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瓦卢瓦家族的第三任勃艮第公爵与荷兰的统治者，“慈悲的”菲利普（1419—1467），是马拉特斯塔·诺维洛和教皇尼古拉五世的同时代人，但他所拥有北欧最好的世俗性图书收藏，勃艮第图书馆，却跟马拉特斯塔图书馆或梵蒂冈图书馆有天壤之别。对于珠宝、金银餐具和书籍的爱好，从他曾祖父，法国的约翰二世起就成了法国君王遗传的癖好。他父亲，“无畏的”约翰，于1419年去世时在第戎的行宫里留下了245册书：其中有67部教堂仪式用书保留在宫内的小教堂里，其余的书籍则形成了当时法语流行书籍的一组代表作品。

藏书概况

主要作用

沿革发展(变化 增添 低谷 劫难 恢复)

藏书概况

布鲁塞尔皇家图书馆藏书包括一些著名的手抄本：如送给法王查理五世，由鲁昂教长尼古拉?奥雷姆所译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馈赠本，贝利公爵的《日课经》，其中有安德烈?博纳弗所画的公爵肖像。还有马霍卡岛国王詹姆斯二世的《律法》，这是岛上幸存少数几部有彩绘插图装饰的手抄本之一。

菲利普增添了许多来源不同的图书：《法国大编年史》是里尔总督的捐赠，拉丁文经典作品来自布鲁日的执政官怀尔德的让，还有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的《寻找圣杯》，一部为彼得巴勒修道院所作，有精美彩绘插图装饰的英语赞美诗是来自卢佛宫的几部手抄本之一，也许菲利普是从他内兄，贝德福德公爵约翰处买来的。

有许多当时的文学和学术著作就是这样通过复杂的关系而获得的，所有的藏书都是继承的，间接得到的，或是现成的手抄本。

主要作用

勃艮第图书馆并无任何教育目的，尽管廷臣们肯定会有某种限度的借阅权，但它绝不是一个公共图书馆。菲利普选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供自己娱乐，只是在极偶尔的情况下，才是为了使自己受教育。除了每日祈祷书和日课经这些君王藏书者的首选之外，他定制的手抄本大都是“古代历史故事”。这些故事来自《圣经》或沃拉金的《黄金传说》，来自古代传说，来自历史，或来自史诗和浪漫传奇。馆藏中也有一些论述文：如罗马的吉尔论执政艺术，米兰公爵的医生论保健，皮桑的克里斯蒂娜论完美骑士的品质，奥诺雷?博内特论战争规律。米埃洛论“万福玛利亚”和主祷文。“慈悲的”菲利普所定制的唯一一部古典作品的直译文本是奥维德的《爱情艺术》。

尽管有人提到过在第戎的“图书馆塔楼”，但在荷兰的任何其它公爵邸宅里似乎都没有专门存放书籍的房间。手抄本是由珠宝管理员所兼管的，很可能是放在大木柜里。

“慈悲的”菲利普去世时所作的图书清单列举了876册书，一幅世界地图和一根象牙。但这些数字并不足以反映该图书收藏的真实情况。它包括宫廷教堂的97部宗教仪式用书和200多部抄写在纸上的手稿，它们大部分后来都被誊抄在犊皮纸上，或者被遗弃，尽管还有一些也许正在等待接受豪华的装饰，如动人的《内弗斯的吉拉尔传奇故事》。菲利普本人似乎只定制了不到三百部手抄本，也许还不到两百部：这一图书收藏之所以赫赫有名，并不在于手抄本的数量，而是在于它们誊抄和装饰的奢华和精美。

沿革发展

变化

约在1445年，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在此后二十年中，菲利普主要是对新书感兴趣。有时这些书是新创作的，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它们是从拉丁文翻译过来的，或是改编原有韵文史诗或浪漫传奇，符合流行趣味的现代散文文本。关于制作新书的建议，可以来自公爵本人，一位廷臣，或是来自低地国家的职业编辑和誊抄作坊主持人，后者就像英国威斯敏斯特的卡克斯顿那样把书籍制作跟提供新读物结合了起来。《圣休伯特的传说》（1463，现存海牙）这部手抄本的誊抄员戴维?奥伯特描述了该手稿被选中的经过。

一位名叫于贝尔教长的布鲁日市民写了一部有关圣休伯特生平及奇迹的“小书”，他斗胆将此书呈献给了菲利普公爵，因为他知道公爵喜欢“看关于古人事迹的记载，尤其是那些虔敬的故事，以及听人讲那样的故事”。公爵当着作者的面将书看完，觉得很喜欢，于是就指示戴维?奥伯特将这个故事用犊皮纸誊抄出来。

实际上，作者在写完书以后，还须面临另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考验，即对宫廷听众的公开朗诵。像是将一位现代作者的手稿交给出版商。它是否能够被接受还需通过进一步的制作过程。

增添

菲利普的儿子，“勇敢的”夏尔，于1467年继任爵位。他为图书收藏又增添了一些书，并且花钱请人对一些未完成的手抄本用彩绘袖珍画进行装饰。他于1471年战死时没有留下儿子，于是随着夏尔的女儿，勃艮第的玛丽，嫁给罗马国王马克西米利安（即未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荷兰也成了哈普斯伯格帝国的一部分。图书馆的存在变得岌岌可危，并且在1500年以前散失了一部分藏书，部分手抄本被几位私人收藏家所获得。

