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文史研究的先驱者、剧作家。姓陈名广泽，字明高。男，汉族，1921--2006，陕西省城固县人。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历任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会员，陕西省考古学会会员，汉中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大学生历史学会名誉顾问等。

1984年9月曾被陕西省人民政府聘任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陈显远1935年考入汉中联立中学，翌年失怙辍学。

1938年春，他应聘为桃花店初级小学教师，同年春，弃教受训于国民党宪兵第六团。受训期满后，他到洛)11县，参加第二战区阎锡山部设在洛川的无线电台代训的训练班，后又任职到国民党第三十四集团军设在西安的无线电训练班。

1940年9月至1941年10月他在国民党陆军第一师无线电排任准尉见习、准尉通迅员、少尉通迅员，后弃职回家。

1942年6月，他在家乡创办城固县双庙村初级小学，并任校长。

1945年受聘于镇巴县三元乡中心小学、南郑县大同乡(今新铺乡)和铺镇乡中心小学，任教员、教导主任。1948年8月任城固县田粮办事处龙头分仓股长。

1949年10月，任南郑县柳林铺完小教员，同年12月6日，汉中解放后，继续任教员。

1953年9月调南郑县桄桄剧团，从事剧本创作、改编工作。在此期间他共创作、改编了历史剧和现代剧《祝英台挂帅》、《孔雀胆》和《红色交通线》等130余部剧本。其中出版的有《帝王珠》、《宇宙锋》、《孟德献刀》、《放周谦》和《斩韩信》等19部。

1973年以后，他分别在汉中地区文物调查组、汉中地区文化馆、汉中地区文物事业管理委员会等单位工作。

1980年10月退休。从事文物事业几十年来，他一心扑在工作上，足迹踏遍了巴山汉水，编写了《汉中地区名胜古迹》、《汉中碑石》和《汉中史迹杂考》等学术性著作，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1000多篇。曾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汉中市及汉台区委员会第七、八、九、十、十一届委员。

1987年他荣获全国老龄委颁发的“老有所为”精英奖，其事迹屡为省、市级新闻媒体所报道。

2006年3月初逝世。

座右铭：“名利置度外，去虚荣，埋头苦干；学术乃分内，求实效，潜心钻研。”

