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乐亭(1903—1940),山东章邱人，中共党员。幼年家贫，12岁学铁匠，后到东北参加奉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东北民众救国军营长，率部奋起抗日。 1934年参加中共饶河中心县委领导的农工义勇军。1934年1月28日同东北抗日救国军一道强攻虎林县城(现虎头镇)，他所领导的一旅一营曾突破敌人防线，与特务营一道，深入县城中心区，苦战一天，消灭大量日伪军，后因兵力悬殊，奉命撤出战斗。当高玉山领导的救国军退往苏联境内后，景乐亭率部仍留在虎饶地区坚持抗日斗争。1935年出任我党领导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团长;1936年4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师副官;同年11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三师师长。

1937年春季，李学福和景乐亭率一师和三师到同江、富锦活动，争取当地山林队，建立了联合反日指挥部，并在大旗杆、同小井子、卧虎井子、对青山、前六牌、二龙山、小九冢、虎市拾克，别拉印子山等地广泛开展游击活动。时而化整为零做群众工作，积蓄力量，准备给养； 时而集中兵力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当地群众紧密配合下，还积极争取伪军哗变，动员群众参军参战不断壮大队伍。为镇压汉奸的卖国活动，公开在富锦处死伪军“讨伐”大队长张大胡子，在同江二龙山处死土豪左殿生，大大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抗日情绪。5月15日，李学福、景乐亭率300名战士到二龙山第三牌为掩护伪军连哗变时，与500余日伪军遭遇，激战五六个小时，击毙50余敌人，我军牺牲10人，受伤6人。这次接应虽未成功，但后来仍有20余名伪军哗变，携带40余支枪投靠我军。6月，当他们率领600余名战士，从富锦到二道井子时，与日军小滨司令所带的900余名日伪军相遇。敌人动用了骑兵、步兵和坦克，但由于我军阵地四周都是沼泽地，敌军骑兵、坦克施展不开，无法靠近。当敌人步兵逼近我阵地四五十米时，景乐亭指挥战士利用有利地形猛烈反击，击退了敌人多次进攻。经过一天激战，击毙敌150余人，我军牺牲10余人。在这次战斗中，当地群众冒着枪林弹雨给战士们送饭，救护伤员，同仇敌忾。

此后，我军化整为零，组织若干小部队，派到敌后，拢乱敌人，争取伪军哗变，组织群众抗日，收到良好的效果。有一次，住在同江二龙山南苏家店的反日会员马玉良给我军送信，报告同江二龙山驻有日军1个连。当地人民群众盼望除掉这些害人虫。于是我军派10多名战士，身着便衣，潜入该地突袭敌人，打死日寇20余人。

1937年入冬结冰后，同江、富锦一带的沼泽地已失去屏障作用，李学福、景乐亭的一、三师离开该地，返回虎饶山区，避开大批敌人进攻。

1937年12月景乐亭任下江特委委员，继续担任七军三师师长。

1938年初，根据抗联七军军部决定，三师师长景乐亭、副师长云鹤英和政治部主任刘迁仲率三师奔赴宝清开展游击活动。此时敌人正派重兵在宝清向我抗日联军进行围攻，给我军开展游击战争带来了相当的困难。为避免损失，1938年4月26日，景乐亭率三师返回挠力河以南，一方面准备给养，侦察敌情，一方面等待有利时机与抗联五军三师会合，共同抗战。6月17日，七军三师和五军三师在宝清东南部会合。他们坚持灵活机动的战术，袭击了中兴堡警察署，缴获该警察署的全部武装，获得大小枪30余支。接着，他们转战到宝清第三四区，破坏了一些敌人的集团部落，解决了部分给养。

七军三师和五军三师在宝清两个月的共同战斗，先后在双鸭子煤矿、韩家木营和梭利河岸等处与敌遭遇，受了一些损失，为保存力量，七军三师政治部主任刘廷仲率部分队伍转战三人班，独木河，代照砬子，蛤蟆通河以南地区，着手建立密营。七军三师师长景乐亭和五军三师师长李文彬率80余名骑兵携带两挺机枪，于8月23日赴大旗杆，其余部队随后转移。部队到大旗杆以后，景乐亭率七军三师转战雁窝岛，着手准备部队冬季给养。