按照查理五世划分的哈普斯伯格帝国领土，荷兰被划在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名下，后者发布谕令，将低地国家所有王宫的藏书都运到布鲁塞尔，以成立一个皇家图书馆，“使后代们可以从阅读这些书中得到消遣”。除了勃艮第图书馆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图书收藏，它们分别是由两位低地国家的女领主所建成的：奥地利的玛格丽特（1507—1530）通过她的第二次婚姻而拥有了萨伏依公爵图书馆的二十部手抄本，并且还从齐嵋亲王克罗伊的查理处买下了78部“用绚丽色彩装饰的”手抄本。最后一位匈牙利国王的遗孀玛丽（1531—1555）拥有一部马赛厄斯?科文努斯的弥撒书。在两个多世纪中，荷兰总督在就职仪式上都须将手放在这部书上起誓。枢密院院长兹切姆的维格琉斯被任命为新皇家图书馆的馆长，该图书馆拥有960部手抄本和666册印刷书。

1594年和1595年颁发的法令规定每出一种书都必须交纳两个样本，“用黑色、红色或黄色的皮革进行装订”，并盖上皇家的纹章，其中一本放在皇家图书馆，另一本则放在埃斯科里亚尔博物馆。然而书商们往往逃避这种义务，因而尽管奥伯特和伊莎贝拉大公爵的私人牧师艾伯特?勒米热在1617—1640年间任图书馆长期间尽心尽力，但是皇家图书馆在1683年的藏书总数反而比一个世纪前少了128册。1713年2月3—4日夜间布鲁塞尔宫廷失火。保存在一个钟楼房间里的图书被匆忙地扔出窗外，据说一部厚重的手抄本还砸死了一个旁观者。幸存的526部手抄本中绝大部分都存放在宫廷小教堂的地下室。十五年后，法国占领军在那儿发现了它们，并将其中188部手抄本运到了巴黎，大部分都给了皇家图书馆，其余的给了国防部长，他的书后来都并入了他侄子在军火库的图书收藏。

低谷

就在图书馆的命运处于最低点时，它第二位真正的缔造者，玛丽娅?泰雷扎皇后派往荷兰的全权大使，科本茨尔伯爵查理来到了布鲁塞尔。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寻找勃艮第图书馆的下落，最后终于在教堂地下室发现了那些手抄本。于是他安排将这些手抄本放置在克罗斯鲍恩公司刚撤空的一幢建筑中。他发起并创建了低地国家文学研究会，即比利时学院的前身，而他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1770年从巴黎索回了80部被掠走的手抄本。

1772年，文学研究会请求玛丽娅?泰雷扎钦准将图书馆对公众开放。奥地利首相考尼兹亲王谨慎地同意了这一请求：“鉴于该收藏中有众多的珍稀图书，要组成一个善本图书馆似无问题，但其藏书必须限于那些有用的书”。同年6月26日颁布了正式的法令。这个法令激起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并且从贵族和宗教团体那儿吸引了众多捐赠的有用图书。这些书都记载在图书馆的金色登记簿之中：图尔奈的圣马丁修道院第39任院长捐赠了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阿伦伯格公爵赠送了文森佐?科伦内利所制作的天球仪和地球仪，纽波特的英国卡尔特会修道院长捐赠了威格比的《鸟类学》（1678），布拉班特的皇家学会代表赠送了皇家学会《哲学学报》，安特卫普市政府捐赠了韦拉姆斯蒂德的《天体图》（1753）。

结果形成的图书收藏准会得到托马斯?博德利爵士的称羡：绝大部分书都是对折本，拉丁文是最普通的语言。收藏中只有一部法国的文学作品：莫里哀的《戏剧作品集》（1734），书中有鲍彻的插图。在其后的年代中，藏书的重点继续是在有用的书籍上，甚至有人抗议购买摇篮本是愚蠢的行为，因为“这些珍贵而无用的物体适合于摆在藏书家书柜里，而不是在公共图书馆，后者的藏书必须是明智和有理性的”。但是从被压制的耶稣会送来了一些重要的藏书，其中包括来自安特卫普耶稣会的一部有坎普滕的托马斯亲自签名的《模仿基督》。

劫难

这个很有希望的发展阶段又被法国的第二次占领所打断。1794年，有装满七大车的书被运到了巴黎，紧接着又有171部手抄本和159本印刷书被掠走。图书馆成了重建整顿这种革命热情的牺牲品。

修道院世俗化和贵族家产被扣压造成大量的珍善本书流入市场，使得范赫尔西姆对于书的爱好达到了狂热的地步。他私人收集的32，000卷收藏全是品相极佳的书籍，其中包括大量的珍稀书籍，将布鲁塞尔的一座房子和根特的一座房子装得满满的。每一张桌子上都堆满了书，连摊桌布的地方都没有，甚至在他的卧室里也都是成堆的书。他不准在房子里生火，天冷时就将对折本压在床尾的脚上保暖。

关于这一点，他最喜欢的就是巴莱乌斯对于纳索的莫里斯远征巴西的叙述。他的同时代人瓦赞记述说他有时以婴儿般的欣喜凝视一幅“女人体”的版画：这是他跟异性的唯一接触。“由于猝然中风抽搐，他死在一堆书上，就像一位武士倒在了战场上。”

恢复

范赫尔西姆的图书收藏后被州政府买下，1837年利奥波德一世的一道法令又重新恢复了皇家图书馆的建制，把勃艮第图书馆的手抄本，范赫尔西姆与布鲁塞尔市政府的印刷书籍都汇集在一起。这个图书馆在布鲁塞尔的工业宫里栖身了一个多世纪以后，后被搬入了现代化的艾伯特图书馆大楼。

它拥有“慈悲的”菲利普幸存总数350部中的231部手抄本，并且可以将其历史直接追溯到勃艮第图书馆。尽管这个图书收藏比任何其它国家图书馆都经历了更多的盛衰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