主要作品：《汉中地区名胜古迹》、〈汉中碑石〉、〈汉中史迹杂考〉

天丧恩师，吾谁与归——怀念陈显远先生 郭鹏

光阴荏苒，与陈老先生诀别转眼已快一年了。近一年来，我的眼前经常浮现着老先生那对人祥和、对学问认真的音容笑貌。可以说，在我大辈子交往的文人当中，陈老先生是我最崇敬、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和陈老第一次接触是在22年前的1984年农历六月六，当时洋县政府在智果寺举办佛教文化活动，汉中文化界的一些领导和文化工作者到会。我当时在佛坪县政府办公室、佛坪县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也受东道主邀请到会。虽然这之前也常在报纸上看陈老的文章，但从未谋面。在从洋县城到智果寺的车上，我贸然询问坐在我身边的一位长者“贵姓”时，对方淡淡地说：“我姓陈”。旁边的一个人补充说：“这是陈显远先生。”我一听到这名字，不由肃然起敬：看过他多少文章了，原来就是他！一天的会上，我向陈老请教了一些汉中历史方面的一些问题，陈老耐心地向我解答我提到问题。 从此以后，我每次到汉中开会、出差，都要到陈老所在的汉中地区文管会去看看老人家，请教一些地方历史的问题，有时，陈老将干脆让我住在他那里，便于交谈。在我主持《佛坪县志》编纂时，特聘请陈老担任顾问，请陈老给以指导。在此后的1986年城固县召开的全国张骞学术研讨会、1987年洋县召开的全国蔡伦学术研讨会、1988年汉中市召开的第三届石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都同陈老在一起，聆听他对汉中历史的品评。 1991年,我被调到汉中地区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同陈老的接触更方便了。在对各县志的复审中，每与疑难问题，我随时去请教陈老，陈老毫不保留地全盘给我介绍有关资料；每个月，我都有一两个星期六或星期天，在陈老那里，向陈老请教，或和他共同探讨一些学问，当然是以历史方面的学问为主。1998年我受任负责市地方志办公室、主持《汉中地区志》编纂工作后，这种请教就更频繁了。可以说，凡我提到的问题，陈老都象是有准备似的，随口都能准确地回答，甚至背出原典的句子，说出准确的历史时间、地点、事件，我真佩服陈老将是一部汉中历史的活字典。20多间，我在陈老那里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更多的是为人、是研究学问的精神。陈老见我热心学问，也乐于同我交谈，因为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话题，从学问，到工作，从社会，到家庭，从经历，到作人，无话不谈。隔三叉五，逢年过节过生日，我还同妻子一道，去看望陈老。我我与陈老的关系，完全超出了一般工作关系，我俩的年龄相差整整一代人，我把他尊为父辈，他把我视为忘年交。有事，同我谈，有困难，同我商量。在近六七年间，陈老的病折磨着他，连续三年在汉中某医院治病动手术，三次失败，给他增添了更大的痛苦。有时出门去开会，他总是约我同往，住在一起，以便照料。陈老身体越来越差，尤其便秘，上厕所解手很困难，常是我搀扶他入厕解手。2002年的一次，我到医院看望陈老，他预计到他的日子可能不多了，在我临走时，他避开子女和别人，向我交代：如果有一天，我不行了，有几件事……,他把要办的后事都托付了。2005年3月，陈老因为身体健康每下愈况，在汉中生活极不方便，就在子女们的一再动员下，搬回老家居住。每隔两个来月，我专程去看望一次，有时陈老外地的朋友来汉中，要看望陈老，由我领路前往。最后一次看望，是2006年1月20日（农历腊月二十一）。我给陈老送去了他多年关心支持的、一直惦念的、刚出版的《汉中地区志》，他表现出十分高兴，但我从他的脸上看出了更多的无奈：一个伟大的心脏正在作最后的挣扎！但我还是没有料到这竟是诀别。 他一生写了130多部剧本，上千篇研究文章。我从认识他时，他已65岁，早已退休了，但我觉得他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工作，他在不断地写，不断地研究，不断翻查着资料，甚至很忙。退休后，先后编纂出版了《汉中地区名胜古迹》、《汉中碑石》、《汉中史迹杂考》三部著作，在汉中历史研究领域，其学术价值是空前的，他还发表了几百篇历史研究文章，参加了不少学术研究会议和活动，并协助地县进行地方志审稿。他的文章著作以史实说话，引经据典，以证据服人，在汉中文史研究方面，他的成就和权威是有口皆碑的。他常说，学术研究，要拿出史料依据，不能想当然；要敢于开第一腔（指在下功夫研究，充分掌握证据的情况下，敢于第一个发表与众不同的意见）；陈老是一个十分宽厚豁达的长者。有一次，我看到报上一篇陈老的文章却署着别人的名字，建议他过问一下。他只是淡淡地说：小事情，别人把我的文章刊登了，一方面说明我的文章还有人爱看，二来说明有人还同意我的观点，笔墨之事，何必诉诸公堂！他最反感生编硬造，造假历史，在学术上欺人自欺。我曾看见老先生70年代以来用钢笔抄写的汉中史资料，16开本的通格稿纸，整整80多本（还不是全部），摞起来一尺多高！那些年没有复印条件，只有用笔抄。老先生说：手抄一遍，记得要牢些，每次到外地开会或出差，见到有用资料，就借来，连夜抄，有时整整抄几天几夜，抄完归还；即使近些年，有了复印机，但他没处报销，还是抄。直到他去世的前几月，他仍嘱托我给他查找一篇资料，他还在考虑撰写文章。查阅、搜集、抄资料，研究、撰稿、著文章，这就是我所见到的陈老的全部精神生活。 我是最后一个把陈老送走的。今年3月4日，我外地出差，接到陈老大女儿的电话，说陈老去世了，我的心顿觉空白了：多年的尊师，说走就走了，虽是预料之中的事，但还是感到突然。第二天回汉中，立即将去了设在文管会的灵堂，向着陈老大遗容三鞠躬。把一幅挽幛和花圈敬献给了我最崇敬的恩师，挽幛上写着“天丧恩师，吾谁与归”！ 3月6日，陈老的追悼会在汉中殡仪馆召开，我代表陈老的亲友致了悼词。此时此刻，我不由得涌出了眼泪，陈老，实在是我此生遇到的不多的几位恩师之一，我在他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更宝贵的是精神！追悼会后，是最后一次的告别，我怎忍心离开恩师呢！以后再向何人请教学问呢？3月8日，陈的子女们把陈老的骨灰安葬在老家城固柳林镇北的老家后一块墓地里，我特地早早赶去，随着送葬的人群，把陈老送上了山。无情的黄土，掩盖了一尊为汉中历史研究付出全部心血的躯体，掩埋了我的可尊可敬可亲的恩师，我无奈地也加入了挥动铁锹的人群。 天丧恩师，吾谁与归！

