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变性人 |
| 释义 | 变性人是指原本为男性或女性，由于长时间地按异性生活导致心理人格的变态，经手术改变性别。此类人在国内外均为少数，是否能够生育尚未见报道。这些要求改变性别的人，大部分是心理上否定自己的性别，认为自己的性别应与外生殖器的性别相反。从医学角度来说，他们都是性别身份识别的障碍，属于性心理障碍的一种，我们称之为易性癖。 简介“变性人”是人们对医学上“易性癖”患者的俗称，属于性身份认同障碍。 形成易性癖一般从幼年即懂事起就有性身份认同障碍，青春期心理逆变，持续 地感受到自身生物学性别与心理性别之间的矛盾或不协调，强烈要求通过变性手术来改变自身的性解剖结构，在变性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常因内心冲突而极度痛苦，甚至导致自残、自戕。 易性癖现象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男女皆可发病，可见于不同的民族和职业，发病者的生活经历、文化背景和社会条件也不尽相同。变性人彭小春就是其中之一。 特征1、深信自己内在是异性; 2、声称自己是异性，但身躯发育并非异性;3、要求医学改变躯体成为自己所认定的性别; 4、希望周围人按其体验的性别接受自己。 接受变性手术的异性癖患者就是变性人 因此，易性癖患者只是心理上有"变性"的愿望，而只有在接受了变性手术之后，才可以真正被称为"变性人"。但现实中人们往往对"变性人"和"易性癖"不作严格区分，只是在涉及到对“变性人”进行医学上的分析时才采用"易性癖"一词。 产生原因基本上有两个，一种就是内在的原因，由生物因素所致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讲DNA决定；第二种就是后天的教育，人生影响，主要受父母或是监护人影响。 生物因素中国著名整形外科专家何清濂教授认为易性癖应称为易性病更为准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表达该疾病的特征，易性病不是主观所为，而应该是生物学因素所致;癖则是指后天养成的一种习惯。 众多的病例资料表明，易性病是与生俱来的，并非积久成习，像这样把常人畏之如虎、避之不及而又遍体鳞伤的手术当成幸福、当成幸运，这也不可能是癖。 变性人的脑结构与普通人有别 上世纪末，安徽医科大学周江林博士的一篇在国际医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的论文，为变性现象的生物学解释增添了有力的砝码。他通过对6例变性人大脑的深入研究，发现下丘脑中有一个叫做"终纹床核中央区"的核团和人的性别自认有关系。普通男性的这个核团比普通女性大44%，而男变女变性人的这个核团只是普通男性的52%，和普通女性相仿。这项结果第一次从生物学的角度证明了变性人的脑结构不同于普通人。 性教育不当整形外科医院性别重塑中心主任陈焕然博士说，他每周都要做两例这种变性手术，目前预约登记已经排到了5年之后。不过他说，其中30%的变性人都是因为在幼儿时期接受了错误性教育。 据陈博士说，在性别重塑中心接受变性手术的有五类人：先天易性癖、阴阳畸形人、后天易性癖(指定性别错误)、外伤导致性特征模糊和先天性别特征不明显人，其中有30%的变性人都是因为从小被性别错误指定所造成的。如果家长从小正确引导，那么可以避免孩子的终生痛苦。 对此陈博士解释，一些家长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抚养孩子，比如男孩子长得漂亮就装扮成女孩来养，或者喜欢儿子就把女儿打扮成男孩来养。虽然大人们觉得好玩儿，但有研究表明，人类对性别的自我启蒙是从2至3岁开始的，因此家长们的特殊爱好往往会对孩子造成不良性别诱导，长大就容易成为性身份心理障碍患者——后天易性癖。 另外，经验不足的产科大夫，也是造成后天易性癖的“始作俑者”。陈博士说，有的婴儿在刚刚出生的时候，性别特征先天发育不良。而急于填写出生证的产科大夫就根据自己的常识来判断“是男是女”，“如果蒙对了还可以。”他说，“但要是蒙错了，那么今后这个孩子就会不男不女。”