拿大鼎、踢腿，样样活儿不落人后，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很快就成为戏班中的角儿。

陈子岗天性耿直，疾恶如仇，看不惯富人为所欲为的样子。1941年冬，他随戏班子到甘肃省灵台县给地主白天章唱堂会，他不愿唱白天章点的戏而遭到毒打，后又被关押起来。为此他想了很多，觉得穷人要想不受欺负，就得有个组织，抱起团来和恶势力斗争。他不愿再在这种没有自由的戏班中呆下去，寻机逃了出去。在邻县陕西长武，经过去结识的老艺人金振武介绍，陈子岗同志加入了“哥老会”，排行老九。1942年冬，在他们到甘肃省宁县和盛镇演戏时，听到了当年红军在这一带的消息，陈子岗兴奋不已，爬山涉水，千方百计，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机关所在地庆阳县，结识了分区贸易公司经理王超。王超同志是四川人，在长征路上参加的红军。他听了陈子岗的情况，介绍推荐他去西华池县（今合水县）陇东分区剧团参加工作，时已到1943年5月。

由于陈子岗同志有在旧戏班的功底，一参加边区剧团，就成为团里的主要业务骨干，他不但参加一些主要剧目的演出，还负责教新收进的一些小演员练功。1944年，大剧作家马健翎到陇东看了陈子岗的演出，直夸他唱功好，是个好演员。

1947年2月，解放战争全面开始，陇东分区也进入战争状态。剧团与分区首脑机关及驻地部队跑散的情况经常发生。陇东剧团是支70多人的文艺团体，只有十多支长短枪，基本没有什么武装。为了搞好战时宣传演出，他们经常得冒着和敌人遭遇的危险，不分白天黑夜的急行军，赶时间为驻地部队和群众演戏，随时保持与分区机关和部队的联络。为能轻装备战，团里将许多年纪偏大的老艺人都疏散回家，于是，象陈子岗等一批在业务上较年轻同志不但成为剧团挑大梁的业务人员，而且也是主要的战斗力量。为能避过敌人，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做工作，或及时联系上级机关，陈子岗同志经常被派往侦察敌情，探明路线、进行联络。这项工作很重要，也很危险，要求执行任务的同志必须胆大心细、机智勇敢。陈子岗同志从无怨言，每次都能圆满地完成任务。1949年1月，在他与另一位同志一起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突然与敌人的一支骑兵相遇，由于另位同志视力很差，对敌情一点未察觉。在相距百十米，都能听得见敌人说话的危急情况下，陈子岗同志沉着应对，带着同志机智地摆脱了敌人，向团领导及时准确地汇报了敌情，使全团近百名男女老少安全转移，受到领导表扬，并于1949年2月被任为学员班班长，1949年4月，在火线上党组织直接批准陈子岗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949年8月26日，甘肃省省会兰州市解放。已更名为陇东文工团的陇东剧团奉命进城。他们由西峰镇出发，途经平凉、定西直达兰州，一路600多公里，每次打前站，为剧团安排食宿，都有陈子岗同志参加，并与剧团其他同志一道为群众宣传演出，演出的有《大家喜欢》、《阎王寨》、《破奸案》、《除奸记》、《潞安州》、《打渔杀家》等秦腔、眉户剧目。经过40多天的长途跋涉，文工团于9月初进入兰州城。1949年11月，中共甘肃省委决定，将陇东文工团更名扩编为甘肃省文工团。

刚刚建立新政权的共产党，经济方面还很困难，特别是在新解放的城市里，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许多事情都不象在边区时那么方便。一个百人的文艺团体一进城，要吃、要住、要生活，要添置在城市演出的必须设备。没有经费，什么工作都难以开展，全团上下为此一筹莫展。团领导找到陈子岗，让他想办法为团里筹点款，以使文工团尽快地运转起来，哪怕是到私营老板处借钱也都行。领导知道陈子岗曾在兰州干过事，有熟人，更相信陈子岗的这种活动能力。陈子岗同志没有推辞，可他也没有多大把握，当年他在兰州也仅是个药铺的小店员，又能有多大面子。但为了文工团，为了大家，他还是硬着头皮去找了自己当年的老板、现如今的安泰堂药店经理王茂纯先生，凭借他闯荡江湖的经验和在革命队伍中练就的胆识，动之于情，晓之于理，终于说服王经理借到一笔款子，解决了文工团的燃眉之急。当他带着钱回到团里时，为此焦急地等待了一天的团领导极其兴奋地说：这下子剧团可有活路了。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百废待兴，各项事业都在迅速发展，一个省级文工团仅凭原先在边区时的那些剧目和形式已不能满足形势日益发展的需要。省上决定扩大文工团业务范围，筹建甘肃省文工团秦剧二队，以演出传统戏为主，筹建工作主要由陈子岗同志和李寿亭同志负责，由陈子岗担任队长。一队主要由文工团原有人员和部分新收学员组成，以演出现代戏和其他形式的剧目是为主。

