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特·布鲁门特里特1897年生于德国慕尼黑。早年参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俄国东线战场上服役。

30年代，布鲁门特里特与其好友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后来的德国元帅）同在威廉·勒布将军（后来也成为德国元帅）手下效力。1939年9月入侵波兰期间，他任戈尔德·冯·龙德施泰特将军（后德国元帅）的作战部长。1940年参加侵法战争并任由君特·冯·克鲁格将军（后德国元帅）指挥的第4集团军的参谋长。

1941年布鲁门特里特以作战部长的职务参加侵苏战争。1942年调回德国，1943年又被派往法国。他后来被一些军官鼓动，参加了旨在反对希特勒的“七月阴谋”。为此，1944年9月他被解除了军职。但希特勒却认为他是无罪的，并派他到前线担任武装党卫队（党卫军）第12军军长的职务。

而早在诺曼底登陆时，布鲁门特里特与他手下的部队已被布里安·赫洛克斯将军指挥的英第30军打得节节败退，此时他又被派到荷兰担任第25集团军司令以抵御老对手英30军。直到1945年3月，他才在德国本土担任了第1空降集团军司令一职。布鲁门特里特死于1967年。

选文：布鲁门特里特在一战中与俄国人的第一次交锋

1914-18年间，我作为一名中尉，在那慕尔与法国人和比利时人进行过几次很小的接触（1914年8月）后，被派往东线。在与俄国人的战斗中度过了战争的头两年。

在俄国前线的第一次战斗中，我便发现俄国人与法国佬及比利时人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很少露面，挖战壕的技术近乎完美，战斗意志坚强。这一仗我们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那时的俄国人还是帝俄军。作战顽强，但性格温厚，有按照军事原则在城镇与村庄放火的习惯。在东普鲁士，每当他们受到进攻而撤退时，就会干日后在他们自己国家干的事（放火）。每到傍晚，地平线上升起燃烧的村庄映红了半边天的火光，我们就知道俄国人走了。奇怪的是，那儿的人民似乎从未有过怨言，这就是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俄罗斯方式。

我所说的好脾气的俄国人士兵，指的是欧裔士兵。那些作战更顽强的亚裔士兵，特别是来自西伯利亚军团的，性情冷酷，哥萨克兵也一样。东线德军为此吃尽了他们的苦头。

1914-18年东线战场上的恶劣条件所带来的艰难险阻，对我们的士兵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大家宁可到西线去送死也不要在东线活着。西线的战斗充斥着弹片与密集的炮火——凡尔登、索姆河等等都是如此。这些因素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把人搞得精疲力尽而无法忍受，但我们好歹还能应付西线的敌人。在东线虽然没有了枪林弹雨，但战斗打得相当艰苦，根本不是正常人所受得了的。夜战、白刃战、丛林战，都是俄国人的拿手好戏。战争时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东线的勇士们在鏖战；西线的消防队忙得团团转（炮击、轰炸造成的大火很多）。”

相比之下，1941-45年的苏联红军的骨头更加硬。他们为一种信仰——共产主义而狂热的战斗，这就增加了他们的顽强性。反过来把我们的士兵也变得狂热起来。东线有句话说得好：“你死我活（‘You or I’,这样翻对吗？）”红军的纪律也比沙俄军的纪律更严厉。我们截获的很多苏军电报中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只是盲目的服从命令。

无论俄国人出现在历史的哪一页，关于他们的战斗总是充斥着顽强、冷酷、无情、巨大伤亡这样的字眼。只要是俄国人防守的地方，他们就会顽强的防御下去，并为之流血牺牲。所有的人都只知道盲从，亚洲人—斯拉夫人的性格使他们只知道绝对服从，不服从即意味着死。俄军指挥官常常不假思索地随意下命令但士兵从来没有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