其实这种错误也可以避免，陈博士说，即使婴儿在出生时暂时看不出性别，那么医生可以定期跟踪检查，“也许过一段时间，孩子的性别特征就明朗了。” 陈博士还认为，目前教师队伍性别比例的失调，也对男孩子的性别认知产生误导。“幼儿园里只有阿姨，小学校里全是女老师。”他说，“在这种环境里成长的男孩子容易阴柔有余阳刚不足。” 随着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变性人进入人们视野，人们也开始慢慢接受这个一直游离在边缘社会的人群。但总的来说，他们的社会待遇还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 变性人存在于世界各地，可见于各种民族和工作，而这些变性人的生活因为受到社会的各种排斥，他们大多生活的都非常痛苦。每年因变性自杀的人很多，通过变性则可以减轻他们的压力，使他们以新的面孔积极面对生活。变性也会引来社会一些社会法律，伦理，医学等问题。 我们应该呼吁，给变性人一个理想生活平台，使他们在生活中体验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专家评论中国著名整形外科专家何清濂教授认为易性癖应称为易性病更为准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 准确地表达该疾病的特征，易性病不是主观所为，而应该是生物学因素所致；癖则是指后天养成的一种习惯。众多的病例资料表明，易性病是与生俱来的，并非积久成习，像这样把常人畏之如虎、避之不及而又遍体鳞伤的手术当成幸福、当成幸运，这也不可能是癖。上世纪末，安徽医科大学周江林博士的一篇在国际医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的论文，为变性现象的生物学解释增添了有力的砝码。他通过对6例变性人大脑的深入研究，发现下丘脑中有一个叫做"终纹床核中央区"的核团和人的性别自认有关系。普通男性的这个核团比普通女性大44%，而男变女变性人的这个核团只是普通男性的52%，和普通女性相仿。这项结果第一次从生物学的角度证明了变性人的脑结构不同于普通人。田亚华，曾任中华医学会年鉴丛书编委、副主编，现为《中国医学理论与实践》杂志副总编、深圳鹏程医院院长，国家高级心理咨询师、主任医师、教授。近年来，主要致力于“性身份识别障碍”的研究与治疗实践。他坚决反对单纯依靠“手术刀”来完成变性，主张心理医生应全程介入变性，而“手术刀”应成为变性过程中心理医生的“指挥棒”。由他建立的“李国华变性模式”在国内外获广泛好评。 变性自白变性人内心独白我的梦想就是做男人--山东“女变男”第一人自白，“我从小就想做个男孩，而且一直是男孩打 扮，我的朋友都是男性朋友，我一生的梦想就是做一个男人”，7月16日下午，即将走上手术台的小东(化名)对记者说。小东是一名27岁的女青年，也是省内“女变男”第一人。小东看上去有些腼腆，但发型、打扮却是男性化的。在即将走上手术台前，她向记者袒露了心声。“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穿男孩的衣服，和男孩一起玩儿。当时，邻居都说我是假小子，我反而觉得心里很舒服。父亲因此经常骂我不争气。 有一次，我跟哥哥打架，父亲骂我‘变态’，当时我愤恨地用刀片将手指划破，写下了血书，‘我一定要做真正的男子汉’。也许是被我吓坏了，从此以后父亲很少管我，也许我已经让他彻底失望了。” 10岁的时候，我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我要做一个真正的男人，我觉得我生来就该是男人。这个想法也让我自己感到震惊。这么多年来，我的压力太大了，我知道很难让人接受。12岁时，我上小学五年级。由于自己外表很像男生，所以在学校里不敢上厕所。有一次，我正要进一个公厕，一位大娘骂了我一通，‘男孩子还想进女厕所，也不嫌害臊’。当时，我的脸在发烧，不敢抬头，头也不回地逃走了。从那天起，我发誓，再也不进女厕所。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发育特征逐渐凸现出来。为了掩饰，我用布勒紧胸部。因为这样，我常常在夜晚因喘不过气来而惊醒，由于勒得太紧，有的地方还出了血。我受的罪、挨的冷眼是别人所无法想象的。小东还透露给记者一个秘密，多年以前她曾谈过一个“女朋友”。