新筹建的秦剧二队主要演出传统戏，靠文工团原有的人员是难以胜任的，必须吸纳民间戏班艺人参加。但当时文工团实行的是供给制，不挣钱。因此招人告示发出后好多日子都也没几个人来。许多与陈子岗熟悉的艺人们也都怕他找他们，因而总躲着他。陈子岗同志没有气馁，不怕碰钉子，不怕吃闭门羹，二遍、三遍地去家里、到戏园里上门做工作，请到一块座谈。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说在革命队伍与旧戏班的根本不同，用实事说明参加革命队伍的光荣和光明前景。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总算将一些有名望的老艺人请到了文工团，如在全省戏剧界享有盛名的沈和中、沈爱莲、刘清华、景乐民、薛再平等。然而组建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由于长期养成的恶习，一些艺人抽吸大烟成瘾，这在革命队伍中是绝对不允许的。为此，陈子岗同志又采取了思想政治工作和强制戒烟的行政措施兼用的办法，使得一些艺人改掉了吸大烟的毛病，成为新社会的文艺工作者。不久，省文工团秦剧二队在兰州市公演，取得成功，观众反响强烈。秦剧二队的成功，也为甘肃秦剧团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0年1月，新组成的庆阳地委专题报告中共甘肃省委，要求将原陇东文工团归还老区。省委研究同意抽出一部分同志回陇东，重新组建庆阳分区文工团。刚由小山沟来到城市，听说又要回去，不少同志情绪低落，思想斗争比较激烈。但陈子岗同志没有犹豫，主动找团领导，要求回陇东，说在哪儿都是一样干革命。许多同志被陈子岗的精神感染了，也表示愿意重返陇东。经组织研究决定，由陈子岗同志带队，组成一支30多人的文艺队伍，返回到庆阳城。

1950年4月，由陈子岗同志带来的30多人与西北民大、华北革大及分区干校抽调来的部分人员，组成了新的庆阳分区文工团，地委任命陈子岗同志为团长，唐风同志为指导员。剧团一成立，陈子岗就根据地委“自谋生路养活剧团”的指示精神，积极开展工作，突击排演剧目公开进行商演。他们首先排演了老区群众所熟悉的现代戏剧目和传统剧目，陈子岗也在剧中担任角色，粉墨登场。由他主演的传统戏《伍员逃国》、《斩单同》、《长坂坡》等戏不时获得阵阵喝彩声。之后，文工团在参加土改运动中的50多天中，走遍全区10多个县区，演出58场，并组织有时事、政策等讲演组，进行宣传活动。1950 年9月，陈子岗领导文工团排演了大型歌剧《白毛女》，开创性地将布景及打雷、闪电等特技效果搬上戏曲舞台。他们的演出，既养活了自己，也赢得了群众，特别是在土改演出时，每到一个地方，群众都热情地款待文工团同志吃饭住宿，就象当年边区群众对待自己的剧团一样。到1952年4月，庆阳分区文工团人员已发展到87名，行程1000多华里，演出252场，观众人数达到21万人次，收入1.7亿多元（旧币）。

1953年10月，甘南藏族自治州成立，为配合党的方针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宣传，迫切需要成支一支文艺队伍，以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在新区，特别是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胜任这一工作的不单应是懂业务的内行，而且要具有吃苦耐劳精神，创业能力强的干部去。省委想到了陈子岗同志。1954年6月，省委组织部长王秉祥同志亲自找陈子岗谈话，陈子岗同志回答说：“只要组织需要，要我到哪里，我就到那里。”

1954年10月，陈子岗同志携家带口来到甘南州首脑机关所在地夏河县，被任命为州歌舞队队长，而全队再没有配备任何干部和演职人员，全部都需要他自己想办法去解决。没有地方住，他们一家就被安排在黄正清（民主人士、藏族、甘肃省副省长兼甘南州州长）家原来的马棚里，他没有怨言，简单地收拾了下就开始忙活起工作来。办歌舞队不象办剧团，特别是在藏区，他自己虽说是一个老文艺兵，但十几年来干的都是戏剧，对歌舞并不很熟悉。然而，在陈子岗的性格里就没有“退却”两个字，什么样的困难，他都会想尽办法拿下。他东跑西奔地物色到十几个懂汉话、能唱会跳的藏族青年，先组织他们学习文化，讲授基本文艺常识，再请老师教他们歌舞。在陈子岗同志的领导和大伙的努力下，歌舞队很快排练出了他们的第一批带有民族色彩的歌舞，《哈达献给毛主席》、《鄂儿多斯舞》以及藏族民歌独唱等节目。在为州领导审查演出中，获得好评，都说陈子岗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拉起这样一支文艺队伍，确实不简单。

