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为商末孤竹君之长子，姓墨胎氏。初，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及父卒，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以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齐亦不肯立，亦逃之。

中文名：伯夷

主要成就：让位于伯夷

时代：商末

姓氏：墨胎氏

上古伯夷（吕伯夷）

商末伯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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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叔齐意义

上古伯夷（吕伯夷）

伯夷介绍

伯夷 尧舜时人，炎帝第十四代孙，共工从孙，大约生活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他与商末孤竹君长子伯夷并非一人，孤竹国伯夷大约生活于公元前1140年前后，两人的生活年代相距一千多年。四岳是尧舜时期官职，掌管诸侯事务。此处所说伯夷，是历任四岳官中的一位，也是被人们纪念的一位。

史记记载

《国语·周语下》载：“昔共工弃此道也……共工之从孙四岳佐之（伯禹）……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也。”相传，伯夷为姜姓，炎帝神农氏之裔共工的侄孙。曾担任帝颛顼的大祭司，后为第一代太岳。太岳即华山，因炎帝之裔崇拜天神，以为山高接天，可通天神，而华山在其眼中为第一高峰，故称之为太岳。后因祭祀天神缘故，产生了太岳这一官职，伯夷为第一任太岳。以后的太岳部落每迁一地，不忘崇拜山岳的传统，是故产生了四岳(以太岳部落为中心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最高峰，后演变成为官职，由部落首领担任)，分管四座神山的祭祀。他们都是伯夷的子孙。

伯夷辅政

帝尧时伯夷辅政，掌管礼仪（伯夷为尧“典三礼”、“定五刑”），助尧治理部落联盟，很有政绩，尧想禅位于他，伯夷拒绝尧的美意，不肯接受禅让，推荐舜做了帝。帝舜时正式任命伯夷为秩宗。禹代行天子政时，伯夷尽心辅弼，成为禹之心腹。伯夷因系共工之后，也善治水，曾助禹治水。

四岳氏：首领为伯夷，姜姓，传为共工之从孙，曾助禹平治水土。后繁衍出齐、吕、申、许四支后裔。

帝神农氏，名石年。传说在位140年（约公元前3216~前3077年），一说在位120年，卒葬湖南茶陵（今酃县塘田乡鹿原陂，又名炎陵山、皇山）。

第二世，临魁，炎帝长子，在位80年（公元3076~前2997年）》

第三世，帝承，在位60年（公元前2996~前2937年）。

第四世，帝明，在位49年（公元前2936~前2888年）。

第五世，帝直，在位45年（公元前2887~前2843年）。

第六世，帝来（厘），在位48年（公元前2842~前2795年）。

第七世，帝裹（哀），在位42年（公元前2794~前2753年）。

第八世，榆罔（帝裹之从孙，裹生节茎，节茎生克、戏，戏生炎帝神农氏姜榆罔，为炎帝烈山氏姜石年第十世孙），居长，在位55年；因德不及其弟轩辕，故让位。轩辕即黄帝，姓有熊氏。（所谓榆罔弟轩辕，只是表明炎帝、黄帝帝二族本是兄弟胞族，或有婚姻、血缘关系的两个部族。）

第九世，名炎居（炎帝的妻子，即赤水氏的女儿听訞生下炎居，炎居生了节并，节并生了戏器，戏器生了祝融。祝融降临到江水居住，便生了共工。共工生了术器。术器的头是平顶方形，他恢复了祖父祝融的土地，从而又住在江水。共工生了后土，后土生了噎鸣，噎鸣生了一年中的十二个月）。

第十世，名戏器。

第十一世，名祝融，戏器之子；卒葬衡山（在今湖南）。

第十二世，名共工，祝融子。共工生了术器。

第十三世，名勾龙，术器子。

第十五世，名伯夷，著名贤人，佐帝掌四岳，佐大禹治水，因功受封于吕，为吕侯，是即吕氏得姓之始。姜太公吕尚，即其后。

伯夷

共工的从孙伯夷，是帝颛顼之师，帝尧时辅政，掌管礼仪，帝舜时正式任命他为秩宗。大禹治水及代行天子之政时，伯夷尽心辅弼，成为禹的心腹之臣。为嘉奖伯夷，帝舜晚年赐伯夷恢复姜姓，封为吕侯，掌管四岳，其子孙因此亦以吕为氏。在尧、舜、夏禹时代，四岳是部落联盟的山岳祭司。伯夷后被尊为吕姓始祖。