“女孩对我特别好，每天给我买好吃的，两人经常出去散步，那一段日子是很美好的。但像我这样是不能长期下去的，终究会暴露出来的。几年之后，我们终于分道扬镳了，”小东遗憾地说。如果不让我做男人，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从知道可以做变性手术以后，我心里就特别高兴，一直期望能有这么一天，小东说：“7月14日，我来到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向王主任说了自己的想法。得知可以做变性手术后，我激动得一夜没睡，我为即将重生而感到高兴。自己年龄也不小了，一直偷偷摸摸地活着，还让父母供养我，我很歉疚。听说手术要做四次，父母光给我凑第一期手术的费用就已经很困难了。但为了做手术，我会凭着自己的双手去努力，我不会放弃的。小东的母亲说：“知道这个消息后，我和他父亲都崩溃了，为什么让我摊上这样一个孩子。为了这事，我们夫妻俩不知哭了多少次。这么多年了，我们也接受了，孩子来到这个世上，没过什么好日子，受的只是冷眼。我觉得有愧，没有财力满足她这个愿望。”据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整形美容科王希润主任介绍，一般变性手术要经过四期，一期乳房摘除；二期摘除女性特征器官；三期男性器官重塑；四期男性外观重塑。他们已经拟定好了手术方案，近两天内，将对小东实施第一期手术。 刘炎的故事刘炎的故事——请对变性人多份宽容 变性女刘炎父母惟一心愿：希望社会多一份宽容，“只要女儿能过得快乐，过得舒心，我们做父母的很尊重她的选择。我们也希望社会能给像她这样的人多一份宽容，多一点点爱，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这也是我们做父母惟一的心愿。”，看着多年来一直想把自己变成男儿身的女儿被送进手术室做变性手术，刘炎的父母亲语重心长地说道。女儿的烦躁让我们不忍，刘母说，女儿大学毕业后，连续找了很多工作，许多单位都看上了她的精干，但看到炎炎外表不男不女的打扮，那些单位都不约而同地拒绝了她，一次次受挫让炎炎的心情越来越糟，有时，她生气地发脾气说：“你看人家生的孩子，男孩有男孩的样，女孩有女孩的样，为什么我偏偏是这样？”，看着女儿心情不好发的牢骚，刘母也一声不吭，她想让女儿把内心的不快发泄出来。但最让他们不忍心的是，刘炎对自己的女性身体异常厌恶，她时常对妈妈说：“妈妈呀，我不想要我的身体，不想要这乳房，我这样不男不女地活着，太痛苦了！”刘炎为此表现出难以忍受的烦躁，并多次在妈妈面前流露出死的念头，最终，父母同意了刘炎的选择。 给女儿一个更大的空间，虽然说刘炎已经做了手术，会实现自己多年来的夙愿，但作为父母亲，对女儿日后生活的担忧却溢于言表，“我们最担心她手术恢复后的工作问题，她的心态相当好，很会调理自己，但毕竟做变性手术会受到社会各界不同的看法，她以后是否会找到如意的工作，是否会过得好，过得幸福，我们真的不知道，只能在心里企盼，社会给她先提供一点希望，让她慢慢地适应，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刘炎的母亲更是由衷地说：“生活中也有像我们刘炎这样的人，但他们每个人的境遇却不尽一样，刘炎是个很幸运的人，毕竟有我们和社会上的好心人在支持她。我也真心地希望社会上的人对像她这样的人，多一份关爱，多一份宽容，给他们多一份空间，让他们好好地活着。” 小叶独白小叶独白：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江苏省的第一台变性手术在南京进行，不愿因为变性而影响自己生活的变性人，选择了拒绝媒体的采访。但是记者获悉，手术过后的她恢复得不错，并且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但是条件是不能拍照。记者来到江苏施尔美整形美容医院6楼的住院部。初次见到小叶，你绝对不会想到她曾经是个男人，因为她的外表实在无法和男人联想到一起。也许是因为先天的原因，从来没有服用过激素的她皮肤非常的白嫩细腻，连汗毛也看不出来，脸部的轮廓看起来也非常的柔和，没有男人所特有的喉结，身高不足1米60。她说要不是下身拖累，胸部不够丰满以外，她和平常的女人真的没有什么两样，她以前还怀疑过自己是男人和女人的结合体。