1939年3月景乐亭任七军党特委常委，代理七军军长。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处于异常艰苦的环境中，景乐亭率领七军在饶河、虎林、富锦、同江、抚远等地坚持斗争，在群众中有广泛的影响，是抗日联军高级将领之一。1940年3月27日于虎林小木河被抗联二路军以“企图叛降罪”处以死刑，时年37岁。

1993年经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与东北烈士纪念馆联合考察，结论为：“经查档案资料，当时的罪名是不存在的，系因未能弄清事实，仓促决定造成的，属内部误杀，因此，应承认景乐亭同志为革命烈士。”

景乐亭同志自参加革命，在黑龙江坚持抗日达10年之久，最后牺牲在虎林小木河。为此原省长陈雷同志指示烈士基金会为景乐亭立碑，恢复名誉，永志纪念。

处死原因辨析

据东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57卷《西返经过纪要》（1940年4月）记述：1939年冬，日寇及伪满军五千余人，大举出扰虎、饶、抚远一带，第七军各部陷于饥疲不堪，弹尽粮绝，而敌长期围攻，情势险恶之际，景乐亭放弃全军部队之掌握，仅率少数部队，避走饶、虎之间，煽动部下，密图投降日寇。因下级干部之疑虑渠有异谋而加警戒与不受煽动，景之密谋未遂，乃藉病越界过江东，×保中接见报告工作及斗争经过，隐匿密谋，嗣经崔参谋长石泉告发，因所举证未尽详实，景自然不自披露逆谋，但承认临危动摇恐惧，并有不正当破坏上级领导系及分裂内部之言辞。当此，因诸种困难，保中嘱崔石泉同志带队先回赴虎、饶地区，景给病假一月随队行动，俟总部返虎饶时，与部队群众接触时，再行审理。因恐景在七军与其他领导干部间素存隔阂，以致藉词构陷，互相倾轧，孰是孰非，以及景是否实有罪行，必须于第七军全部队中求得实据，再进行审查。乃景于随队途中，犹图拉拢部属，并密谋继续煽动。同时经李德山告发去冬景之密图经过，详细审讯，人证确凿，景以往曾密谋小团体组织，参加者七名，企画叛降日寇。景无词抵赖，遂由王效明、崔石泉主持之下级人员代表审判会议，景乐亭应处以死刑，惟事情关系重大，应申报总部处理。但当时处于敌情状况紧张中，部队内部困难甚多，尤以缺粮问题最为严重。深恐于看守景乐亭以待总部到着后审理之过程中，发生意外，故讨论结果，以景之罪行暴露，证据确凿，应行紧急处分，遂于3月26日将景乐亭执行处死。

景乐亭事件处理上的几点质疑

1、调查处理过程简单，证据单一。我们只看到对李德山的审讯和景乐亭的无罪辩解，对所谓的反革命小团体其他人则没有看到进行审问和查证的记录。此时，张荣喜、王玉洁等人尚在苏联比金，于明礼则于1939年底被捕。如果光凭李德山本人的孤证，在没有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情况下，就轻易定案并迅速对景乐亭执行枪决，这是十分不严肃的。对景乐亭来说，也是不公正的。况且我们也不能排除日寇实施离间计的可能。

2、执行上过于迅速。在处理这件事上，王效明、崔石泉等七军领导操之过急，在景乐亭处死后第二天，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就越境来到虎林小穆河。在此之前周保中与王效明、崔石泉有电报联系，已经告知其行踪并规定通信员联络事宜。在景乐亭回国时，周保中明确告知同行回国的崔石泉，因景乐亭身体行动困难，决定自3月4日至3月20日，给予其病假17天，住军部随军休养。周保中同时嘱咐崔石泉，等到二路军总部返回虎饶地区时，对景乐亭再行审理。很明显，七军某些领导在处理景乐亭问题上，不想让景乐亭有再次接触周保中的机会，或者不想让周保中在处理景乐亭事件上有难做之意，也许可能周保中对他的处理已经有所授意，并与王效明等有所沟通。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