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代表作品

演讲实录(我与文学——在湖北师范学院的演讲)

人物简介

荒湖，男，1966年出生于湖北大冶。1990年代开始业余小说创作，偶尔写诗。迄今已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青年文学》、《长江文艺》、《作品与争鸣》、《黄河文学》等国内纯文学刊物发表（转载）中短篇小说约50万字，代表作品有新乡土小说集《半个世界》等，作品入选多种选本，并多次获奖。湖北文学院签约作家，黄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现在湖北省阳新县工作。

代表作品

新乡土小说集《半个世界》

演讲实录

我与文学——在湖北师范学院的演讲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非常感谢也很荣幸能够应邀来到美丽的湖北师院、来到如此圣洁的文学殿堂，与大家一起就文学的一些问题进行交流和学习。

大约半个月之前，我在阳新县接到你们一位老师的电话，他说他想邀请我到你们学校来讲一堂文学课。我虽然工作上很忙，但几乎没怎么犹豫，就一口答应了下来。当天，你们磁湖文学社的林辉同学再一次打来电话，我这才知道前一个电话是你们文学院的熊院长打来的。熊院长我虽然未曾谋面，但我听说过他。我想我之所以愉快接受了邀请，跑到这里来吹牛：首先，湖师是本人心向往之的一个地方。26年前的高考，我只考了个中专，我的父亲为此专门杀了一头猪，放了三个晚上的乡村电影，我想，如果当年我考上了湖北师院，他老人家可能会杀一头牛，可能要放一周的电影。其次，我在你们学校有很多朋友和师长，黄瑞云教授，张开炎教授，李兴阳教授，李社教教授，陈春生教授，谢龙新老师，等等等等，这些人都不同程度地关心和关注过我的文学创作，其中，现在南京大学任教的李兴阳教授还专门就我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创作进行过系列评论，谢龙新老师对我的中篇小说《半个世界》写过一篇不错的评论《阉割与被阉割》。其三，本人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搞过文学社，当年我是多么希望有一个所谓的作家来给我们讲课啊，所以当林辉社长向我表明他是磁湖文学社社长的时候，我立马想到了那段用蜡板刻字出刊的岁月，当年我也是社长，不同的是，我是个小社长，林辉同学是个大社长。其四，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条理由，我以为，我与文学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或者说我与文学之间的一些特殊关系，可能会对你们有用，我也希望它对你们有用。

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我讲话的语速不够快，为什么这么慢呢？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是大冶人，出生在大冶与阳新交界的地方，那地方方言味特浓，学普通话讲普通话似乎比学讲外语都困难。我所在的阳新县有个局长给厅长汇报工作的时候，开始讲的是阳新话，厅长听了半天只听懂了二、三句，让他讲普通话，结果他又讲了半天，厅长再次让他停下来，说，你还是讲阳新话吧，你讲普通话，我一句都没听懂。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它充分表明了我们大冶人阳新人我们黄石的土著人讲普通话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昨天我专门咨询了一下林辉社长，问他今天听课的学生当中有多少是湖北人，他说大约百分之七八十，我一听马上取消了今天用黄石话讲课的打算，我想要是我今天讲本地话，剩下的百分之二三十的同学听不懂咋办？所以今天我只好咬文嚼字地讲起了普通话，由于我的普通话水平实在够呛，所以我只好把语速放慢一点，请同学们谅解。

刚才，同学们朗诵了我的小说，我一直竖着耳朵在听。奇怪的是，我感觉到同学们诵读的是别人的东西，似乎不是我写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我想，文学，虽然起源于口语相传，特别是诗歌甚至还有过深远的朗诵历史，但对于叙事类文学尤其是小说，似乎不太适合于朗诵，它可能更适合于默读和静读。童少年时代，我的老师和同学也朗诵过我的作文，那个时候感觉很光荣，很了不起，刚才，听了同学们的朗诵，我更多的是尴尬，是一种难为情。