得到领导的肯定，陈子岗同志的信心更足了。他带着歌舞队先后深入到玛曲、碌曲、夏河等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进行宣传演出，深受藏族同胞喜爱。1956年8月，陈子岗同志经过两年的努力，甘南州歌舞队由最初的不足20人已发展成为拥有60多人的歌舞团。这年，中共甘南州委和州人委机关由夏河县迁往合作镇。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甘南州仅有一个歌舞团已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作为全州文化教育系统的行政主官，陈子岗又开始了筹建甘南州秦腔剧团的工作。1958年9月乘去兰州开会之机，陈子岗同志积极找省文化局领导汇报，并大胆提出将庆阳地区合水县秦剧团全盘端入甘南州的设想，得到文化局领导的赞同。1958年10月，省文化局研究决定，将合水县秦剧团整体调入甘南州，成为甘南州秦腔剧团。合水县秦剧团也是一个较早的革命文艺团体，于1939年因受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影响，由中共合水县委将几个旧戏班改编组成为合水县民众剧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这个剧团配合革命战争和国家建设需要，开展了积极的宣传活动。由于多年的工作交往，陈子岗同志对这个团体比较熟悉，加之正逢全省行政区划变更，庆阳与平凉两地合为平凉一个行署，合水、正宁、宁县三县合并为宁县一个县。在这种情况下，陇东地区的县级剧团明显偏多。陈子岗同志抓住了这次机遇，积极争取，得到州委和省文化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顺利地完成了这次剧团的搬迁，既解决了老区富余剧团人员的出路，又填补了少数民族地区文艺队伍不足的空白。1959年，他根据来甘南参加建设的河南省籍人员增多的实际，又组建了甘南州豫剧团，使甘南藏族地区文化生活空前繁荣。

甘肃少数民族地区文教卫生事业的创业人

陈子岗同志于1954年10月到甘南担任州歌舞队队长，9个月之后，于1955年8月，被任命为州人民委员会（简称人委，现称州人民政府）文教处副处长，着力抓起全州的文化教育建设，办起了不少的学校，使闭塞落后的甘南草原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1956年6月他代表甘肃省在北京参加了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与会议代表一同荣幸地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会见。

1958年春，西藏少数不明真像的同胞受达赖集团操纵，发动了武装叛乱，甘南部分地区也被卷了进去，使得刚刚发展起来的各项事业又遭受到极大的破坏。1958年5月，平叛刚刚结束，但仍有少数土匪残余在藏区活动、袭击我地方政权，残害我工职人员，特别是对汉族。为尽快恢复叛区的各项工作，州委和州人委组织了一批由机关干部组成，部、处长带队的武装工作队，分别奔赴各地做恢复调查工作。陈子岗同志随武工队来到叛乱重灾区的甘南州卓尼县麻碌区（现扎古碌乡）。所到之外，都可看见战火烧过的焦土，仍可听到流窜土匪的零星枪声。由于叛乱，藏区许多学校的老师都离开了这里，个别没有离走的老师也都躲了起来，不愿再继续干，怕危险。身为全州文教主管部门的负责人，陈子岗心里非常焦急，为尽早日恢复这里的教育秩序，他不顾一日四处奔走的疲劳和叛匪袭击的危险，亲自寻找，上门拜访，与这些老师真诚谈心，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促使他们尽快回到学校。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各地的学校都陆续恢复起来了，并有较大发展。1958年，州委机关所在地合作镇改制为德乌鲁市．同年9月，全州7县一市的小学数达到278所，入校学生15900多人，全州13万多名青壮年文盲，脱盲56700多人，脱盲率43.7%，有一半县市的青壮年基本脱盲；开办技术学校58所，有学员6265人，其中研究人员440多人；开办技术大学5所，招收学员755人；全州共兴办中学7所，有师生1700多人，为适应藏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他还领导了在全州普通小学增设藏语课程的教育活动，积极倡议汉族学习藏语。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刻苦学习藏文藏语。这些成绩在同月召开的全省科学技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进行了交流，得到与会代表的认同，并荣幸地与其他代表一同受到了前来甘肃视察的朱德委员长的会见。

1959年10月，为庆祝共和国成立十周年，陈子岗同志作为全州的文都卫生主要负责人，除组织文艺庆祝活动之外，还组织了全州的体育运动会，沉寂了千年的甘南草原第一次有了带有强烈现代概念的文化活动，使得整个藏区都欢腾起来，为丰富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文化生活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然而，年轻的共和国在前进、发展的道路上并不是一路顺风，特别是处于偏远的甘南少数民族地区，更是一波三折。刚刚平息完叛乱，又遇上连年的大饥荒，许多由内地来支边的青年干部职工又都纷纷不告而别，返回家乡，使得不少基层政府部门一时竟出现无人办公现象。经上级党委政府努力组织、协调，抽调包括教师在内的各类干部补充到政府部门，才扭转了这一被动局面。但随之又出现了教师队伍缺少人员的尴尬，而且相当一批适龄儿童和在校学生也因饥饿问题而无法正常入学而弃学、辍学。此时，遭到错误批判的州文教卫生局常务副局长的陈子岗同志还无法正常工作，直到1960年10月中央开始注意到自然灾害威胁的严重问题之后，陈子岗才得以解脱。一恢复职权，陈子岗同志不顾个人得失和重病缠身，就投入到全州教育工作的恢复方面，他连续在龙迭（现舟曲）、临潭、卓尼等几个重灾县跑了数十天，调查了解，召集县社干部座谈，积极寻找解决的办法和途径。