对于自己的外形酷似女人，小叶非常的自豪，她说在南京生活了七八年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自己是个男人。而由于自己的外表实在和男人有着天壤之别，所以年近30岁的她从十二三岁离开学校以后，就开始着女装，再也没有进过男厕所。至于进女厕所会不会引发别的女性的恐慌，小叶表示她一直把自己当女人，从来没有觉得进女厕所有什么不对，而且她都是蹲着，也没有人怀疑过。现在自己已经通过变性手术成了真正的女人，而且接下来就要做隆胸手术。为了展示自己的妩媚和女人味，她特地给记者唱了一首她最喜欢的孟庭苇的《无声的雨》 ，也表达了她自己的心情。 谈到自己为什么要变性，她说从小姐姐一直把她当女孩子养，小时候她就一直梦想一觉醒过来，发现自己变成了女孩子。直到做手术前她还经常在早晨醒过来了后，掀开被窝看看自己的下身有没有变化。离开学校以后，她就到处以女孩子的身份打工，直到在南京遇到了自己现在的老公。老公虽然知道自己是个男人，但是依然非常地疼爱自己，甚至借钱支持她变性。而只有变了性以后，她才会觉得自己对得起真心爱自己的男人。而至于以前和丈夫如何过性生活，小叶保持沉默，也不愿提及，住进了施尔美医院后因为没有钱，手术前夫妻两人每天都是吃一元钱的馒头。小叶告诉记者，小时候她有两个美好的愿望，一是老天可以赐给自己一个真心爱自己的男人，二是变成女人。现在两个愿望都实现了，她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目前她的愿望就是快点将借来的外债还掉，并且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和自己的丈夫幸福地生活。 实例剖析中国变性第一人张克莎原名张克沙，1962年5月出生于大连一个部队高干家庭，张克莎在家中排行第 七，有五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到张克莎已经是第六个儿子，但张克莎从小举止行为都更像一个女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特别钟情于穿花衣服、玩橡皮筋、学编织、勾花。做一个女人的想法一直伴随着张克沙成长。1983年，实在忍受不了自己男儿身的张克沙来到了北京，在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整形科接受了中国首例变性手术，成为“中国变性第一人”，并且改用了现在的名字。 个人介绍张克莎出生在大连，1983年前，她还是个小伙子，但一场手术让她成为中国变性第一人。张克莎作为变性女人，接受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歧视、非议和质疑的目光，甚至有人以此来敲诈勒索她，以至于她不得不定居香港，躲避时世的纠缠。直到最近，她才揭下了自己隐藏已久的面具，敢于直面社会。张克莎1962年5月23日出生在大连八七疗养院妇产科，爸爸张书祥当过军队首长。张克莎上有5个哥哥1个姐姐，大家都叫他“小七子”。因为父亲身体不好，在张克莎3岁的时候离职休养，选择了定居老家湖南。1965年初夏，爸爸妈妈带着全家来到长沙，住进了长沙市郊一个干休所。对于大连的3年生活，张克莎只是隐约地记得，家门前有小桥，有流水，父亲还曾带她到老虎滩和棒棰岛玩过。由于家里请的保姆是大连人，所以她还记得不少大连方言。此后张克莎再也没回过大连，听说大连现在很漂亮，她也很想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毕竟那段日子里，还没有什么性别意识的“小七子”活得很快活。 认定自己是女人，张克莎从小是个听话的孩子，姐姐穿剩下的衣服，几个哥哥都不穿，都落在了最小的克莎身上，母亲把他打扮得像个女孩子。邻居问起他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保姆一句玩笑话却在孩子脑中留下深刻印象：“大人包饺子他总是偷面玩，被父亲发现后就把面藏在了裤子里，就由女孩变成男孩了。”张克莎由此认定自己应该是个女孩子，只是投错了胎。平时他喜欢和女孩子们一起玩，和男孩子保持一定距离，否则他就是被欺负的对象，现在张克莎额头上还有挨男孩子打留下的伤疤。