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尧放（1904.11—1965.4），男，汉族，原名柯大经，字尧放，重庆壁山人。重庆市著名收藏家、书法家、诗人。1926年，经同盟会会员敖光前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隶属莲花池省党部，系国民党左派，实为共产党人杨闇公领导，这期间他从事宣传和左翼文化工作，在《新蜀报》上撰文论及学生运动，鼓吹工人运动，引起了国民党重庆当局的注意和不满。在震惊全国的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中，柯尧放当场被打昏在地，幸被友人扶着，带伤逃出一被冲散的现场，他从自来水公司跳墙，忍着伤痛下石板坡的一脱身，在友人告诫下，逃出腥风血雨的重庆，只身流亡贵州。流亡贵州期间，由于对清淳民俗民风的倾恋，搜集大量民歌，因返川途中所乘船颠覆，行李被水冲走，辛苦搜集的民歌奕散失。1936年，柯尧放通过高允斌的关系，以文化人的身份进入重庆工商界，担任过重庆市商会秘书长，由商界竞选议员入重庆市参议会，后任重庆市参议会秘书长。

1949年秋，解放大军挺进西南，直逼重庆。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等军政要员，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正与台湾调来的军警特务“技术大队”确定以重庆兵工厂和电厂为重点的破坏计划。企图在逃离大陆前，把重庆的工业、厂矿、公共设施变为废墟。重庆在地下党蒋仁风直接领导下，成立“迎接解放筹备小组”，该小组只有五人，重庆市参议会议长范众渠，《商务日报》社长、总经理高允斌，重庆市商会会长蔡鹤年，重庆市参议会秘书长柯尧放，李和甫作为秘书，五人齐心协力，以参议会、商会名义进行合法活动，柯尧放作为秘书长既要出谋划策，又要具体执行，起到别人难以起到的作用。1949年11月底，解放军一支先头部队到达重庆南岸江边，江面无船，地下党由蒋仁风与范众渠、高允斌、柯尧放诸人密谈， 商定派员过江迎接解放军。11月30日，有温少鹤、范众渠、柯尧放、蔡鹤年等重庆工商界代表乘“民运轮”轮过江抵海棠溪，与解放军先头部队见面商定派船多艘迎接解放军过江，重庆终于迎来解放。与此同时，柯尧放还作为“重庆市临时治安委员会”秘书长，发表“告市民书”，维持地方秩序，在大街小巷巡逻，防范重庆市哄抢骚乱事件，12月5日，“重庆市临时治安委员会”宣布解散，所有档案材料和300余支枪支一并上交军管会。

对柯尧放这一期间做的大量工作，1958年在西南政法学院工作的蒋仁风曾致信柯尧放：“每当想到我们在地下共同为推翻蒋介石政权而奋斗的深厚友谊时，对于你和少鹤、众渠诸友人，仍然不胜悬念。”解放后，“迎接解放筹备小组”亲历者高允斌说：“柯尧放迎接解放是立了大功的，是功臣。”

作为收藏家的柯尧放，把一生节衣缩食所求索、所收藏的123件珍贵书画、文物，立下遗嘱，捐献给重庆博物馆，1965年6月18日，重庆博物馆胡人朝等开车取走文物，国家给了400元奖金。

　这123件文物包括李可染的《竹林七贤图》、董其昌的字卷、龚晴皋的对联、船山字条、林则徐的字联，徐悲鸿的画鸡、赵熙字屏、晋良指画芭蕉、翁方纲的行书，及青铜器、陶瓷器、古砚、玉器、刀币、古瓷、印章等等数百件。参见《重庆江北县文史资料第五册附录之清单》及《容庵丛稿》第198—200页之柯尧放先生捐赠文物清册。

柯尧放先生一生不讲究吃穿，就爱两件宝贝：一是书，二是古董。柯尧放先生十分喜爱明代画家崔子忠的《浣洗图》，据文献记载，崔子忠 （１５７４－１６４４），初名丹，字开予，改名子忠，字道母，号青蚓，一作青引，号北海，山东莱阳人。寓居顺天府（今北京）。他曾从董其昌学画。李自成攻陷北京后，他匿居士室饿死。善画人物，仕女，题材多佛画及传说故事，取法唐宋，颇具古意。与陈洪绶齐名，当时有“南陈北崔”的美誉。 崔子忠的画路很宽，人物、花鸟、走兽皆能画，但是他最擅长的是画仕女人物，有时也画神话人物和佛像。清初著名书画鉴赏评论家周亮工评论崔子忠的画“工图绘，为绝技，善貌人，无不克肖。”明末清初著名文人钱谦益评价崔子忠的画时说：崔子忠所追求和师法的是晋代顾恺之、唐代阎立本、吴道子和北宋范宽这些前代超级绘画大师，而决不与流俗之辈为伍。 崔子忠是明代晚期北方画坛的领军人物，他为人耿直而又有些孤僻，许多高官名宦即便花千金也难以得到他的一幅画作，于是便有了“千金难买崔生画”之说。 五十年代，有人出资三千元要买柯尧放收藏的《浣洗图》，柯尧放不愿出手，他把自己认为所有文物中最有价值的一件也捐赠了重庆博物馆。