与此同时，医疗卫生问题则更加突出，经过大饥荒的人们，浮肿、干瘦、妇科、儿童发育不良及传染病等病情特别严重，政府除了调运粮食支援灾区之外，最紧急的有效措施就是加大卫生医疗工作力度，尽快将许多处于死亡边缘上的群众抢救过来。救人是当时全州的头等大事。为此，州委又将陈子岗同志从教育前线抽调到卫生战线方面。他一接到通知，就积极奔走，求得省上的支持，为甘南争取到了大量的医务人员、药品、营养品的支援。抢救灾民生命是项极其艰苦而细致的工作，特别是在那个物质条件极其紧缺的年月，而且又处在那个非常落后的地区，要完成这项工作真是难上加难。但在陈子岗同志却从不怕难，他身上固有着一种共产党人的越是困难越向前的精神和品质。他不但要抓计划报告之类的面上工作，还亲自做许多具体的工作，诸如跑省上汇报情况，争取支援，深入基层调查了解实际情况，摸底排查，对病情分门别类，列出轻重缓急，做出切合实际的安排。待这些工作告一段落时，陈子岗同志却病倒了。他为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可以说是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了。

甘肃现代医药工业的开拓者

1962年10月，陈子岗同志被调往省城兰州。他原是一个地州级政府主管文化、教育、卫生方面的行政领导干部，来到兰州市后，对他来说选择余地很大。鉴于他在文艺方面的特长，又是省秦剧团的开创者，省上最初安排他任省秦剧团团长，成为一个县团级单位的第一把手。但陈子岗同志没有去。通过甘南灾后的恢复建设，他感到做好群众医疗卫生工作对社会的贡献更大，因而他选择了卫生系统。当他来到省卫生厅的时候，厅领导就直接了当地告诉他，进机关不可能，只能到下属单位。这也正是陈子岗同志求之不得的，他就是想做些能解决群众最迫切需要的具体事情，并不想在机关做官，厅领导也了解陈子岗的闯劲，提出给他一块硬骨头，到兰州制药厂去，说那是省上唯一一家西药生产企业，成立起几年了，没有多大起色，问陈子岗乐意不乐意去，陈子岗欣然接受。由于陈子岗同志长期从事文化艺术工作和文教行政工作，在医药卫生方面就显得生疏一些，特别是干企业，那与搞事业和行政工作完全是两个概念。所以组织上暂任陈子岗同志代理副厂长，厂党支部副书记，另配一名资格较老的同志任书记。

兰州制药厂座落于黄河北一条排洪沟上游的山坪上，成立于1958年的大跃进中，由于是赶风潮，基本上等于土法上马，根本没有什么发展后劲。到1962年10月陈子岗同志到任后，这个厂的干部工人不足100人，生产车间、办公都是很简陋的土坯房，不知道的人怎么也将它和省制药厂联系不起来，可它毕竟是甘肃省现代医药工业的胎儿。

没有配备厂长，陈子岗这个代理副厂长就成为兰州制药厂实际上的厂长，然而他却对制药基本上一无所知，如果说是还知道一些，那也是他在前几年主管甘南州卫生系统时了解的一点简单的药品名字和普通常识。对这些，陈子岗同志向来不怕。他经常说，人没有天生下来就什么事都知道的，任何人都是从不知到知，从知之甚少到熟悉它，掌握它。为了尽快熟悉这一陌生的行业，他离开家人，独自搬到厂里，吃住都在他那间不足14平方米的土坯办公室里，白天跑厂区、下车间，晚上开会、办公，每天临睡觉前都要翻开有关制药方面的书籍学习一会，许多东西甚至是从最简单的化学原素符号和药品的构成成份开始的。几个月后，他对制药的基本知识已有所掌握，已能和厂里的技术人员在一起进行一些有关的生产技术讨论，并提出个人在企业产品开发生产方面的具体设想，同时也熟悉了企业管理的基本方法，很快就使一些最初还抱着看他这个小个子笑话的干部变得心悦诚服了，不由自主地说：“小个子厉害！”。1963年7月厂党支部对工作了近10个月的陈子岗作鉴定的时候一致认为：陈子岗同志工作有魅力，有干劲，学习刻苦，能钻研，短时间内就由外行变为内行，真是位好领导干部。

过去在陇东剧团时，他就记得老团长常说：一个文艺团体要想立得住脚、过得硬，就必须要有自己的作品，作品是一个剧团的核心。陈子岗同志认为，道理同样，一个企业要想站得住，发展壮大起来，就必须要有自己的过硬产品，而这种产品是靠一批有知识、懂技术的人才创造的，科学技术、知识是创造企业财富的主要力量。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里，知识分子地位较低，特别是经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后，许多敢说敢为的青年知识分子都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轻者也是给予“暂不定性、以观后效、随时戴帽”的待遇。使得这些本来很有作为的人才们的主动能动性受到很大抑制，对技术书籍不敢公开看，对业务不敢大胆钻研，生怕被视为走白专道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抬不起头。兰州制药厂也是如此。为了企业的发展，陈子岗同志冒着自己犯错误的危险，大张旗鼓地鼓励知识分子和年轻人钻研业务，学习科学技术，还专门召集全厂技术人员和业务骨干进行座谈，以高规格的荼花会和宴席招待，让他们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为企业建设出谋献策。为进一步调动技术人员的积极性，陈子岗同志还力排众议，给技术人员以重任，使他们做到有职有权，对少数有作为的被以右派看待或戴了右派帽子的技术骨干，他大胆给予摘帽平反，使得这个沉默了几年的企业一下子有了活力和生气，一个人人献计，个个出意、提合理化建议的生动政治局面在兰州制药厂骤然形成。

