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从国家的层面对宣传进行批判外，一些学者还注意到宣传主体和策略的微妙变化。阿什德和约翰逊把新宣传放到组织与公共关系的框架中加以理解，他们发现，旧宣传是由国家操作，而新宣传则是由组织通过现代公共关系来操作，并且这种正式的信息发布和控制体制既适用于政治领域，也适用于经济领域，像新闻发布会等措施其实变成了一种新的信息控制和宣传方式。因此他们将这种新宣传成为“官僚式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