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陈兴道 |
| 释义 | 陈兴道（越南语：Trần Hưng Đạo/陈兴道，1213－1300）。原名陈国峻（越南语：Trần Quốc Tuấn），因受封为“兴道王”，故此称为陈兴道。越南陈朝南定美禄县即墨乡人，皇族出身，并且是陈朝重要将领。他曾在1285年、1287年两次率领越南陈朝军队击退蒙古的入侵，成为越南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之一。此外，陈国峻对于古代越南的军事学甚有建树，撰有《檄将士文》、《兵书要略》等军事作品。 出身及早年生活陈国峻是越南陈朝宗室、陈太宗的兄长安生王陈柳的儿子。据《大越史记全书·本纪·陈英宗纪》所载，陈国峻刚出世时，便有相士说“他日可经邦济世”。到长大后，更是一位“容貌瑰伟，博习群书，有文武才”的有为青年。 安生王对于陈国峻这位才华横溢的儿子，满怀机心地加以栽培。由于“安生王初与昭陵（陈太宗皇帝葬于昭陵，因而越南古籍亦这样称呼他）有隙，心懐怏怏，遍求艺能之士，以训国峻。”意思是，安生王与曾与陈太宗陈日煚发生不和，希望籍著培养儿子陈国峻，来有所图谋。 第一次蒙古入侵时的表现元丰七年（1257年），蒙古帝国因越南陈朝不愿臣服，便派兵进攻越南。陈太宗有见于此，便预先派陈国峻到北境把守。但蒙古兵从中国云南南下，势如破竹，即将攻到首都河内。陈国峻因兵少无法抵抗，便撤守山西，陈太宗皇帝亦弃守河内。其后，因蒙古军不服水土，状态大减，才由陈太宗及归化寨地区的土人所击退。在此役中，陈国峻虽有参予抗敌，但却并未能展现锋芒。 第二次蒙古入侵时的表现虽然在第一次蒙古入侵当中，早年的陈兴道还没有崭露头角，不过在其后的第二次及第三次蒙古入侵中，陈兴道便成为越南陈朝军队的主将，在战事中举足轻重。 与元朝使节的碰头宝符五年（1277年），越南陈朝的太上皇陈煚去世，皇帝陈圣宗于次年（1278年）让位给太子陈昑（陈仁宗）。元朝以越南陈朝“不请命而自立”为籍口，派使节柴椿来责备，并要求陈仁宗到中国朝觐，但遭拒绝而回。 在柴椿出使越南期间，陈兴道曾与他有一次碰头。柴椿初来越南时态度嚣张，在使节馆里便“高卧不出”，不接受越南朝廷官员的迎接。陈兴道得知后，便剪去头发，身穿布衣装束去找柴椿。柴椿一见他便“起揖延坐”，因为当时“剪发布衣，乃北和尚状”，而佛教僧侣在元代地位甚高，所以柴椿看到他的样貌便毕恭毕敬。但柴椿企图向陈兴道施下毒手，假意请陈兴道坐下茗茶，然后命仆从“执箭立国峻后，钻其首流血，国峻色不变，及回，椿出门送之”，在陈兴道的坚忍下，柴椿的奸计终不得逞（这件事，《大越史记全书》记载在绍宝三年，即1281年，陈荆和按《钦定越史通监纲目》说有误，正确应是宝符六年，即1278年）。 元朝进兵、统领诸军从1278年到1283年间，中国元朝试图迫使越南陈朝臣服，并且拥立新的“安南国王”陈遗爱，但都未能成功，并且因为使节柴椿被打伤，故此忽必烈派军南下（陈仲金说人数达五十万），由皇子镇南王孛儿只斤·脱欢、唆都等率领，以借道攻打占城之名侵越。 越南陈朝得悉元军来意，便开始布防，陈兴道则获封为“国公、节制统领天下诸军”，并且享有“择军校有将才者分统部伍”的权力。 战事失利、发表檄文绍宝六年（1284年），陈兴道虽已在各地派兵把守，但元军势如破竹，攻入现今的谅山省，并在支棱隘击败越军，陈兴道便撤退到万劫（位于今海阳省），收拾残军（陈仲金说聚集了二十万余众）。 陈朝朝廷闻悉战事不利，陈仁宗皇帝便与太上皇陈威晃离开首都升龙，到海阳与陈兴道商议军情。太上皇见到陈兴道后，说出“贼势如此，我可降之”的晦气说话，陈兴道便回答“先断臣首然后降”，表现出他坚决卫国的心意。陈兴道在万劫纠集了一批将士后，还担心他们意志不坚，便写成《檄将士文》向众将训示说：“何则蒙鞑乃不共戴天之讐，汝等既恬然不以雪耻为念，不以除凶为心，而又不教士卒，是倒戈迎降，空拳受敌，使平虏之后，万世遗羞，尚何面目立于天地覆载之间耶。”要求全体将士，务必全心全意抗战迎敌。 护驾出逃、节节反击越南陈朝对元军的攻势难以招架，并直逼首都升龙，陈兴道护送太上皇与陈仁宗皇帝，辗转经过海阳、广安，最後到清化暂避。