闲话少说，让我们一起进入正题。我讲的题目是“我与文学”。

一、我是如何爱上文学的

1、我的文学活动是从情书开始的。这要回到198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我还只有十四五岁的样子，那个时候你们还没有出生，那个时候在我的故乡基本上看不到一个穿裙子的女孩子，更看不到一个写诗的女孩子，没想到我很幸运，在我读初三的那年，一个穿裙子的女孩子出现了，而且还写诗。她的父亲在县城工作，母亲在乡下务农，她一会儿住在城里，一会儿住在乡下老家。她的村子离我的村子只有一步之遥，面对面，我经常看到她穿着裙子戴着那种宽边的圆形白色太阳帽在柳树底下晃来晃去，于是我的初恋就这样开始了。那个时候，我们很羞涩，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你们这个年代的中学生这么开放和大胆，那个时候，我们只能偷偷地躲着被窝里看一本所谓的黄色小说《少女之心》。虽说我对她动心了，可我不敢直接表白，怎么办？我就想到了写信。于是在一个晚上或者两个晚上，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或者在微弱的白炽灯光下，我将即将开始的中考抛之脑后，以“亲爱的某某”称呼，一口气写下了一部长达十几页的抒情类作品。写完之后，我反复阅读这部没有标题、但主题比任何一篇作文都要突出的作品，我看得非常仔细，连标点符号都没有放过，像阅读一部名著，然后用饭粒封住牛皮信封的封口，选择一个阴暗的隐蔽的角落，双手郑重地交给了她。那篇长达几千字的抒情类作品，多年后我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处女作，当我交出的时候，这个事件实际上已经演变成我人生的第一次投稿，所以从交出信件的那一天起，我就开始没日没夜地等待。她没有立即给我明确的答复，但是没过几天，我发现情况有了变化，她过去好象看都不看我一眼，现在开始对我微笑了，甚至还凝视过我，然后开始主动与我讲话。而且情况发展得很快，她家的条件比一般的农民家庭好得多，她居然拿出一些笔纸，无偿地提供给我使用，她甚至还与我谈诗。就这样我开始有恃无恐，胆子也越来越大，不断地一封接着一封地给她写信。我的信越写越厚，就像现在的小说家的小说越写越长一样。她后来干脆把我写给她的信统一装在一只箱子里。也许同学们不会相信，从给她写信到分手，四年时间里我连她的手都没牵过，我们之间的恋爱完全就是柏拉图老先生所说的精神依恋。所以若干年后，当她把那些信统统拿出来，给我看，我有一种晃若隔世的感觉，不相信那是自己写的，而且写得那么多，我想，这么多的信是我写的吗？这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写的吗？然后，她当着我的面一把火烧掉了那些信。又是若干年后，她又对我提起那些信，她说她不该把那些信烧掉的，她说你的信写得多好啊，她说我这一辈子也读不到如此挚热如此圣洁的文字了，她说太可惜了太不应该烧掉了……我听了后，仍然是一种晃若隔世的感觉，仍然不相信自己曾经对着一个女孩子写过一箱子情书。在我们读高中的时候，她曾经把我写的那些信给她姐姐看，她姐姐当时已经参加工作了，看了我的信后，对她妹妹说，某某某真是一个情种，真是一个情深意长的男孩。所以我到她家去玩的时候，她姐姐对我特别尊重，似乎还给我倒过茶，就像对待一名客人，我虽然起初有些难为情，但很快就能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样一种殊荣。因为这场没有结果的爱情，我成了一个写情书的高手，读中专的时候，我的一个男同学因为与她的女友的恋爱出现了危机，找到我说，听说你蛮会写情书的，你能否帮个忙，替我给她写一封信，我立马就答应了。我一口气修书一封，当然这次不是在乡下而是在城里，这次也不是在煤油灯下而是在亮堂的教室里，我把人家的女朋友虚拟成自己的恋人，不断地向她倾诉，写着写着自己的眼泪差点流了出来。我的同学看了后，脸都笑红了，并立马将信发了出去。三天过后，他的女友主动找来了，两个人很快破镜重圆重归于好了。我的男同学为了表示感谢，在下陆老街上请我吃了三个肉包子。我说我足足写了九页，你只给我三个肉包子，你也太不厚道了，他又给我买了六个肉包子，我没有吃完，剩下的一个还是两个给他自己吃了。若干年后，他们还是分手了，仍然是女方主动提出的，她对我的男同学说，我发现你根本上就没有你信中写的那么好，她还说，你其实是一个很乏味的人，真是怪事，你信中说得那么好那么动人，实际行动上却是另外一个样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她还说，虽然我们分手了，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不要拿走那封信，我觉得它写得实在是太好了，我想把它留下来……