童年时代，张克莎除了性特征外，和其他女孩子一样蹲着上厕所，一样绣花、织毛衣。在张克莎的头脑中，自己就该是个女孩子，这些思想可能也影响了脑垂体释放荷尔蒙的功能，在整个学生时期，他的性器官还保持着没有发育的状态。上学期间，张克莎表现很出色，尤其在文艺活动当中，在长沙当地也是小有名气的。上中学后，他经常把父母给的坐车钱、吃饭钱省下来，买布做衣服，把自己打扮成女孩子模样，留起了长头发。平时他总是和女孩子们一起上下学，他不愿和男孩子们一起上厕所，或是趁别人不去厕所时自己才去，或是把尿憋着回家。同学们对此议论纷纷，老师找来家长，说张克莎的生理是不是有问题，表情、声调都像个女孩，建议家长把他领到医院检查一下。张克莎的极端反应，遭到周围人异样的目光，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和压力，压得一家人抬不起头。张克莎受到空前的孤立，人们见到他避之惟恐不及。他的父母也陷入了极大的忧伤中，他们怀疑自己的孩子可能是得了一种精神上的毛病。张克莎只想选择自己的性别，他想，自己有这个权利，这没招谁也没惹谁，可怎么就有那么多爱管闲事的人呢？在各方压力下，他幼小单纯的心灵遭受到了重创，高中没上多久，他就因为身体原因回家休学了。回忆那一段时间的经历，张克莎说很感谢家庭给了他一个宽容的避难所，否则他在精神极度混乱和痛苦的情形下，早就结束生命了。选择从军为了能做手术，1979年12月4日，张克莎穿上了新兵的军装，和许多年轻的新兵一起踏上了服兵役的道路。他的志向就是广州军区总医院，因为此前他已经得到讯息，国外有手术变性的病例，只有这样他才有机会。新兵训练营里，和男兵们同吃同住，张克莎感觉很不适应，他不和别人一起洗澡，晚上一个人偷着去洗。他还通过朋友注射了不少女性荷尔蒙，自己也逐渐有了一些女性的特征。 手术顺利1982年2月，张克莎退伍回家，这时他已经是个留着披肩长发、穿着女性服装的女人了。回到长沙以后，退伍办不肯接收他，送去的明明是个男的，怎么回来就成了女的？张克莎也坚持自己是个女的，回家后第一项报户口的手续都办不了，更不用说找工作了。1982年广东东莞一家中外合资的玩具厂里，张克莎成了一名“女工”。他和工厂里年轻的女孩子们在生产线上加工玩具，周围的人一点也没看出他是个“冒牌货”。1982年冬天，张克莎在一份杂志上看到一篇论文，这是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医史研究室的阮芳赋先生的文章。张克莎看到这篇文章后了解到，自己所患的是“性身份识别障碍”，由于幼年的生活环境和一些遭遇，造成对已有性别的排斥，有强烈的改变性别的愿望。但是，在中国还从没有变性手术的先例，要开这个先例，恐怕需要政府有关的高级部门批准。在北京亲友的帮助下，在北医三院整形科的王大玫教授的积极工作下，1983年1月10日，张克莎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走进了手术室。中国的第一个变性人诞生了，由于是绝对保密的手术，这一例非常成功的变性手术只作为内部的医学研究课题，半个月后，张克莎走出医院时已经是个女儿身了，他就这样变成了真正的她。她成了一个美丽的女孩子，一家人都为她留下了高兴的眼泪，张克莎也顺利拿到了户口。 人格追求做女人不简单，做张克莎这样的女人就更难了。20年来，为了能过上正常女人的生活，她隐姓埋名，但生活仍无法平静。1983年底，术后恢复身体的张克莎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成了当时长沙名气最大的友谊商店销售柜的一名售货员。上班第一天起，她的柜台就比其他柜台“热闹”：她的事情通过人们的口头传播，传遍了长沙城，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当时张克莎卖的是搪瓷产品，围观的人群觉得好奇，他们想听听张克莎说话是什么声音，他们借故要挑选商品，看看张克莎拿东西的手是什么样子。有时围观的人群达几十人，有人看不起她，有人觉得她是个妖怪。连商场的女售货员在换衣服、洗澡时也要避开她，她们还是觉得她是个男的。面对那么多人的评头论足，莎莎真恨不得有条地缝能让自己钻进去，但她只能任由别人评说，因为她的工作就是售货，有泪也只能往肚中流。不久，莎莎有了男朋友，一个在同学家玩耍时认识的比自己大一岁的男孩。