与陈兴道相反，一些王室成员如陈益稷等，则投降元朝。 陈兴道护送太上皇、陈仁宗到清化后，让各路越军得以专心抗敌，并逐渐传来捷报。在咸子关（位於今兴安省），越将陈日燏、陈国瓒在南宋遗将赵忠协助下击败元将唆都；陈光启在升龙附近击败脱欢，使之退守京北地区（今北宁省地区），越军收复国都；元将唆都失利後，移师到西结（位於今兴安省），陈兴道乘机设下伏兵，击毙唆都，时在绍宝七年（1285年）五月。这些战事，令元军士气大挫。 西结之役后，元军士气低落，加以时值盛夏，军中爆发疫瘴，造成严重折损，脱欢决定撤军回国。陈兴道亦知道脱欢必然撤兵，便先在各地布置军队，亲自攻脱欢军，脱欢溃退，至万劫（位於今海阳省）时，更被陈兴道预设的军队歼灭一半军士，在退走路上一直遭遇越军追击，最后仓皇撤回中国。越南的江山得以收复。 近代越南史家陈仲金评价这次胜利，认为原因很多：“元军来安南，则路远万里，山水隔阻，时值炎热酷暑，又有岚瘴之气，因而初时是雄兵，后成病夫”，加上“君臣和睦，人心如一”，而陈兴道又“善于用兵，见机而行，进退有度，所以元军之败势在必然”。 第三次蒙古入侵时的表现虽然由陈兴道率领的越军成功击退元军，但忽必烈不甘心失败，不久后发动蒙元的第三次入侵越南。 战事再起重兴三年（1287年）春，忽必烈儿子脱欢再次领军（陈仲金说凡三十万人），以护送越南陈朝宗室陈益稷回安南称王为名，再次入侵越南。 面对来势汹汹的元军，纵然陈兴道早已作好准备，在谅山、乂安、海阳等地布防，亦无法抵挡，并一度威胁国都升龙。但陈兴道坚守升龙，并让上皇、陈仁宗迁到安全地方暂避，令元军追赶不及而後撤，其後便据守万劫 （位於今海阳省）。 击败元军元军阵容庞大，但军粮亦快速消耗，需要从海路运送军粮补给。1287年（陈重兴三年）农历十二月，越将陈庆余在绿口湾设下伏兵，击破元军水师将领张文虎的军粮船，夺走大批军粮、器械及若干人员。当上皇接见这些战利品时，便提出：“元兵所资者粮草器械，今既为我获，恐彼未知，犹或陆梁”，将被俘人员释放回元军阵营，使他们闻悉粮食被夺而军心动摇。 重兴四年（1288年）三月，陈兴道为免元军从陆路运送粮食，便先行派军驻紥谅山地区，截断通路。元将脱欢无从选择，唯有返回中国。当将近撤退至白藤江时，陈兴道命将领阮蒯走捷径先到达元军必经的河面，继而“王已植桩于白藤，覆丛草其上”，令河里的木桩陷阱不易被察觉。到元军乘船渡河，越军“乘潮涨时挑战佯败，贼众（元军）来追，我军力战。水落，贼船尽胶，……二帝（太上皇及陈仁宗）将军继至，纵兵大战，元人溺死不可胜计，江水为之尽赤，及文虎至，两岸伏兵奋击，又败之。潮退甚急，文虎粮船搁桩上，倾覆殆尽，元人溺死甚众。”陈兴道就是确切地把握了白藤江潮汐涨退的时间，成功地诱使元军战船追击时不慎搁浅。在战役中，元军多名将领被俘获。脱欢率领残军败逃途中，又不断遭越军伏兵攻击，元军最终以总溃败的状态撒返中国。 议和杀俘越南陈朝取得胜利后，随即派出使者入元，请求按前例向元朝朝贡。忽必烈亦无心恋战，应允和议，双方便恢复过往的宗藩关系。虽然忽必烈在去世前有意以安南国王不肯来朝为口实，再度兴兵侵越，但刚好因他的去世而计划终止。 越南陈朝将一批元军战俘遣返中国，唯独其中一名将领乌马儿因对越南人杀戮过多，陈仁宗皇帝恨之入骨，不愿放回，但又担心影响议和。陈兴道便想出，用船送乌马儿到海中，然後凿沉船，使之溺毙，元朝亦无从责怪。此一行径，被阮朝的嗣德帝批评为“不仁非义”，陈仲金亦认为批评恰当。 因功受赏重兴五年（1289年），朝廷论功行赏，陈兴道进爵为大王。 效忠陈氏朝廷父叔不和安生王陈柳是陈太宗的兄长。天应政平六年（1237年）正月，陈太宗皇帝因皇后李佛金没有子嗣，便在掌握大权的宗室陈守度的摆布下，改立陈柳的妻子李氏为皇后，此举令陈柳极为不满。陈柳便策动叛乱，但因势孤力弱而投降。陈太宗为安抚陈柳，于是把安阜、安养、安生、安兴、安邦等地封给陈柳，号安生王。陈柳虽获封地，但仍心怀不甘。 违父遗命安生王即将逝世时，曾对陈兴道说了这样的嘱托：“汝不能为我得天下，我死地下不瞑目。”但陈兴道却不以为然。日后，在元兵入寇，陈国峻的军政地位炙手可热的时候，曾对身边的家奴野象、歇骄二人说出父亲的嘱托，二人却答复以“虽富贵一时，而名丑流于千载”，陈兴道亦“感泣嘉叹之”。 试探二子陈兴道曾对自己的儿子们作出试探。