刚才讲了半天，同学们可能会说你讲了半天情书，还没讲文学呢？可在我看来，我讲的就是文学，我讲的正是自己最初与文学的结盟。自从发生初恋过后，或者说自从有过情书写作的实践过后，我就开始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凡是写得好看的文字，凡是能够写长的文字，绝对是自己心甘情愿写的，绝对是自己积极主动写的。学校里的命题作文为什么难写，为什么开个头都要想破脑壳？那是因为老师们定的那些题目，我们一点兴趣都没有，那里面没有任何感同身受的东西。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是在那样一种写作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都是依靠命题作文的营养走上文章之路的，从命题作文到文学创作，我们走过了一条很长很痛苦很别扭的弯路。在我的印象中，本人从小学开始的那些命题作文，虽然也被老师表扬过被同学嫉妒过，但我从来没有从内心里真正地认同过，那个长达十来年的占据了整个童少年时代的写作过程，里头几乎没有我的一句真话，它与我们的情感无关，与我们的成长无关。在我的所有命题作文当中，我基本上都是没话找话，直到高中毕业我似乎还没有一篇作文超过一千字，但是我的情书我的爱情表达却是滔滔江河，洋洋洒洒，最长的甚至超过一万字。如果不是因为一场初恋，如果不是因为那些情书，我很有可能一直停留在命题作文的思维方式里，一直停止在抓耳挠腮的写作状态中，如果不是因为那些洋洋洒洒的情书，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懂得文字是有温度的，是有血有肉的，是有着自己的生命气息的，而这样的文字正是文学上所要求所倡导的文字。正因如此，我至今把那一箱子因为一把火而付之一炬的情书，视为我文学生涯的起步。

2、我的文学活动也是从表达诉求、寻求温暖起步的。我小时候是一个不爱讲话的孩子，我的父亲是个脾气很丑的人，他虽然很少打我，但喜欢骂人，而且骂出各种各样的脏话，脏到什么程度，这里我都不好意思说。加上家里穷，在村里比较弱势，我在大众面前甚至在家人面前都不怎么讲话。记得十一、二岁的时候，父亲因为哥哥没有责任心，提出与哥嫂他们小俩口分家。分家那天，叔叔亲自主持分割家产。当我看到家里的两只脸盆母亲拿走了一只嫂子拿走了另外一只时，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而且哭个没完没了，哭得水漫金山。他们以为我哭的原因是分家后没人供我读书了，于是立马承诺我不会因为分家而失学，可我还是哭，而且越哭越凶猛，最后甚至惊动了全村的男女老少，他们一窝风涌到我家的堂屋里，看着我哭。他们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说树大分杈，人多分家，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有什么好哭的呢？他们甚至还讥讽我说，这孩子也真是的，也太爱哭了，用现在的话说，也太矫情了。大约过了一两个小时，家里的财产分割得差不多了，村里的人也走得差不多了，家里的大人这才发现我的哭声由嚎啕变成了啜泣，最后几乎没有了哭声。他们连忙跑过来，他们这才发现我已经哭得一点力争都没有了，当时就像一条死狗一样，倒在石头门槛上，脸上和身上糊满了眼泪和鼻涕。他们手忙脚乱地把我抱到床上，一边用从未有过的温暖语言安慰我，一边动手给我做好吃的，我哥还专门跑过来塞给我一张崭新的面值二元的钞票，让我赶紧去买文具。我知道，这钱要是在平时是很难搞到手的，就因为这一哭，我一下子成了一个有钱人。我吃了母亲为我做的一碗荷包蛋，想到家里从此四分五裂，又忍不住哭了起来，眼泪鼻涕拖得长长的，甚至掉到了碗里……不过，这次我没有哭得很凶很长，却拿出纸笔写了四句打油诗。这首诗因为是在30多年前写的，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肯定是不太可能的，但头两句绝对是原作，一字不曾修改，后两句的大概意思就是这样。这里，我给同学们念一下：“人多力量大，为何要分家？大家在一起，什么也不怕。”写好之后，我将我人生最初的诗作交给了我的父亲，因为是他提出要分家的，他可能瞧了一眼，也有可能一眼都没看，立马交给了我叔叔，可能是因为里头的字，他不一定全认得，我叔叔多读了几年书。叔叔看完我的诗作以后，笑了起来，然后当着大伙的面，将我的打油诗朗读了两遍，大家都不作声了，我哥本来就不想分家，立马帮腔说，“我同意某某某的意见，不分家了，分什么狗屁家啊，一家人多好。”父亲可能回头瞅了我一眼，这个时候，我又重新回到了床上，像一个重病患者一样，又开始哭了起来。父亲骂了一句脏话，立马走了人，那意思是很明显的，这个家不分了。30多年过去了，就因为我这一场哭，就因为我的几句打油诗，导致我家的分家决策流产了，文学在我最初的人生阶段，发挥了它不可限量的作用和威力。我哥我嫂是娃娃亲，嫂子是童养媳，哥嫂从结婚那天起就开始吵架甚至打架，我嫂是个特别贤惠的女人，对我和弟弟特别疼爱，我一直喊她姐。有一年他们已经闹到离婚的程度，我还小，时间大约是在写情书和打油诗之间，不敢找我哥谈话，只好给他写信。我又修书一封，不同的是我写情书是在一种无限喜悦的心情中完成的，这次是在一种极其痛楚的心态中进行的，我写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哥拿着我的信的时候，是在一个秋天的下午，他一边读着我写给他的信，一边走在乡间的土路上，那副样子的确显得非常优美非常斯文。他来回走了几趟，然后回到家里主动提出放弃离婚的念头，父母亲高兴得不得了，嫂子当然也是高兴的，只是没有表现出来，他们以为我哥想通了，开窍了，他们绝没有想到其实是我的一封信起了作用。后来哥嫂虽然吵了一辈子，但是始终没有离，直到我嫂子死。然而，我长大特别是成家以后，才慢慢知道我哥一直把我嫂子当姊妹看待，并没看成是爱人和配偶。他爱的可能是另外一个我们并不知晓的女人。如今嫂子死了若干年，我哥也是个上了年纪的人了，心情糟糕的时候，他会借着洒兴对我说，他这一生先是被父亲母亲毁了，接着就是被我毁了。他甚至好几次红着眼睛说，如果不是因为当年那封长信，他跟我嫂子早就离了，他们可能都会因此而找到自己的幸福，我嫂子甚至也不会死。我听了后，一个屁都不敢放，感觉到自己是某种不幸婚姻的罪魁祸首，惶惶不可终日。