企业要发展，没有必须的厂房车间产人员是不行的。为此，陈子岗同志又积极筹划进行工厂的基本建设，不到半年时间，几座象样的一砖到顶的新生产车间在小沟坪的半山上拔地而起，一排排整齐的职工宿舍也随之建起，使得长年小作坊式的药品生产有了初始的现代生产基地，也使在外散住多年的职工们有了一个相对稳定、可安居乐业的地方。

接踵而来的是招收人员。要发展，要使兰州制药厂真正成为全省药品生产的重地，仅靠现有的那几十个人是远远不够。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都是根据国家计划安排的，任何单位都无权随便招人。但若要等计划安排，可能在一年半载的短时间内是解决不了。陈子岗是个只争朝夕的人，对任何事他一向都是不等不靠。招收工人也同样，一时要不来正式职工编制，他就招收临时工，择优录取，很快就解决了工厂生产人手紧缺的问题。

为尽快掌握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生产技术，陈子岗同志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借去北京参加全国医药行业厂长经理会议之际，他又带人前往，利用会议空隙时间，去华北药厂，天津药厂、北京药厂参观考察学习，对于必须更新的设备，他不惜代价，积极购进。他认为，一个现代化的企业，没有先进的生产设备，提高生产力就无从谈起。

为了使企业尽快步入现代医药生产的行列，打破甘肃省没有现代医药企业的局面。1963年底，陈子岗积极响应西北局关于企业认真向上海学习的指示精神，亲自带队前往学习，学习上海的管理，学习上海的生产工艺，学习上海的一切先进的东西，以提高本企业的整体素质和生产能力。在学习过程中，他从最简单的生产操作程序开始，带头下车间，与那里的工人统劳动，在生产实践中认真学习。他不耻下问，不放任何一个细节，上至对方的厂长，下至工人力求弄懂所有需要弄懂的东西。在他的精神感召下，每位前往学习的兰药人都熟练地掌握了自己岗位的先进知识和经验，为兰州制药厂的快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企业的发展，陈子岗发现现行体制中存在着许多不适应实际生产的问题，特别是在干部和工人的岗位上，一些具有国家干部身份的人，却无法很好完成他应做的工作，有的甚至是常年白拿工资。陈子岗认为这很不利于企业发展，即就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企业也应该讲经济效益。利润是企业发展的核心，而利润的增加就是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水平来实现的。为此，陈子岗同志作为一厂之长，从企业现代管理制度入手，大胆提出打破干部工人身份界限，谁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力主将一些不适应干部工作岗位的同志调出，进车间干普通工人的活，而将一些有文化、勤奋能干的工人调出车间到干部工作岗位上。这一举措又次地激活了兰州制药厂，许多有能力、有知识的年轻人无不欢欣鼓舞，发自内心地说：在陈厂长这样的领导手下工作就是有劲头。

兰州制药厂是全省唯一的省级制药大厂，然而他毕竟又是一个大跃进之后土法上马的新厂，论其规模，还顶不了上海、华北等制药厂一个分厂，甚至是一个车间的规模，因而，它又是一座小厂。经过一年的不懈努力，包括刚招收来的一百多号临时工，全厂总职工人数也未突破200人，厂级领导也就只有陈子岗和书记两人，其生产能力和利税也不是很理想。可是在甘肃的广大市场上，一方面是兰州制药厂的产品在省内各城市大量积压，另一方面在广大农村却供不应求。针对这一实际，陈子岗同志又着力加大企业的销售工作力度，抽调得力人员，要他们不单到各地州市所在城市，还要更多地往县城以下地方深入，到甘肃以外更偏远的省区去推销兰州制药厂的产品。

经过陈子岗及广大干部职工的努力下，兰州制药厂的效益明显上升，尽管总值不高，但利润增长率达到一倍以上，职工的劳保福利、奖金也有很大的改善和提高，还建立扩大了职工食堂，办起托儿所，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

陈子岗同志并不满足于现状，取得这点成绩与他的目标相差太远。他决心还要大干一番，将兰州制药厂发展成为一座在全国都能数得着的现代化制药大企业，使其真正成为全省医药行业的宝贝和金疙瘩。他筹划着建立兰州制药厂的技术学校，培养适用于本企业的专业技术人才，他还筹划建立本企业的新产品研究开发中心，创出自己品牌。他在参观了天津、华北、北京、上海等药厂之后，信心更为大增，不止一次地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宣称要赶超国内名牌产品，要树立兰药的企业形象和兰药人的形象。他的拼搏精神深深感染了广大干部职工，激励了兰州制药厂一批有志之士的成长。兰州制药厂从1958年一个几十人的小作坊发展成为今天一座1000多号人的大型的现代医药企业，陈子岗同志从中起到了开创性的基础作用。

