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李学勤讲中国文明 |
| 释义 | 基本信息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第1版 (2008年12月1日)丛书名: "方家讲坛"系列丛书 平装: 474页 正文语种: 汉语 开本: 16 ISBN: 9787506027571 内容简介《李学勤讲中国文明》主要内容：一九九二年，先生倡导“走出'疑古'”说：咱们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些旧的观点的束缚。在现在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了。 一九九八年，先生再次重申“专门学科”论：最近我常想，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应当作为一个特殊的学科来看待。我相信，中国古代研究将来一定会被承认是一个重要的专门学科。 二00五年，先生重提“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说：我所致力的领域，常给入以杂多的印象，其实谈起来也很单纯，就是中国历史上文明早期的一段，大体与《史记》的上下限差不多。这一领域，我想最好称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二00六年，先生再次提到“民族信心”问题：今天我们更应该从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寻找宝贵的遗产，更好地建立我们的民族信心和加强我们的民族凝聚力，认识到历史上我们的先人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有过重大贡献，使我们今后的贡献更多更好。 二00七年，先生提出“不公平”说：我总觉得我们中国的古代文明很多地方被贬低了，与外国类似的文明相比，有些人给的评价不公平。 二00八年，先生提出“世界意义”说：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在人口数量、疆域的广阔，还是历史的渊源长久来说，在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所以，要认识世界文明就不能不研究中国。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不仅对于我们自己意义重大，对了解整个人类文明的兴起过程，提高对人类文化的认识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编辑推荐《李学勤讲中国文明》：“方家讲坛”系列丛书。先生特别强调比较考古学、比较文明史之研究，认为中国古代文明乃是人类文明全体的一部分，不以人类文明为大背景考察中华文明，而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就不可能对中华文明有真正透彻的理解。 先生又倡导“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之论以及“走出”疑古“时代”之论，力图重建中国人自清末以来业已丧失殆尽的对于本国文化的“真正自信”。 先生之努力非仅“为往圣继绝学”，更欲“为万世开太平”，为这落难四百年的“华夏文明”之起死回生，指明一个方向先生说：“史学的终极目标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菲但赚不了钱，还需要你去牺牲。” 作者简介李学勤，1933年生于北京，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清华大学文科高等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多所大学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组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钱币学会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等。 目录自序 第一章 不可怀疑的文明 第二章 中国文明之源远流长 第三章 三代离我们有多远 第四章 《周易》在中国文明中之分量 第五章 中国文明之地理的分布 第六章 古文字与中国文明 第七章 占器物与中国文明 第八章 沉睡地下的文明史 李学勤先生学术编年" 编后记 后记李学勤先生是中国当今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献学家。他在甲骨学、青铜器、战国文字、秦汉简帛以及先秦史等诸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著作等身。而且，由于其长期从事研究工作，多年的丰富积累和不断探索，使他在上述各个领域总有独到心得，发前人之所未发。多年来，他总是以其广阔的学术视野和高远的学术识见，走在中国学术的最前沿。 李学勤先生对中国文明，尤其是上古文明既有深厚感情，又有精深研究，已撰成多种专著及论文，但这些专著和论文或偏重于某一方面，或散见于各种报刊，未得一个系统的整理。本书克服了此项不足，从近年来李先生的著作论文中拣其精要，分别从“不可怀疑的文明”、“中国文明之源远流长”、“三代离我们有多远”、“《周易》在中国文明中之分量”、“中国文明之地理的分布”、“古文字与中国文明”、“古器物与中国文明”、“沉睡地下的文明史”共八个方面全方位、多角度地阐述了中国古代文明，内容涉及文字学、甲骨学、简帛学、青铜器学、年代学、易学等各学科，可谓一册在手，中国文明尽收眼底。另外，为了方便读者阅读，还随文增添了一些人物、器物插图以飨读者。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不当之处，未必尽符李先生心愿，还望作者及读者教正。 编者 2008年9月 文摘第一章 不可怀疑的文明 一、走出疑古时代 （一）考古与思想文化研究 谈到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特别是一些新的考古发现，它们对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特别是在座各位关心的思想文化会有什么影响。这个题目，还是很值得研究的。考古发现对研究历史作用很大。这一点，恐怕现在所有的人都承认。这点恐怕是一个常识。不过，很少有人想到它对研究思想文化的作用，大家都重视得不够。关于它有这种作用，很多人不这么看。为什么？我想这里有个原因，就是早期的考古学本来就不强调思想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英国的柴尔德，就是GordonChilde，他给我们带来一种影响。大家知道，柴尔德这个人在一定意义上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比如从他的书，像《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等等，我们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他带来了早期考古学上的丹麦学派的影响。因为丹麦学派本来是搞博物馆，它的创始人就是发明“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这些词的，他们都是搞博物馆的，光摆东西，不大讲，当时也不可能讲思想文化。所以，柴尔德的书也带来了一些这样的影响。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前苏联，很长一个时期里，他们的考古研究所不叫“考古研究所”，他们不用“考古学”这个词，是叫“物质文化研究所”。什么叫“物质文化”？这个词不大清楚。因为考古发现的东西是不能用“物质文化”来限定的。考古挖出来的东西，怎么都是“物质文化”呢？我自己从来都不这么看。所以，我写那本《东周与秦代文明》的小册子，里面就特别讲到一段话。后来好多人都引用这段话，幸亏大家觉得还可以。那意思就是说，考古学发现的东西，比如一个墓葬，它总有一定的葬仪，一定的礼制，这些东西都是反映当时的社会，当时的风俗习惯。如果你只是从物质上来看，那么，这样的考古学，它的作用就很值得考虑了。这是我的一种看法，向大家请教。那么，今天我就想讲讲考古文化对精神的东西有什么影响。 （二）两种考古证据 我想大家都知道，把考古学的东西和历史学的东西放在一起来研究，特别是把地下的东西和地上的传世文献放在一起来研究，从方法上讲，是我们大家尊重的王国维先生提出来的。王国维先生提出来“二重证据法”，即地下的与地上的相互印证，这是很有名的。它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王静安先生是讲“二重证据法”，最近听说香港饶宗颐先生写了文章，提出“三重证据法”，把考古材料又分为两部分。这第三重证据就是考古发现的古文字资料。如果说一般的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可以分开，那么后者就是第三重证据。像楚简就是第三类。考古学的发现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字的，一种是没字的。有字的这一类，它所负载的信息当然就更丰富。有字的东西和挖出来的一般东西不大相同。当然也可以作为另外的一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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