男孩知道莎莎的身世，而且愿意接受。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确实不容易，就凭这，莎莎开始与这个男孩交往。男孩父母得知儿子找了个变性人做女朋友后，坚决不同意儿子的选择。莎莎的初恋就这样结束了。 舆论压力面对社会舆论和压力，加之初恋失败，张克莎觉得自己孤立无援，她最终选择了逃避。张克莎在广东东莞那家玩具厂里以一名“女性”的身份打工时，其出众的姿色引起了来自香港的股东肖先生注意。肖比莎莎大32岁，丧偶多年一直独身。其间，肖先生曾多次向漂亮的张克莎示爱，但年轻气盛的莎莎从未想过要嫁一个跟自己父母年龄差不多的人。加上自己当时还是个“男儿身”，坚决地拒绝了。初恋遭遇红灯，她产生了换一个全新环境重新开始的念头。这时，莎莎想到了肖先生。1984年的某一天，她只身回到工厂，当年双方就办理了登记手续。张克莎直率地对记者说当初她并不爱肖先生，她只是利用他去换个环境。刚到香港时，肖先生要求莎莎当专职家庭主妇，但莎莎却坚持要出去工作，她回忆道：“我当时只有25岁，正是干事业的时候，当然不愿呆在家中；另外，更主要的是我不爱他，不愿意每天与他面对面过日子。”她曾当过模特，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梦想。后在家人劝说下她改行做保险，由于业绩突出，她在公司里的职务升到了经理，薪水也相当可观。 渴望理解在香港，没有人知道张克莎是个变性人，女性的面具把她隐藏得很深，就连老公肖先生也不知道。1.76米的身材、清秀的五官、标准的普通话。她成了许多香港男人追求的目标。她其实生活在一个矛盾的现实中，她怕别人不能接受她这个变性人。然而，一个老乡的出现，击碎了莎莎的美梦。老乡阿利自以为知道张克莎的身世，想以此来敲诈她。张克莎不敢得罪这个知情人，先后“借”给了阿利30万港币。1995年，为了逃避老乡的勒索，张克莎孤身一人去了台湾，开了一家餐馆，这家餐馆一直经营到年底。其间她还曾参加过选美大赛，并最终进入决赛。肖先生因心脏病发作逝世了。深爱莎莎的母亲也走了。一年失去两个亲人，让张克莎感到从未有过的悲伤。她结束了在台湾的餐馆生意，回到长沙。多年的女人生活后，张克莎说她不想再躲躲藏藏了，她正在计划出版自己的自传《女人梦》 ，她想直面社会，让大家了解一个变性人生活的辛酸，以赢得社会的理解和关怀。已是孤身一人的张克莎，也渴望能得到一份真感情：那个人看过她的书，对她有了了解，愿意和她厮守一辈子。 “我很钦佩张克莎的勇气，我愿携手与她走过风雨人生”江苏作家协会会员岩可（化名）在了解到中国首位变性人张克莎的不平凡经历后，2008年6月向张克莎抛出了“绣球”。岩可在信中说：“我觉得，从深层次的人体科学看，张克莎本质上就是女性，她借助现代医学完成了女性的复归，对此我不存在任何疑义。她不能生孩子，但不能说明她没有争取妇女幸福生活的权利，她应当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我1964年出生，是一个在感情生活中遭受挫折的离婚男人，不知您能否向张克莎介绍或推荐我做其朋友。”张克莎看到报道后，张克莎说，自己真的很为岩可先生的真情所感动，如果见面之后，彼此都能找到感觉，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后真的爱上他，会不惜一切和他在一起。 最新动态法律地位渐趋明确2009年11月24日，卫生部向各地印发了《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除了为医疗机构实施变性手术规定了严格的前提条件、资质要求和实施规范之外，其第三节第五条第四款特别明确了，医院在手术后，应“为患者出具有关诊疗证明，以便患者办理相关法律手续”。 此项规定呼应了公安部于去年十月在一份批复中，对手术变性后变更户籍性别身份的规定，后者将医院的性别鉴定证明和手术公证书列为性别变更登记的前提；至此，变性手术带来的法律地位模糊和由此而给变性者造成的不便和尴尬，有望从制度上得以消除。 需要注意的是，卫生部的这份规范，仅仅针对性别认同障碍（GID，又称易性癖）患者的变性手术，而未涵盖各种雌雄间性（intersex，俗称阴阳人）等其他性别异常情况，后者同样面临着社会角色的尴尬和法律地位的不确定，而此次在GID上取得的制度进展，或许将为改善他们的法律地位建立良好的先例。 