一次，他问儿子兴武王“古人富有天下，以传子孙，于汝何如。”兴武王则答“纵如异姓，犹为不可，况同姓乎。”认为谋朝篡位绝不合宜，陈兴道亦“内深然之”。 又一次，陈兴道试探另一位儿子兴让王陈国颡，陈国颡回答说“宋太祖田舍翁也，乘时兴运，以有天下。”认为有机会的话，就应夺取帝位，陈兴道随即用剑指骂陈国颡，要他“涕泣伏罪‘才释放。 去世兴隆八年（1300年）六月，陈兴道卧病。陈英宗皇帝担心失去陈兴道后越南国防出现危机，便问陈兴道：’如有不讳，北寇来侵，其策安在。"陈兴道回答抗击敌人的方法：“若用蚕食缓行，不务民财，不求速胜，则拔用良将，观其权变，如围棋然，随时制宜，收得父子之兵，始可用也，且宽民力，以为深根固柢之计，此守国之上策也。” 八月二十日，陈兴道“卒于万劫第”，朝廷追赠为“太师尚父上国公仁武兴道大王”。 据《大越史记全书》所载，或许他由于自己曾两度击败元朝，“后来或有发掘之患”，亦即担心被掘墓戮屍，于是便对儿子留下遗嘱：“我死必火葬，以环器藏骨，密埋于安乐园，旋移土种树如初，使人莫知其处，且要速朽。” 著作《兵书要略》:陈国峻曾撰写了一本“兵家妙理要略书”，用来“授诸裨将”。该书用汉文写成，原本的卷数不详。现存一些抄本，但已非原著，而是汇录17、18世纪越南史事及17世纪的越南兵书。 《檄将士文》：陈兴道在抵抗第二次蒙古入侵时，撰写出来用以激励众将士气的训示。 《万劫宗秘传书》：陈兴道搜集了诸家兵法为“八卦九宫图”，书名称为《万劫宗秘传书》。与他同时代的仁惠王陈庆余为该书写序，其中提到陈兴道总结古来战争成败，目的只是“授受家传，不为外泄”。陈兴道本人把这部书当作秘本流传给後人，并对子孙後代嘱托说：“後我子孙陪臣，得其秘术者，可以明哲施行布列，不可以顽昧遗文传言，否则身招殃咎，祸及子孙，是谓泄天机者。” 家庭亲属父：陈柳（安生王） 叔：陈日煚（陈太宗） 姑母：瑞婆公主（陈太宗的姊姊，“养国峻为子”） 妻：天城公主（陈朝宗室） 子：兴武王 子：陈国颡（兴让王） 婚姻不正陈国峻的早年时候，在他身上曾发生了一宗“婚姻不正”的桃色事件。据《大越史记全书.本纪.陈太宗纪》的记载，元丰元年（1251年）二月，陈太宗皇帝想把天城公主嫁给宗室忠诚王，并在即将成婚之前，命天城公主暂居于忠诚王父亲仁道王的府第。这件婚事原本与陈国峻无关，但陈国峻却“欲求配而无由，夜间乃潜入天城公主所居通之。”在陈太宗皇帝、仁道王尚未知情的情况下，陈太宗姊姊瑞婆公主（亦是陈国峻养母）欺骗皇帝说陈国峻已被仁道王所擒，并且“恐遇害”。皇帝迅速派人到仁道王府查探，但却平静无事，只是在天城公主的住处“见国峻在焉”。其后，瑞婆公主还向皇帝进献财物，怂恿皇帝把天城公主许配给陈国峻。在大家都无何奈何的情况下，陈太宗皇帝唯有“以天城公主下嫁国峻”。 关于这件桃色事件，后来的越南史官吴士连批评说：“太宗以天城公主下嫁忠诚王，而公主归于兴道王，婚姻不正，甚矣。”并且抨击越南陈朝的宗室同姓结婚制度：“且婚姻不於异姓，而於同姓，惟陈氏为然，失礼之中，又失礼焉。” 评价越南学者的评价越南近代史家陈仲金对他忠君爱国及秉公办事的作风深表赞赏：“兴道王的确是尽忠于君主和国家，虽然威权显赫，而仍恪守为臣的职份，不敢骄横傲慢。当元军侵扰之时，兴道王掌握兵权，圣宗、仁宗委以封爵专权，侯爵以下可先封后奏。然而兴道王也不敢擅自封赏任何人。凡捐献钱粮以供军食之富裕人家，他只封之为假郎将，意即贷之将。兴道王如此谨慎，且待人秉公持正，因此至其卒时，上自皇帝下至百姓黎民，人人为之哀悼。许多地方的百姓都立祠庙奉祀，以缅怀他的大功大德。” 1970年代越共学术机关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盛赞陈兴道在军事上的贡献：“他那渊博的军事知识跟炽烈的爱国精神和对祖国的无限忠诚相结合，在组织和领导抗战中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把越南的军事科学和军事艺术大大地推进了一步。陈国峻是一位光荣的民族英雄和天才的军事家，他所从事的救国事业及其丰功伟绩将同民族的光辉历史一样永世长存。” 中国学者的评价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认为，越南人的成功击退元军，不能仅归功于陈兴道：“蒙古人因气候炎热，战士多疾而北撤。