姜太公姓姜或吕氏，名望、尚，字子牙，号飞熊，炎帝神农氏51世孙，伯夷36世孙。为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代太师，齐王，妻名申姜，共有13子（丁、壬、年、奇、枋、绍、骆、铭、青、易、尚、其、佐），女邑姜封周武王妃、皇后。公元前1211年，殷朝庚丁八年已酉年八月初三日出生于今山东省日照市；公元前.1072年戊辰年，周康王六年，卒于周首都镐京，岁寿139岁。陵冢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周陵乡，距离文王陵1公里。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姜太公祠内设有衣冠冢

莒国（又名吕国，是伯夷的分封国，属于现在的山东省日照市）的附属国。

商末伯夷

商末伯夷

三千年前，秦皇岛一带正是孤竹国管辖的区域。这个古代方国建国很早，历经了商和西周两个朝代。当时它的管辖区域，据考古资料表明，大体包括现在秦皇岛市的全部，唐山市的东部和辽宁省的西南部，都城在现在的卢龙县城附近。这个古老的方国当时的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有大量饲养牲畜的畜牧业和可以用剩余粮食酿酒的农产品。从这个国家取名觚竹来看，它是以两种用以书写的文具，借代作国名，这就反映了这个国家已经有比较高的文化。

到了商朝后期，在这个国家出现了夷齐让国的美谈。原来那时的孤竹国君生了三个儿子，孤竹国君姓墨胎氏，长子名允字公信，即后来谥号为伯夷。幼子名智字公达，即后来谥号为叔齐。孤竹君生前有意立叔齐为嗣子，继承他的事业。后来孤竹国君死了，按照当时的常礼，长子应该即位。但清廉自守的伯夷却说：“应该尊重父亲生前的遗愿，国君的位置应由叔齐来作。”于是他就放弃君位，逃到孤竹国外。大家又推举叔齐作国君。叔齐说：“我如当了国君，于兄弟不义，于礼制不合。”也逃到孤竹国外，和他的长兄一起过流亡生活。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人们只好立了中子继承了君位。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儒家学派，对他们的这种行为非常赞赏，评论这种事情说：“能以国让，仁孰大焉，伯夷顺乎亲，叔齐恭乎兄。”对他们给以很高的评价。

周武王与伯夷

为了躲避残暴的商纣王、伯夷叔齐居住在北海之滨和东夷人一起生活。听到西方伯主周文王兴起，国内稳定，生产发展很快。他们高兴地说：“应该从东夷回去了，我们听说西伯的国内很安定，很适合老年人居住。”于是他们相约到周国去。但是走在中途，就遇见了周武王伐纣的大军，原来这时周文王已经死去，周武王用车拉着周文王的木主奔袭商纣。他们二人大失所望就叩马而谏说：“父死不埋葬，就动起武来，这能算作孝吗？以臣子身份来讨伐君主这能算作仁吗？”武王的卫兵要杀害他俩，军师姜尚劝解说：“这是讲义气的人呀，不要杀害他们。”就把他俩扶走了。后来周武王与商纣王大战于牧野，血流飘杵，由于商纣王阵前的奴隶兵倒戈，周武王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灭掉了商朝，建立了新的王朝周朝，这正是公元前1046年。伯夷叔齐认为这种做法太可耻了，发誓再不吃周朝的粮食。但是当时各地都属于周朝了。他们就相携着到首阳山上采薇菜吃。在采薇菜时，他们还唱着歌说：“上那个西山哪，采这里的薇菜。用那强暴的手段来改变强暴的局面，我真不理解这样作算是对呀？先帝神农啊，虞夏啊！这样的盛世，恐怕不会有了。我们上那里去呢，真可叹啊！我的生命就要结束了。”于是就饿死在首阳山之上。他们的让国和不食周粟，以身殉道的行为，得到了儒家的大力推崇。当子贡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立即回答说：“古之贤人也。”又问：“他们对所作的事不觉得后悔吗？”孔子说：“他们求仁而得仁，没有什么后悔的。”后来又进一步的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如今称之，其斯之谓与。”原来伯夷叔齐的行为正符合儒家的价值观。儒家认为，人生价值不在于你能获得什么功名利禄，而在于你对社会作出了什么贡献，在后世对你的评价中来体现人生价值，这就是所谓的留名千古。所以孔子强调说：“伯夷叔齐……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贤而能若是乎！”

史记记载

伯夷 为商末孤竹君之长子，姓墨胎氏。初，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及父卒，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以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齐亦不肯立，亦逃之。后来二人听说西伯昌善养老人，尽往归焉。及至，正值西伯卒，武王兴兵伐纣，二人叩马而谏，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武王手下欲动武，被姜太公制止，说：「此义人也」，扶而去之。后来武王克商后，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逃隐于首阳山，采集野菜而食之，及饿将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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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伯夷列传》