坚持实事求是的斗士

陈子岗同志仅活了46岁。他暂短的一生非常坎坷，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年里，他一心想轰轰烈烈、扎扎实实地为党为人民干些事情，却总是中途搁浅，不但使他难以如愿以偿，而且还总被当作对立面大批大斗。但是，陈子岗同志坚信自己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忠诚的，是想把事情办好的，而且也是做出成绩、取得明显成效的。如果说有错误，那也是主流与支流的问题，是前进道路上难以避免的、或不自觉地出了差错。他从不因被批斗过而动摇、灰心、沮丧，从哪儿栽倒，就从那儿爬起来再干。总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取得组织和群众的信任。因此，他一次又一次地成功，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批判，一次又一次地被平反，他又接着以更大的决心和干劲继续干。真可以说是“屡挫屡战”，具有革命的大无畏精神。

1950年4月，陈子岗同志离开省城，又次来到刚刚分别不久的陇东山区，为老区重新创立文工团。文艺工作团体，其人员必须具有相当的专业才能。而他从兰州带回陇东的三十几个人大部分是新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还不能完成大型剧目的排练演出。陇东地区古时属于秦国，其文化完全是秦文化。这里的人们天生喜爱秦腔、眉户等戏曲艺术，各县区均有许多民间戏曲班社。自陇东剧团划归省直剧团后，庆阳老区还没有一个较有规模的国营文艺团体。陈子岗同志就是带着这种使命来开创庆阳地区文艺事业的。他以所带的三十几个人为骨干，首先开展了招收名老艺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为主的扩编工作。刚刚取得政权的共产党，经济力量非常薄弱，整个队伍都实行低水平的供给制，生活很艰苦。而民间戏班剧社实行的是商业化经营，唱戏卖钱，一些好演员一月的收入相当可观。在这种情况下，想说服动员他们放弃舒适的生活而参加没有收入的国营剧团，其难度可想而知。陈子岗对这一切都不言愁。他前后在陇东的戏剧界里磨爬滚打了10多年，对有些名流很熟悉，他深知这些人们都是跑江湖的，讲的是义字，希望别人能看得起他们，特别是政府的工作同志对他们的态度。于是，陈子岗想尽办法筹措资金，买着好烟好酒，在好饭馆里请他们为坐上宾，一次不成就两次、三次，对有些人他也是“三顾茅芦”。陈子岗同志以他的真诚和豪爽终于将一些有影响的戏曲名家请到新成立的庆阳分区文工团里。文工团有了台柱子，排演各类大小剧目也就顺利多了，很快文工团的名气就打了出去，不但很好地完成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教育群众的任务，而且开创了文艺工作企业化的路子，既解决剧团经费自给，还有盈余上缴，减轻了国家负担，团里同志们高兴，上级领导也满意。

1952年10月，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的“三反”运动在全国陆续铺开，并将追查贪污行为称之为“打老虎”。这场运动本来旨在反对中饱私囊的严重贪污、浪费行为，实现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防止腐化堕落的方针的，可是由于“左”的一套在我们共产党内长期占居统治地位，有着很深的思想基础，一有运动，一些好以打击别人来表现自己的人，就显得如鱼得水，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地大做文章。庆阳分区文工团内也不乏这类人，他们抓住陈子岗晏请名艺人的事，硬说陈子岗同志有贪污浪费行为，而且非常严重。主管部门的领导也是官僚主义，不做深入细致调查研究，就将陈子岗同志按“老虎”对待，停职批斗了十多天，后经地委主要领导同志亲自过问审查，才给予了纠正。

但陈子岗没有很好地总结这次教训。他始终坚持认为，共产党人也要讲情讲义，只有以诚待人，才能使对方心悦诚服，感到组织的温暖，从而更加努力地搞好工作。这就是实事求是。但他没有很好地去分析研究党内同志的思想状态，忘记了“左”的那一套在共产党内还很盛行，以致再次受挫。1958年10月，陈子岗同志时已为甘南州政府的文化教育处长，为了繁荣甘南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活，他借平凉庆阳两个区机构合并之机，积极向州领导建议，跑省文化主管部门领导汇报、争取，并不辞辛苦地亲临庆阳地区，将合水县秦剧团整体搬往甘南州。此事虽然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然而涉及一团几十人的去向和前途，每个人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想法，特别是一些在当地有名气的演职人员，要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前往一个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思想波动之大也是可想而知，尽管按纪律国家干部必须得服从组织调动，可是具体落实时不但要对剧团同志做大量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还要妥善处理好与当地政府的关系。陈子岗同志再次采用1950年组建庆阳分区文工团的办法，虽然比较顺利地将合水县剧团全盘端回了甘南，并从西安市挖来几位名演员充实到甘南秦剧团，为甘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重重地划了一笔，但也给一些专想整人的极左者落下了把柄。