汉上沧桑 史家绝业

——陈显远师逝世周年祭

周 郢

百篇发覆探微，沧桑汉上，堪继史家绝业；

廿年执经侍杖，风雨名山，能承夫子薪传？

这是去年今日，我在惊悉恩师显远先生谢世的噩耗后，挥泪草成的一幅挽联。

联语虽简，却道出我对先生史学成就的跂仰以及我少小问学先生经历的追念，是我悲恸满怀的宣泄。

流光迅逝，而今距先生谢世，已是周年，怀想千里之外的柳林丘垄（先生葬于故里城固柳林），墓草已青；而我只身兀坐的泰山山居，冷雨正急。此时此际，郢愿再次将拙联奉呈，并缀诠说，以代悼文，以此遥寄我悼怀恩师的一瓣心香。

先试说先生的“史家绝业”。先生一生的经历大致是一“三段体”：青年执教小学，中年编演戏文，晚年精研文史。“庾信文章老更成”，于先生似更符合这一人生轨迹，其晚年在汉中文史研究成就之高、贡献之富，于以往数百年中确罕有出其右者。先生曾说起他转入这一领域，实出偶然。上世纪70年代初，年已五旬的先生因领导指派，参加汉中地区文物普查，境内丰富的文物遗存，深厚的文化内蕴，使先生眼界大开，兴味倍生，从此一头扎入这一广阔的文史天地，全身心地融入古老的天汉文化之中。在以后的数十年中，他访遍了百里汉川的胜迹名区，竭泽而渔了千年文籍中的汉中载录，在此基础上，手不停挥，笔不停辍，先后完成了《汉中地区名胜古迹》、《汉中史迹杂考》、《汉中碑石》三部洋洋宏著，发表的研究文章更多达800余篇，在桑榆晚景，成就了著书等身的名山事业。

先生治史，不拘成说，独抒见解，探幽发覆，新见叠出，在众多的课题上皆取得重大突破。如沔县武侯祠唐碑中的“严□”，因缺字难辨，后世金石学家或指为严武，或指为李谟，聚讼纷纭，先生参证史籍，考定为严震。其考辨文字如老吏断狱，洞察秋毫，千年翳障，一夕括清，读之如饮冰泉，畅快五中。文章之严谨周密，即较之乾嘉考据大师也毫无逊色。这样出彩的考论在先生的著作中比比皆是，几乎篇篇有新材料，章章有新见解。先生从未受过系统的史学训练，却凭借毅力与天赋，在这一领域取得几近大师的业绩，不能不堪称是一大奇迹！

先生的汉中文史研究，远承乾嘉朴学，而又自具特色，其成就自非此篇小文可以细论。不过就我个人的感觉，先生的地方史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时常将汉中这一区域的文化投置到中华大文化的背景中来俯瞰，以地方文献补益正史，正史方志相互发明，相互印证，从中获取新识新见。如先生考证汉中地名由来，进而由此揭出“汉族”一词，由汉朝而来；而汉朝之名，又由汉中而来。这便将一个区县地名的考证，与汉文化源流的探索绾合至一起，汉中在中华文化中的非凡地位也由此凸现。又先生考城固《汉仙人唐公房碑》，据其中“府在西城”一语，考出西汉汉中郡治在西城而不在南郑，由此连带解决了《汉书·地理志》郡下首县是否为郡治的这一长期辩难的悬案，是其以小课题解决大问题的又一显例。这一结论与台湾著名历史地理专家严耕望的研究暗合无间，尤可看出先生学术功力之深厚札实。先生这些研究硕果，不仅丰富了汉中地方史的内容，同时也为大历史课题的推进作了贡献，使得所谓“学院派”史家对地方文史的成果，不能漠视，更不能轻视。可以说这一研究思路，为后人留下了极佳的借鉴法门与广阔的研究空间（惟先生对这一思路未能进一步作出理论思考与系统阐述，稍显不足）。