二、我与文学之间的关系

1、我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是情人关系。这主要是因为我与文学的关系形态很像情人。我的文学活动基本上都是在一种半公开半隐蔽的状态中进行的，比如去年湖北省作家协会和长江文艺杂志社在东湖联合举行的荒湖乡土小说研讨会，我在黄石基本上没有做什么公开性的宣传文章，没有通知记者，没有宣传文化部门的负责同志，通知曹树莹同志，不是因为他是文化局长，而是因为他是作协主席，是一个在我看来还算不错的诗人。为此不少朋友和文友都批评过我，说我不够意思，还有的人说我看不起他们。实际上他们都说错了，我请的有限的几个人，相对而言，是几个对我的文学创作活动和审美特点比较清楚的作家和诗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凑热闹和捧场的对象。为什么说我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情人关系呢？一方面是我的社会角色的原因。我现在是一个所谓的官员，主持一方工作，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很多会要开，如果我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学上，别人会说我不务正业，社会会批评我在其位不谋其政，言辞过激者会说我占着茅坑不拉屎。今年2月，我从常委、副县长的位置调整到了宣传部长，可能部分也是因为我写作的原因，而实际上，我更喜欢副县长这个岗位，不只是因为权力大小的问题，更多是因为副县长的位置，可以更方便地做一些具体的造福老百姓的事情。还有，就是社会上不说你，我自己也会感到不安，拿着国家的奉禄，却在干着与工作没有多大关系的一些名利双收的事情，所以我很少甚至极少在公众尤其是在政界面前表明自己是一个作家。即使当旁人或者知情者公开我是一个作家的时候，我也是一笑了之，不置可否，没有给别人提供进一步展开讨论的机会，除非他也是一个作家，我才有可能与他一起讨论一下文学。说句实在话，当别人介绍我是一个作家的时候，我更多的是一种不自然。之所以说我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是情人关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复杂分裂的性格使然，不能大大方方光明磊落地在大众面前承认一些既成的事实。这种有着分裂痕迹的性格缺陷，不仅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文学。我一方面想做官，想给老百姓做一些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想造福一方，流芳百世；另一方面，我又不愿意放弃文学，我不愿意做一个毫无文学素养和人文情怀的一般性官员。我至今仍然没有放弃写出惊世之作的企图和狂想。前不久，我陪同著名作家张炜和刘继明在铁山国家矿山公园游玩的时候，刘继明指着那个被喻为“亚洲第一坑”的露天采矿区，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荒湖，你的文学理想应该在这里！当时真是恨不得立马交了辞呈，专心写起小说来。这种既想当官又想当作家既不甘贫穷又不甘平庸的想法，搞得自己很累，也让自己的身份变得复杂和模糊起来。这种身份类似于情人，说配偶不是配偶，说朋友不是朋友，哪边都无法接受。有人可能会说，因为做官扩大了我文学的声名，其实情况恰恰相反，在我看来，因为做官，恰恰影响了我的文学，特别是影响了我的小说作品的传播，毫不夸张地说，官员身份已经成为我的小说传播的一个障碍。现在有些官员身份的作家普遍有这样一个担心，他们担心什么？他们担心自己的作品出来后，读者会因为他的身份根本就不看他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一个官员作家的悲哀，当然也是这个社会的悲哀。去年我的小说集《半个世界》出版后，有好的评论，也有不太好的评论，这当然是正常的。但是我却注意到了一个不太正常的现象，就是有些读者，在没有完成阅读的情况下，对作品进行不着边际的评论，个别人甚至与我的身份联系起来，说了一些没有水平的话。

