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共重庆地下市委委员、广安工委书记

早年经历

骆安靖，1921年出生，四川省（今属重庆市）长寿县人。

抗日战争爆发时，骆安靖正在长寿县重属联合中学读书，他和广大热血青年一样积极投入了救亡运动，并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夏任中 共长寿县委宣传委员。1940年，党实行“隐蔽精干”的方针后，骆安靖考入朝阳学院（校址在今重庆市下半城的陕西街），并于1945年毕业。

1946年初，骆安靖任中共重庆地下市委委员、广安工委书记；1947年10月，中共川东临委成立后，骆安靖被调任上川东地工委委员，1948年1月兼任上川东第五工委书记。他离开重庆后，到广安县以中学教师为掩护，协助王璞开展农村武装斗争的发动工作。骆安靖能说会写，人长得清秀文静，他在重庆市委工作时，深为上级赏识。

风声鹤唳

1948年6月底，当下川东地工委遭受破坏，冉益智带领特务逮捕了大批党员的消息传到广安，7月日，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离开广安，去岳池视察工作，临行前，他开玩笑似地对骆安靖说：“你被捕不得啊！那样，影响就太大了！”依依惜别时又似乎有些不良预感地补了一句：“我们该不是最后一面吧？”未曾想这句话后来果然成真。

特务们在下川东的大搜捕结束后，刚一回到重庆，徐远举又马上组织力量，派出以绥靖公署二处警卫组长漆玉麟为首的一伙特务化装潜赴广安，会同当地的反动派，妄图抓捕中 共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等领导，一举破坏上川东的地下组织。

“守口如瓶”

1948年7月4日中午，漆玉麟带领特务行动员孙树森、包全程和广安县自卫中队长兰东书等人，在广安北仓沟骆安靖家中将其逮捕；然后又去县城新南门外的“南园茶社”，将中 共上川东地工委联络员马正衡逮捕。当晚，特务们又准备去广安代市镇抓捕五工委委员谈剑啸，被代市镇队附、地下党员秦华得知后，立即转告谈剑啸出走，因此特务们扑空。骆安靖和马正衡被捕后，特务将他们一起关押在县政府内，连续数日酷刑逼供，企图从他们口中获取线索，以扩大破坏，抓捕更多的“共党分子”。

在特务对骆安靖的刑讯中，实事求是地讲，这位自称有着“十年党龄的地委级干部”的最初表现是坚强的，经受了“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的考验。当特务追问王璞在什么地方时，骆安靖回答：“他是我的上级，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只有他可以知道我的地址，我不能问他住在哪里。”特务又追问曾林、谈剑啸、杨玉枢等党的负责人的去向及上川东地工委的组织情况，骆安靖一概推脱不知，守口如瓶。

叛变投敌

但是在后来的刑讯中，骆安靖却有些动摇了，提出了想见家属。漆玉麟答应了他的要求，并采取“软化”的方式，让手下的人对他劝降，说什么“你的上级刘国定早就把你出卖了，还交代了一切问题，现在他不但恢复了自由，官做的比我们还大”，“你既然被抓到这里，就赖不过去了，早些交代，免得自讨苦吃。”尽管如此，这时的骆安靖仍然采取拖的办法，没有立即叛变，他的思想在激烈的斗争着，动摇着。

马正衡自幼习武，身体强壮，是广安地区的武林高手，特务对他十分戒备，逮捕后即残忍地用铁链穿套他的锁骨，以防逃脱。马正衡与骆安靖则不同，自始至终毫不动摇。特务们见马正衡长得强壮，连续几个夜晚将他捆绑在县政府里上刑，多次用长枪、棍棒乱打一气，住在附近的老百姓只听得他的惨叫声不绝于耳、毛骨悚然。受尽百般折磨的马正衡，虽然多次昏死过去，强壮的身体也变了形，但各种酷刑都未能使他屈服。