在北撤途中，遭到北方越南各民族和以陈国峻为首的陈氏大军的狙击而遭受重创，但这并不是蒙古军北撤的主要原因。总之，对蒙古军队北返的原因应以客观的态度去评述。” 后世尊崇奉若神明陈兴道的英雄形象，在越南被视为守护者。《大越史记全书·本纪·陈英宗纪》载，陈兴道“殁后谅江州县灾疹，人多祷之。至今岁时国有寇贼，致祭神祠，剑匣呜，必大捷。” 发行钞票1960年代，南越的越南国家银行发行印有陈兴道肖像的500元越南盾钞票，以作纪念。 同名教授陈兴道教授，男，1935年4月出生，广东罗定人。中共党员。1956年秋于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工作，任思想品德课及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教师，先后任校党委宣传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校党委办公室主任、校党委副书记。广西高校政工干部培训中心副主任。曾兼任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副会长、顾问。主要业绩：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学校党政管理工作和教学工作。近年主要担任研究生教学工作，主要课程有《思想政治教育学》、《思想政治教育史》、《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学》、《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党的建设理论研究》等。致力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领域以及邓小平理论的教育、教学和研究，并取得了成果。近期著论文20余篇。代表作有《拓宽统一战线的新领域》（《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1期，收入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的《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积极探索高校党员教育的新路子》（《中国高教研究》1994年第5期，收入国际教育出版集团、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大精典》）、《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锐利武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学习理论指导实践》一书）、《教育改革对德育的影响及对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高校"两课"改革与课程建设探讨》一书）等。主编、参编出版著作13部，其中任主编4部、主编之一5部、副主编1部、参编3部。主要有《人生哲理》（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新时期政工干部工作概论》（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筑起思想长城》（主编之一，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思考》（主编之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副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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