1959年10月反右倾开始，陈子岗搬迁剧团的作法又次地成为被批斗的口实，但这次批判他主要是因为他太实事求是而被作为右倾分子批判的。陈子岗担任州文教卫生局的主要负责人之后，经常去省城参加全省的有关业务工作会议。以甘南州的实际和工作情况与其他地州市相比，其自身基础条件就相差甚远，不在同一起跑线上。许多工作纵向地与自己相比的确是进步不小，但横向与兄弟地市一比，距离就比较大了。因此陈子岗每次参加会议均不带经验交流材料，觉得带了不如不带。他感到在人家那些基础条件较好、成绩比较突出的地市面前大谈落后地区的经验和成绩，实在有些不那么自在，更不要说是在评选全省先进时，让他去与其他地市争了。1959年他出差兰州路过临夏州的广河县时，发现了不少要饭吃的乞丐，当时他就很惊讶地说了句：“没想到我们邻家将日子过成这个样子。”那意思只是想说明，临夏州的自然环境和农业生产基础条件要比甘南州好得多，若临夏州都出现饥饿问题，那甘南州就更困难了。这又使陈子岗同志联想到甘南州不少地方因为粮食问题而致使浮肿病人大量出现的问题。他如实向省上领导作了汇报。他觉得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基本的政治责任，要让上级尽早如实掌握发生在下边的真实情况，再不敢吹牛说大话了，那是会坑死老百姓的。州领导得知后对陈子岗这种不积极为本州争取荣誉，反而暴露实际问题、揭短的作法后火冒三丈，认为他这是一种严重的右倾，不看成绩，光看问题，硬是将甘南的标兵一脚踢掉了。就连那句在广河县的感叹也成为一条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证。

对这种不能为领导争光的干部，其日子肯定是不会好过的。除了大小会议组织对陈子岗同志的口诛笔伐之外，还要惩罚他到艰苦地方去锻炼、改造。1960年3月，陈子岗同志被派往龙迭县（现舟曲县）武坪公社那下桥队蹲点。在那到处都是一片赞扬声的大跃进年代中，陈子岗确实是带着深刻检讨自己“右倾”思想的目的来改造的，他总是在不断地深思，自己可能真的错了，这是世界观上的问题，不能用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来正确对待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他虚心地、认真地搞着调查了解。可是，他越是调查得仔细、认真，就越发感到问题的严重，这哪里象平时所宣传的到处都有存粮，分明是农民已经普遍缺粮吃，前段时间一些浮肿病人已开始大量死亡，牲畜也在一批批地死去，农村生产力受到了很大破坏。更为严重的是，竞真的出现了只有在史料上才能看到的人吃人现象。陈子岗同志为这一幕幕惨景痛苦不堪。他不止一次地问着自己，难道这真是我们社会主义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吗？他思想斗争很激烈，这种实情到底要不要如实向组织反映汇报，汇报之后上级领导又是什么态度，上回他只是如实汇报了浮肿病问题，就成为右倾分子，现在若再斗胆汇报死人以及吃死人的问题，岂不是要自找死路吗。可是，若不如实汇报的话又将会怎么样，难道就任凭这些只图虚假政绩的官僚主义者们的虚荣心更加无限制地膨胀，让人民群众将遭受更大的灾难？若是那样，他陈子岗将永远会受到自己良心的遣责，就真的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培养了。他鼓足了勇气，给州委写了汇报。但是，在极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年代，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上下一致都说陈子岗疯狂诬蔑社会主义制度，是对“三面红旗”有刻骨仇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大小会连批两个多月，其妻子，一个三十年代在延安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也被找出各种理由逼迫退了职。陈子岗同志感到委屈极了，他反复在问，难道自己真的错了吗？那么真正的共产党到底该如何对待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1960年5月，陈子岗同志冒着被判刑的危险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信。大概是各地都有类似情况陆续反映到了中央，1960年10月，中央开始部署肃清“共产”风和浮夸风，中共中央西北局于同月在兰州召开专门会议，清算了原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的极左错误和不求实的浮夸作风，陈子岗同志才得以平反昭雪。

1962年12月，陈子岗同志调往兰州制药厂担任领导职务。兰州制药厂是当时省上唯一的一座西药生产企业，被上级领导称之为全省医药行业的宝贝疙瘩。但这个所谓的现代医药企业却只有几间简易工棚和不足100员工的队伍，没有生产药品必须的车间，没有职工宿舍，技术人员受不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连业务书籍都不敢公开看。面对这一切，陈子岗同志没有被许多条条框框限制住，他先从基建和招收人员入手，给职工创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安定职工思想，然后重点抓人才，大胆提高知分子地位、起用知识分子，对一些扣在知识分子头上的不实之词全部去除。虽然他那时说不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样的论断，但陈子岗实际上已在这样实践着这一伟大论断。他大抓生产、抓药品质量，坚决将发展生产作为企业的第一要务。商业上的许多条条框框对企业产品销售不利，影响企业效益，他就到处设立本企业的营销门市部，搞自产自销。在创造利润上，陈子岗同志坚持在保证药品质量的前提下，充分扩大创利空间。在药品生产规程上，有上中下限投料的明文规定，按最直观的理解，就是药品生产按下限投料也是允许的。但作为医治人病的药品，能以中上限投料更好。为此，有关部门的主管领导也反复强调过反对中下限投料，并对一些厂家搞中下限投料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陈子岗同志对这些情况是一清二楚的。可是他认为，这对一些大厂、老厂、家底厚实的医药企业是完全应该的，而兰州制药厂是家新企业，是座规模不及人家大厂、老厂一个车间的小厂，它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本企业的原始资本积累。因此，陈子岗大着胆子冒着顶撞上级部门和个人犯错误的风险，果断地采用了中下限投料，为企业壮大创下了可观的利润。