据柯尧放先生遗著《容庵丛稿》所载，他收藏的珍贵书画、文物来源有三：一是古书、字画是身为秀才的祖父留传给他的；二是来源于其夫人刘曼青家，刘曼青家族有人在京城做官，自然有不少古籍传给儿孙；三是柯尧放节衣缩食，八方求索购买的。解放初期、1961年、1962年灾荒年也买过不少。柯尧放是国家13级干部，每月工资147.5元，空闲时喜欢诳文物商店、拍卖行，“有些好的古董、真品，一般人又不识货，不晓得它的价值，损坏了获失落了那实实在在是国家的损失、民族的损失，我不使它有个安身之所，心里就安定不下来，我这也是为国家做事。”

　1965年柯尧放病重期间，一再叮嘱夫人、家人，把他搜集珍藏的文物古籍全部送给国家，请统战部通知市博物馆来家里挑选。柯尧放对夫人刘曼青说：“这些东西很值钱，留给后代没得好处，既害国家，又害孩子。”

作为诗人的柯尧放与沈尹默、潘伯鹰、李春坪被誉为抗战时期重庆四大诗人，狂放不拘、大气秀劲的书法为重庆文化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当代重庆人的研究。

“百结春衣带暮烟，探囊又尽卖书钱，穷愁滋味尝多少？落魄人间二十年。”这是柯尧放年轻贫寒时一首自嘲诗，个中滋味读者自明。

“山前山后松子落，溪南溪北李花飞，数声牧笛暮烟起，鸦带夕阳送客归”，这是诗，又是画，充满情趣，写的是诗人故乡送客的情景。

“春花秋月想玉枝，红楼小坐无多时，中秋前夜匆匆别，何时挑灯再论诗”柯尧放的新诗明白如话，而又韵味深长。

柯尧放一生耽诗，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以新诗和传统诗词活跃于重庆诗坛。曾用根石、容庵、莲子、秋风等笔名发表作品，系重庆新文学社团“沙龙”成员、传统诗词社团“西社”组织者、传统诗词社团“饮河诗社”理事和重庆地区的实际负责人。抗日战争时期，柯尧放与沈尹默、潘伯鹰、李春坪被誉为重庆四大诗人。《命运之河》、《青春日记》、《歌乐山之魂》，散文诗集《渴望与挣扎》，散文集《流年似水》等等。

在这期间，全国许多诗人云集重庆，柯尧放被选为召集人之一，柯尧放的住所就在南岸老君洞附近，是诗人们喜欢活动的地方，他们论诗作赋，谈笑风生，研讨诗词，互相酬和，兴之所至，一个个伏案挥毫，一首首诗词佳作，在浓郁的诗情中诞生，他们留在宣纸上的幽默诗作和珍贵书法，已成为40年代《饮河诗社》在重庆活动的文史资料，他们也在报刊发表诗作，颇有影响。《中国抗战诗词曲选》中，就有他们的作品。1945年8月15日，柯尧放写的《快哉此夜行》被人们称颂为极佳的爱国诗词作品。

“家愁国恨两悠悠，揽袂依依话寺楼。如此别离花有泪，为谁消瘦月当愁。人间每苦鸳鸯侣，江上应怜鸥鹭俦。此去湄潭烟水阔，知君惆怅望渝州。”柯尧放的送别诗也别有韵味。

柯尧放在闻长沙大火后奋笔疾书：“敌骑纵横走迅雷，烽烟处处羽书催。才悲粤汉成焦土，又哭长沙化劫灰。杀贼几人真国士，弃城诸将半庸才。河山惨淡无颜色，心死从来是大哀。”

作为书法家的柯尧放，其书法成就表现在行书、章草上。如为叶菲洛诗集题“昨日之花”四字，大有二王、东坡行书意味。其草书狂放不拘，与沈尹默、潘伯鹰许伯建诸先生的冷静不同，大起大落，才气横溢，颇有诸多情感聚于草书发之的气象，与他的草书不一样的是，其篆赢利却属于秀劲一路。柯尧放不仅是40年代重庆籍书家，也是文革前重庆书法的主要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