漆玉麟本想在广安将上川东的“共党分子”一网打尽，但却只抓到了骆安靖、马正衡二人，而且又断了线索，便不甘心地每天带人在广安县城和附近的乡镇搜寻，可是仍然一无所获。于是，特务们只好在7月28日秘密押解骆安靖和马正衡回重庆。由于骆安靖分管组织工作，对广安、岳池一带的党组织情况比较清楚，如果叛变将会产生很大的危害，因此王璞十分焦虑，指示第七工委要千方百计地营救他。第七工委立即组织武装小分队，埋伏在罗渡乡下面渠江边，准备拦截押解骆安靖和马正衡的船只，战士们潜伏了三天三夜未见船影，待小分队刚撤离，狡猾的特务们押解的船只就过去了。到重庆后，马正衡仍宁死不屈，被关进了渣滓洞监狱；骆安靖因表示愿意“自新”，则被囚禁在白公馆监狱的优待室。

为了将骆安靖拉入叛徒的行列，徐远举不惜两次移尊屈驾，亲自找他谈话劝降，又命叛徒刘国定在“戴公祠”现身说法。

刘国定先是装作无奈的样子说：“我原不想扯出你来，后来冉益智供出涂孝文，涂孝文被捕后我怕他先供出你来，徐处长掉转头来问我，我只好被迫讲出你来。”见骆安靖没有吭气，刘国定又启发道：“听说你不肯多谈。不谈，你能过关吗？徐处长能不拼命挤你？我知道你在广安下面有做乡长的党员，有搞经济组织的党员，还有不少统战关系，你要讲得让他们相信，他们才会放你。像我和冉益智，不都是很快恢复了自由。”徐远举见骆安靖已经被刘国定说服，便又走出来，他一改往日的凶相，和颜悦色地说：“你愿意自新，你岳父（欧元书，曾任四川军阀杨森部的军需处长）也在保你，我可以允许你同他会面，但你一定要交出组织。今后，你如果对政治有兴趣，愿意为我们工作，我们欢迎。如不愿过问政治，可仍去教书或干文化工作，决不勉强。”

经过徐远举和刘国定的劝降，骆安靖的最后一道防线崩溃了，为了苟且偷生地活下去，他出卖了中共上川东第五工委委员谈剑啸、杨玉枢和下属两个特支、十多个党员，后来五人被捕，其中二人牺牲。

然而，徐远举并未给骆安靖选择职业的自由，和刘国定、冉益智叛变后“留处察看”三个月一样，骆安靖被软禁在“中美合作所”的杨家山特务驻地，最后终于参加了军统特务组织，任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侦防处少校专员。

根据骆安靖叛变的口供，漆玉麟、郝崇斌等特务于1948年8月10日再次到广安，抓捕了中 共广安县代市地下特支书记丰伟光和段定陶、谢啸冬、黄三仲、陈梦非等党员。杨玉枢、雷晓辉、聂士毅等上了特务黑名单的6名党员，闻警后迅速隐蔽，侥幸脱险。

晚年忏悔

叛徒骆安靖是重庆地下党叛徒中唯一一个既未被特务处死，也没有被人民政府处以死刑而得以寿终正寝的人。他写过大量的回忆材料，并这样剖析过自己：“我被捕后既不愿出卖组织，也不想沦为可耻的叛徒，但又缺乏坚贞不屈和自我牺牲勇气——” 解放前夕，骆安靖充满负罪感，在重庆各界群众收殓歌乐山烈士遗骸期间，当时尚未归案的骆曾悄悄到现场查看，惨烈景象让他受到了强烈刺激，他对自己的叛变行为表示了悔恨。 上世纪70年代，骆安靖刑满释放后，他选择了在监狱就业，跟一位老中医潜心于医术，改革开放后，他转到江北一家蔬菜商店工作，于上世纪末去世。他晚年总结出的叛徒哲学是“我字当头，活命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