在生产过程中，陈子岗同志发现不少干部根本不适应岗位要求，不仅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还起副作用，影响整个工作和企业形象。为此，他大胆行使厂长职权，不怕得罪人、不怕遭人报复，硬行将一些不适应的人员调离干部岗位到车间当工人，而将一些工作中的优秀分子调出车间当干部。这种做法无疑是一次改革现代企业管理的重大举措，但他作的却太超前了一些，这毕竟涉及到好多具体当事人的个人利益，因而也等于为他自己树立了一些反对派。这种后果陈子岗完全心知肚明，但为了企业的发展，他顾不得什么个人得失。

在陈子岗努力下，兰州制药厂面貌大变，不到两年时间，职工人数增加了80%，达到180多人，企业产值和利润均增加一倍多。

陈子岗同志有股不服输的精神，天津制药厂生产的“双鱼”牌药品在全国很有名，创下了丰厚的利润。陈子岗认为别人能办到的事，兰州制药厂也一定要办到，兰州制药厂也有优秀的技术人员，更主要的是经过他几次大胆的改革举措，已激活了工厂的机制，更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因此，他坚信兰州制药厂一定能创出自己的品牌。可是，在那个年代，就这一条也成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

然而，陈子岗同志许多积极的有益作法，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却寸步难行。在那个只讲符合规章，那怕是落后也正确，不合章程，取得成绩也是犯错误的年代里，陈子岗同志总归会栽跟头的，对于这一点，他似乎已有所思想准备。可是他总想只要自己真正为人民做了些在益的事情，就是个人受再大的委曲，迟早会被党和人民接受，被社会所承认的。只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他所作的这些有益的事情竞被无限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行为，而且一批就是5年之久。在这5年多时间里，他没有申辩的权力，没有人身自由，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黑白颠倒的疯狂年代里，陈子岗同志受尽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他终于没有熬过去，于1969年11月21日含着悲愤和冤屈离开了人间，时年不满46周岁。

陈子岗同志最终还是被党和人民接受了，被社会认可了，1978年，省上为陈子岗同志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为其平反昭雪，其尸骨被从公墓区安放到华林山烈士陵园革命干部灰堂。更令人宽慰的是改革开放后，人们冲破了禁固在思想上的枷锁，从心底里感到陈子岗同志的许多做法都是正确的，是有先见的，兰州制药厂广大干部群众深情地说：“如若陈厂长活到现在，那这个厂就好了。”质朴的语言道出了真情。

的确，陈子岗同志若真活到现在，他一定会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年代里，理直气壮地为党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能更充分地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可是，痛定思痛，在荒谬过去之后，冷静地分析看待所发生在陈子岗同志身上的问题，除了路线、政策出现了偏差、极左的那一套东西在人们头脑中流毒太深之外，那就是人们的素质普遍不高和对领袖人物的盲目迷信。他们热衷于一哄而上的各种运动，习惯于不用自己头脑去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地人云亦云。他们愿意对乞丐讲人道，却硬要昧着良心对革命阵营的同志落井下石，因为这样最省事，而自己在政治上又毫无损失，甚至会青云直上。当然，并不能说我们的爸爸陈子岗同志没有错误，极左的东西在他身上也或多或少有所表现，但他主要是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他自持才高人一筹、能力强、魄力大，因而比较武断，许多人也怕他，他一般也难以接受别人的建议和意见，因此也惹了不少人。但他心底坦荡，为了人民的事业，无私无畏，每次运动中也都能深刻地认识到这些问题在自己身上的严重存在，也经常感到自己的一些侠义之举和淳朴的人情味，很多时候与人们头脑中长期形成的革命作风是有抵触的。但他多年实践所造就成的秉性要改也难。陈子岗同志的许多情况和伟人邓小平有着相似之处，尽管他们的身份、地位、贡献不可同日而喻，他们都是小个子，性格近似，都有着三落三起的经历。所不同的是邓小平在第三次起来时开创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第二次革命的飞跃，成就为历史伟人。而陈子岗第三次起来时却已作古，尽管人们对他进行了重新评价，但他毕竟无法成就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邓小平在落难时，他周围的人们绝对没有人会说出邓小平的个子小而如何怎样，因为他周围都是些人类的精英，素质极高。而陈子岗则不同，他处在基层，特别是在兰州制药厂工作时期，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对他这个小个子聪明才智胜过自己抱有极大的妒忌心和不满情绪，对他的果敢、专断更是气恨不已。极左的政治路线造就了一批政治上的投机分子和无耻之徒，这些人以整人为乐，为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什么卑劣的手段都能使得出来，他们竟以对他人的人身攻击和人格污辱，作为政治批评、甚至批判斗争的有力武器和其显示个人政治才能的得意之作。这种事如今人们谈起时甚感荒唐可笑，说明我们的社会的确在进步了，人们的素质也的确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