——还应说明的是，先生这丰厚的学术业绩，是在颇为艰辛的治学条件下获得的。其写作不仅缺乏图书资料（先生著述中的旁征博引，大多来自亲赴省城手抄所得，先生抄辑的这样资料册不下数十巨册、数百万字），外出考察也缺少交通工具，更谈不上什么科研经费（先生可能一生都不知还有这些名目）。有时甚至连极其微薄的修志（《地区文物志》）补助也时发时停，到手无几；区区几十元的稿酬也常常被扣发、被侵吞（我在略阳工作时，曾奉命请先生为乡土教材《可爱的略阳》撰稿，书出之后，先生应得的百十元稿费却被当政领导拖延不发，最后不了了之，这是我亲历的一事）。所以先生虽为“千万（字）富翁”，而奚囊中却常是一文不名。同时还因为先生的学业走的“专精”一途，非为外行所能理解，一些浅人俗吏便出于先生“无学历”、“无职称”的成见，而认为其学问是“野史”小道，待以冷凳，报以白眼。先生对此皆不予计较，而将有限精力都用在学问的探研中。常见先生无论酷暑严冬，黎明即起，摆开一方桌（夏天则将此桌放置室外），伏案工作四五个小时；下午则为读书、会客时间，晚上仍时常浏览书报，如此三十年如一日。似只有写作时间歇时撕扯烟叶（先生用烟斗，常购大张烟叶备装烟斗），是他惟一的休闲和娱乐。先生陋室中悬有一幅自撰座右铭：“名利置度外，去虚荣，埋头苦干；学术乃分内，求实效，潜心钻研。”确实是先生心境的真实写照。四顾周边拥有数十万元科研费及高学位、高职称头衔却拿不出一点像样成果的学界名公，若对比一下先生的境况与成就，不知是否有内愧于心？

总之，先生之汉中文史研究无论深度或广度，都远远超越了以往地方史家。近年汉中文化研究热潮的涌现，不无先生的“先导”之功；而其中不少研究热点，也都是以先生研究为基础展开。因此我们以显远先生的“汉上沧桑”之著述，确乎是“堪继史家绝业”而毫无愧色。

述先生之学毕，再续说我“执经侍杖”的一番经历——

我自小因随家长辗转汉中、泰安两地，贻误学业，初中后即失学在家，为排遣无聊，便时常漫无目标找寻一些杂书来翻阅。一本《汉中地区名胜古迹》偶然到我手中，成了我的最爱，进而把它当成了“导游图”，周围古迹，按图索骥。继而得知，这部大书的作者，便是和我父亲同一单位且住在隔壁的“陈伯伯”。（当时汉中地区群艺馆与文管会合署办公，先生就住在群艺馆院内）。于是我央求母亲，带我叩开了先生的房门，向他讨教文史学习上的问题。先生并未因为我还是个“小不点”（那年我仅14岁）而不屑一顾，而是认真地为我释疑解难（记得第一次是请教如何查找历史地名，先生介绍了《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一书，并以“花马池”一条作了查找示范）。从此我成了先生家的常客，在那间极其简陋的办公兼起居室内，先生常常一边撕扯烟叶，一边和我侃侃而谈，有时真是“如叩珠玉，应答如响”，谈至兴奋处，先生以手击案而朗声大笑。从先生那里，我深刻感受到地方文化非凡的魅力，心底顿时不再为失学而迷惘，暗下决心，要向先生那样，做一位地方文化宝藏的开掘者。

当我回到故乡泰安后，便开始摹仿先生汉中史的方法来作泰安史的研究，陆续进行资料搜集与实地考察，甫一开工，竟收获多多，使我兴味大增。几年之中，在先生的指导下，先后完成了《诸葛亮好为〈梁父吟〉新解》、《羊祉与〈石门铭〉初考》等习作（这些题目都与汉中文化关系密切，可以说是汉中与泰安的联系研究），文章在临沂诸葛亮及汉中石门学术会上深得专家肯定，更是增加了我通过自学研究地方史的信心。由于我研究泰山、泰安路数、视角都与别家大不相同，许多同行都投以惊诧的目光，却不知这些“独门武功”都是从先生汉中史研究中“偷窃”而来。少年时期“执经侍杖”的这番难得经历，确是我求学生涯的一大幸事！