性别认同障碍GID和间性一样，都是因基因或荷尔蒙异常，而未能在生理和心理上发育出一致而鲜明的性别特征，不同的是，尽管导致间性的十几种综合征生理表现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影响到生殖器官的外观，或至少在第二性征上有所表现，而GID患者的生殖系统和第二性征则有明确且一致的性别，只是他/她在心理上拒绝接受自己的生物学性别，而强烈希望拥有相反的性别身份。 早先的心理学家认为GID是教育和文化环境的结果，比如有些父母把男孩当成女孩来教养，久而久之造成其性别错位，这种认识导致了通过心理治疗矫正性别错位的尝试；但后来的研究表明GID有着更深层的生理机制，许多GID患者的大脑结构在发育过程中已经异性化了，而由教育所致的性别错位，却多半会在青春期后自行矫正，而心理治疗对真正的GID却没什么效果。 生物学伦理基础实际上从某种角度看，大脑本身就是一个性器官，男女颇为不同，GID男性虽然有着雄性生殖系统，却拥有一颗女性的大脑；当两者相冲突时，由于表达个人意志的“自我”存于大脑之中，便只能由生殖系统的服从来解决冲突了，这是变性手术的生物学伦理基础。 面临困难由于GID患者有着尽管错位但却明确的自我性别定位，因而明确其法定性别身份并不存在太大障碍，只须简单的承认其在既有的二元性别系统中按个人意愿选择其一的权利；此次《规范》的重点，在于为认定性别错位的事实存在和患者意愿的真实表达，设定了严苛的条件；由于真假GID的区分要到青春期后才能认定，而此时患者已是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因而真实意愿的识别不存在根本性障碍。 相比之下，间性人面临的法律地位问题则更加棘手；首先，间性通常在发育早期便可识别，此时进行手术矫正的决定只能由父母来做，然而上古时代那种生杀予夺的无限监护权早已为习俗所限制，父母的监护权是否可以覆盖如此重大的决定，已经引发了伦理和法律争议；困难在于，处置和不处置都可能给间性孩子的未来造成伤害，这方面的规范，还有待家长、医生和法律界的共同探索。 其次，更困难的是，不同于GID，间性人特别是未经手术和荷尔蒙治疗的间性人，在成年之后，可能没有明确的自我性别认知，或者拒不接受既有二元性别中的任何一种，他们中的许多已开始主张在法定性别系统中为他们另设一个性别（即第三性别），以便让他们也可享有与正常两性相似的法律地位和民事权利，类似的问题对于同性恋者一样存在。 与性别有关的各种民事权利中，最重要的是基于婚姻关系而产生的法定义务，而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中，间性人和同性恋者却不可能在拒绝二元性别认定的同时，建立起类似婚姻的长期伴侣关系；尽管婚姻在性质上只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契约，理论上，即便不借助婚姻法，两个人也可以签订包含类似夫妻义务的契约，交易费用也不是障碍，因为民间组织可以为此类需求设计标准契约。 真正的障碍在于，婚姻关系不仅在夫妻双方之间建立了义务，同时也默认的建立了大量涉及第三方的义务，比如当一方因醉酒或昏迷而暂时失去行为能力时，在旁的配偶便自动的接管了其民事责任，一方要动大手术或病危时，医生有义务通知配偶，或取得其同意；这些义务，在非婚姻伴侣关系中是否会得到第三方承认，是大有疑问的；另外，婚姻关系也影响到许多法定权利，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孩子领养权。 建议明确和保障性别异常者的权利，无疑是制度演进和社会走向宽容开放的应有之义，然而，简单的引入第三性别，会对现有制度造成太大的冲击，大量民事法律都需要重新审视，由此带来的制度成本或许过于昂贵；较为可行的路线是，通过比附和拟制，尽量往既有的二元体系上靠，将为性别异常者创建的新权利通过简单的接口接入到现有法律体系中，而对婚姻法的扩展或许是找到这种接口的一条便利途径。 |
| 随便看 |
百科全书收录4421916条中文百科知识，基本涵盖了大多数领域的百科知识，是一部内容开放、自由的电子版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