2、我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父子关系。为什么这么说？我想，首先文学为我建立了一种相对稳定的价值伦理体系，或者说，文学已经内化为我的一种道德层面上的提醒机制。当我产生一些不太得当的想法的时候，当我面对权力和金钱的诱惑的时候，文学会睁大眼睛看着我，文学会像父亲一样，在我的耳边说话，你是一个作家，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官员，这样我就会自觉地收敛一些行为，我就会想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当我面对大众讲话的时候，当我提笔写一些不得不写的应景文章的时候，文学也一直在提醒我，你必须保证你讲的你写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尽可能真实，尽可能发自你的内心，不要忽悠任何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除了年初的工作报告之外，我很少照着文稿讲话，我也很少让秘书或者下属为我写讲话稿，有时候让他们写一写，一方面是为了锻炼他们，另一方面，只是想从他们的文稿中获得信息受到启发。我绝不允许自己不动脑筋、照本宣科地去念讲话稿。在这方面，我之所以表现得不同于一般的官员，表现得相对硬气，我认为是文学教育的结果，文学像父辈一样在看着我，在提醒我，在要求我。还有，我之所以说我与文学是父子关系，是因为我在四十岁过后，对一切自然和山水，多了一种类似于父亲的慈爱。文学也给了我一双审美的眼睛和慈悲的情怀。我常常下乡，经常会面对一些原生态的自然山水，尤其是面对一些极富特色的自然风光的时候，我会停下来，站在田野上凝视半天，我会为自己在这样一个完全有别于城市的乡村社会工作而感到三生有幸，我会特别珍惜自己这样难得的人生机遇，它让我与泥土如此亲近，像晚年父亲，老是将手脸贴近大地和庄稼。

3、我与文学之间还是一种债务关系。我欠文学太多太多了，我对那些曾经对我寄予厚望现在仍然寄予厚望的亲朋好友欠得太多太多。在写作动力上，我这个人过于即兴，心血来潮的时候写一阵子，兴趣来的时候写一阵子，闲的时候写上一阵子，而更多的是没兴趣的时候，是忙的时候，于是就不管它了，将它打入冷宫，甚至长达半年不管不问，我今年到现在没有写一篇小说，也没有发一篇小说，只是偶尔写几首短诗；在阅读耐力和阅读广度上，我也是活见鬼，家里的藏书有一半以上没有读，几乎成了摆设，有些书甚至翻都没翻过，所以有时候回到家里，进了书房的时候，我总会向书柜的方向投以羞愧的目光，我愧对那些一直期待我光顾的书目和经典。记得8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给我送了一本书，他在扉页上写了一行字：什么时候我才能在杂志上吻一吻你的名字呢？还有一个同学，在另一本书的屝页写着：某某某，你又长了一岁。今天，虽然我也在文学期刊上发了一些东西，有些东西甚至还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而且现在还是黄石唯一的签约作家，但我对自己的文学成就从来没有满意过，我一想到同学们在赠书上写的那些话，一想到他们当年看我的眼睛，我的心就会猛跳一阵子，甚至于慌乱，不知所措。我就会感觉到自己愧对那些同学，愧对那些期待的眼神，感觉到自己在创作上的投入程度还远远不够，感觉到自己在文学上的成就还远远没有自己和朋友们所期待的那样。