在我的工作生活方面，先生亦都倍加关切：我早年求学的遭遇颇为坎坷——虽然还不到二十岁，便已在地方史研究上小有成绩（《中国青年报》1989年12月16日曾以《十九岁的学者》为题对我治学予以介绍），但当时泰安当政诸寮的势利之目中却是百无一用，不值一顾，以致我升学无方，就业无门，作了十年的“无业游民”。而我也少年气盛，对此境遇时常心理失衡，苦闷无助。先生获知后，来信以自身的经历，对我予以开导和勖勉：“你遇到些不愉快事，心中纳闷，这不奇怪，今日社会通病，多是‘武大郎开店’——只容矮子，我一生遇得不少。你应该想通。……自古能文名流后世者，率为穷人、受压者，如孔子、司马迁，以至于蒲松龄、曹雪芹，哪一个生前好过过呢？咱们干的是千秋大业——文章事，不是取幸于当代，而是留名于后世，生前吃亏，死后受尊，何轻何尊，自然判明。”（1990年4月6日函）在包括先生在内的学界前辈的不断呼吁下，我的问题终于得到汉中领导的关注（而当时泰安的领导始终漠视不理），为我解决了工作编制，但不意又无故受人嫉妒，不让安排到地市文博单位，而被“发配”到属县略阳去做“群文”工作。先生担心我有失落之感，来函以略阳的历史文化资源来勉励我安心研究：“略阳对你来说，是一个用武之地，……子其勉之。”（1993年6月2日函）数年之后，泰安政局“更化”，新任领导有意将我“引进”回乡，重操旧业，先生得知这一讯息后，怕我犹豫不定，亟缄札劝驾：“计之最妥者，莫若返鲁，你对泰山，研究有素，驾轻就熟，不说青年望尘莫及，即当地老年研究者，亦多非匹敌。返鲁前途广大，且勿犹豫。……只要你认定为泰山，贡献毕生精力，对其他琐屑小事，置于不顾可也。”（1996年6月9日函）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我无论是在略阳还是调返泰安后，每次回汉中探亲，都要沿着幽深的石板路巷前往先生所在的碗铺街文管会寓所（从上世纪80年代末，先生随文管会迁居于此）叩学问业，敬聆謦咳。最后一次是在2004年的盛夏，由于城市改建，那一段石板路正被拆除，几经绕行，方才觅到文管会的院落。这时的先生由于几次手术失败，健康状况已大不如前，荧影独坐，困守斗室。但见到我后，说起地方文史的话题，谈锋仍健，当听到我搜集了宋人李师彦的材料，可以补正其旧说的不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嘱我进一步探讨，澄清此一公案。（按汉中旧志称宋李师颜墓有“苏轼撰志铭”，先生考“李师颜”生活时代在南宋初，远在苏轼之后，故苏轼不可能有为其撰志之事；我则查到苏轼密州同僚有“李师彦”，苏轼《密州常山雩泉之记碑阴》有“守诸城县尉李师彦”之名可证，苏轼为撰志石当即此人，汉中旧志所载不误。——先生治学，最喜他人为之纠谬订讹，故我时常撷拾一二资料与先生辩难商兑，先生或辩或韪，从未以后学妄言而不快，其学者胸襟令人钦仰无已！）因先生病体不适，我未敢久坐，匆匆辞出。归途遥望东天一抹塔影，心中生出无尽的悲凉，——一位为地文文化贡献毕生、且在学术上作出骄人成就的学界耆老，其晚境却是如此寥落与清苦，不尽有“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的今古同慨之感。出门时我还留别先生：“他年回汉，再来拜谒。”讵料此际一别，竟成永诀！

先生晚年每每语人，他于青年学子中凡得二人：“一为上海陶君喻之，一为泰安周君郢。二子天赋甚高，为学又勤，雏凤胜老，出蓝更青，拭目可待。”喻之兄居沪上而主攻汉中文化，学殖日富，学术益精，确实堪承昔贤之绝学。而我身杂俗务，日益困顿，马齿陡长，却业乏专攻，则深负先生之期望。每一思及，汗出流足。故挽联有“风雨名山，能承夫子薪传？”之自问。不过，我虽不才，但深信经先生之手而传感发扬的“汉上沧桑”之学术，必会承续有人、薪传不绝，犹如天汉汤汤，历久而弥长！

2007年3月1日草于泰安山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