《史记》中《伯夷列传》的意义在于借题发挥，抒发自己胸中块垒。借为伯夷立传之机，对当时好人遭殃，坏人享福的社会，提出了愤怒的质问，对历代用以麻醉慰藉人心的所谓“天道”，也提出了强烈的怀疑，这是富有批判性和战斗性的。同时“奔义”、“让国”这是司马迁所赞美的一种美德，这和汉代建国以来统治集团内部君臣、父子、兄弟之间勾心斗角，攻伐残杀不休形成鲜明的对照。

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韩愈：《伯夷颂》

《伯夷颂》：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

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贤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从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繇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夫圣人，乃万世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古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

伯夷《伯夷、叔齐之死》译文

伯夷和叔齐，是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他们的父亲想立叔齐，还没有实现，父亲就死了。叔齐便让伯夷做国君，伯夷说：“(父亲要你做国君)，这是他老人家生前的旨意啊!”坚决不肯做国君，于是逃走了。叔齐也不肯做国君，也随同哥哥逃去。国人只好立中间的一个儿子做了国君。

弟兄俩跑出国外，听说周文王很优待老年人，何不去投奔他呢。然而，到了周国，文王便死去了，武王便统领大军，用车子载着文王的牌位，朝东进军，去讨伐殷纣。

武王伐纣，伯夷叔齐很不赞成，便去隐居在首阳山，专靠采薇来维持生活。有个士大夫王摩子进山游玩，(看见伯夷叔齐正在那里采薇)，就责难他们道：“你们既然不吃周粟，但为什么却又隐居在周山，食周薇呢?”二人听了，便不再吃薇。经过七天，上天派遣一只白鹿给他们喂奶，二人心里想道：“这鹿若是杀来吃了，滋味必然很美。”神鹿知道二人的心意，从此以后不再来，两个老头子便活活饿死了。

伯夷叔齐意义

伯夷叔齐的故事无需考证其真伪，这个故事反映的精神能在中华大地流传数千年，足证明中华文明之久远，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闪亮的一点。然其藐视权势的精神并不被强权者们所悦，或用强力相胁，或用“食色”诱之，伯夷叔齐渐渐被人们淡忘了。然其结果是真人性被扭曲，人们除去“食色”之外不知道还需要有“灵魂”。这正是造成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根源。颂扬伯夷精神实为今天社会文明发展之需要，弘扬中华古文明之需要。

伯夷阻止周武王伐纣，并非赞同纣王的暴政，而是深知“以暴易暴”的危害。“暴力”或许在一些场所不得已而为之，或许多数人“同意”使用，而断无“赞扬”之理由，也不可扩大其作用，更不能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基础。中国数千年王朝专制的循环，“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正说明这一点。

围绕真人性的工作多是文化方面的，而从事这部分工作的人在古代称为“士”，也就是今天的知识分子。维护“人性”的纯洁，遏制“生物性”欲望的野蛮发展，是 “士”的职责。知识分子不能独立思考，随波逐流，结好于“乡愿”，拜倒在“食色”之下，是忘记了人间之道义，忘记了战士守土之责。众人困于“食色”之匮乏，对控制了“食色”的强势自然是随之者众，此时能不受“食色”之困扰，敢于说“不”，特立独行，这样的知识分子是难能可贵的。伯夷叔齐“饿死而不顾”，为“士”树立了榜样，“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对一个个体而言，首先要生存繁衍，这是天经地义的。故有“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古而不顾者也”之语。但对“食色”的追求要有底线，不能丧失对伯夷叔齐的敬畏，否则不能称之为“人”，尤其不能称之为“士”。

伯夷伯夷事迹，原不足信。 《伯夷列传》的意义在于借题发挥，抒发自己胸中块垒。借为伯夷立传之机，对当时好人遭殃，坏人享福的社会，提出了愤怒的质问，对历代用以麻醉慰藉人心的所谓“天道”，也提出了强烈的怀疑，这是富有批判性和战斗性的。同时“奔义”、“让国”这是司马迁所赞美的一种美德，这和汉代建国以来统治集团内部君臣、父子、兄弟之间勾心斗角，攻伐残杀不休形成鲜明的对照。

历代作家对人物的评价都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和鲜明的倾向性，都和当时作家所处的时代、思想、经历等着密切的关系。韩愈后来写了一篇《伯夷颂》，对伯夷大加称颂：“武王周公，圣也，以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殷周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由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若彼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这和韩愈所处时代有很大关系，当时藩镇割据愈烈，韩愈坚决反对拥兵自重而遭到嫉恨；另一方面，韩愈大力倡导古文运动而受到冲击，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但韩愈并没有畏惧，退缩，而是充满了自信，充满了豪情，借《伯夷颂》歌颂我行我素，卓而不群的精神。韩愈有胆有识，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表现了作家可贵的直面人生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