三、我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说明了什么

1、文学与情感有关。如果不是因为一场初恋，如果不是一种痴情，如果不是因为对家人的爱，如果不是因为向往温暖，我怎么可能在自己如此稚嫩的时候，去写那些长达数十页、与一个少年的心事不太相称的长文呢？文学如果不是因为与情感有关，我怎么可能对老师提出的命题作文深恶痛绝呢？我怎么可能会觉得没有话说呢？由此可见，一切优美动人的文字都是真情的流露，真情是文学的源头活水。为此，我希望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同学们，在提笔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你着手要写的事情是否真的打动了你，是否真的让你感动了，让你激情澎湃，是否真的让你寝食不安，否则就不要轻易动笔。现在有些作家写不下去了，并为自己停止写作扯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其实都是扯淡，在我看来这理由那理由，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他没有感情了，他成了一个温开水般的冷水动物，他对人和事物不那么轻易动情了，他的心灵之花情感之朵枯萎了。一个没有感情的人，你怎么可能指望他写出东西来呢？就像没有土的地方怎么能指望它长出树来呢？没有水的地方怎么能指望它长出鱼呢？一个没有感情的人，你怎么可能指望他写出打动别人的东西来呢？这类似于痴心妄想。他就是写出东西来，也只会是一僵干尸，没有生气，没有芳香，没有肉身感。

2、文学与青春有关。不敢说所有的作家都是从青年时代热爱文学的，但我敢说，至少绝大多数作家是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起步的。很多作家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成名和出道，这就说明搞文学要趁早，趁年轻的时候，不要等。有人说，年纪大了，阅历多了，写出的东西会厚重一些，这话也对，但厚重感不是突然产生的，它也是来源于年轻时代就开始起步的写作，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积累的过程。年轻的时候不写，等到老的时候再写，并企图一下子写出厚重感，似乎是刻舟求剑。

3、文学与心性有关。我这个人比较浮躁，对文学创作虽然做到了没有放弃，但也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持之以恒，忽冷忽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1999年我刚过三十岁，在《长江文艺》头版头条发表了中篇小说《找败亏损》，并配发我的照片和创作谈，《文艺报》《文学报》还专门作过评论，《文艺报》的记者还对我进行了电话采访。那个时候，刚刚离开一家困难的国有工厂来到市委，加上刚刚当上一个领导的秘书，一心扑在工作上，结果停止了二到三年的写作。如果当年舍得放弃，一口气写下去，专门写工厂，我敢说，现在取得的文学影响力，肯定不是这个样子。还有，我一会儿想当官，一会儿想当作家，这种分裂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文学。人的一生只能做一件事，不要企图什么事都能拿下，不要企图什么事都能争个第一。人的一生不可能什么都能得到，既想当市长，又想在文学上一霸天下，客观上不可能，主观世界也不会允许，世上的好事不可能让你某某某一人占尽。所以我真诚地希望同学们，特别是那些有才情天分好的同学，一定要调整好心态，立志专心于一件事业，写小说就不要想做官，想做官就不要想写小说。虽然中国历史上的官员有过不少作家和诗人，但那是什么年代，现在是什么年代？能比吗？可比吗？如今生活节奏这么快，生存的压力这么大，我们已经无法像古人那样从容自在地生活和工作，无法慢条斯理地做到官文相济。再说，中国自古以来真正取得文学成就的，也不是什么大官，更多的还是一些小官，而且最后的结局多半十分悲凉。

上述是我就自己与文学的关系问题讲的一点浅见，它更多的是我的一些个人性遭遇。在我看来，我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没有什么经验可言，更多的是教训，希望同学们能够认真吸取我的教训，少走弯路，以更加坚定的意志和更加宽广的情怀，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更加顺畅的文学创作之路。

谢谢大家。

（2010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