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礼庭

学术观点

简历自述

丁礼庭

1952年出生，知名的社会学民主政治评论家、学术理论研究员、思想型学者，现为《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多年来致力于社会民主发展的评论和社会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的理论研讨。其所著的《论这政治制改革》和《十论中国市场》曾在互联网引起巨大影响。

中 文 名：丁礼庭 笔 名：洪 流

国 籍：中 国 民 族：汉 族

出 生 地：上 海 出生日期：1952年

职 业： 民主政治评论学者、学术理论研究员。

信 仰： 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共和、市场经济、共同富裕

主要成就：在新世纪的中国极力提倡政治体制改革

代表作品：《论政治体制改革》、《十论中国市场》等

学术观点

（一）自由主义认为，社会领域的问题无法进行科学实证，也没有什么规律可言，而且，社会领域的重要元素“价值观”，也“不在科学研究范围之内”。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确确实实存在着一定的发展“趋势”，这种发展趋势就是“不断地满足和提高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程度”。这种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并不仅仅是社会领域的学说，而是建立在生物科学及其进化论、人类的实践性及其实践能力的基础上的，同样也是以人的本性和本能为基础的。

（二）人类社会是“人”的社会，所以，社会的发展客观上是围绕着“人”的因素来发展的，也就是说，必须“以人为中心”，而不仅仅是“以经济工作为中心”！这是因为生产力是人创造的，生产力带来的物质财富也是为人所用的，人不但是改造自然和社会，从而推动生产力发展及人类自身解放、发展和进化的人的实践活动的主体，也是它的最终目的。

（三）这种“不断地满足和提高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程度”的发展趋势，是和一定的“价值观”相联系的，也是评判“价值观”正确与否、科学与否的标准。更重要的是离开了这一正确的普世价值观和社会发展趋势，社会领域根本无法理性地实践。

（四）国家发展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中国现代化的最主要标志是什么？

无论是企业、地区、还是国家，决定其发展和繁荣程度的最主要的决定因素，不是资金和资源等经济因素，而是“全员综合素质”，是“人”的因素决定一切！而决定“全员综合素质”的最主要决定因素，就是教育的质量、普及和学术、理论、文化方面的自由开放的程度！当然还取决于收入上的共同富裕完善程度。

在当今世界各国激烈竞争的世界一体化进程中，最终必然会演变成全面的“人”的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上的竞争，这也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的主要方面：如果承认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么“人”就是科技的第一“载体”。

我们必须把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动力聚焦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观点上。而要充分激发和发挥“每个人”和“一切人”的劳动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实践能力的最主要的条件之一，就必须保证贯穿每个人整个人生的系统教育，也就必须充分保障他们的民主人权和包括物质利益在内的公平合理的收入。这也是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当全体中国国民之自立、自强、自卫、自信、自爱、自觉、自由之独立人格确立之时，也必定是中华民族自强、复兴、崛起之日，更是中国现代化实现之日

中国现代化的最主要的标志，不是GDP的多少，不是高楼林立和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也不是原子弹和国防武器的先进，更不是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的多少；国家繁荣富强最根本的标志只能是“大多数民众的共同富裕”。也就是“‘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所谓国家的富裕、崛起和现代化的实质，也就是全体国民的富裕、崛起和现代化！

（五）所谓，普世价值观，并不是某一因素，或者说是民主、法制或者共和等个别因素单独冒进，而是社会领域一切必要因素同步协调地发展。也就是，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和教育、医疗卫生等等领域的各要素，包括自由、民主、法制、人权、共和、包括新闻出版和言论、文艺创作自由、三权制衡、司法独立、教育及其普及、供给、需求、消费、成本、利润、工资、财富的分配、价格水平、福利水平、利率、汇率、货币供应量、税率、税额、各项财政支出、当然也应该包括贸易顺差等等，都必须和社会发展及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都必须互相有机地保持一个适当的“量”和“度”，无论哪个元素单独地“冒进”和“滞后”，都会给社会整体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带来危害。

（六）民主宪政制度是“不断地满足和提高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程度”的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如果工业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那么民主宪政也是工业化的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因为工业化是以更精细的分工为前提；而分工又“必然”产生商品交换，于是市场经济就“必然”应运而生；市场经济中的这种商品交换又“必须”是自主、自愿和自由的，也就是只有“公平的交换”所规范和产生的“公平的竞争”，才是产生市场经济效益永不枯寂的源泉。所有“不公平的竞争”统统都是社会经济效益最可怕的“杀手”。于是，市场公平交换和公平竞争又“必需”民主的政府的“宏观调控”来辅助市场经济的机制，同样也唯一地只有民主的政府才是能够相对有效地保障公平竞争的制度原则，于是这种“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又“必然”地孕育和催生了民主政治制度。

（七）民主宪政制度产生的必然趋势。

无论是吴思先生的血酬定理、还是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都明确地论证了人类社会从动物进化以来，一直到民主制度产生前，历来就是依靠暴力掠夺作为获得财富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但根据吴思先生的学术观点，人类社会从“血酬”到“法酬”，从“拉夫尔曲线”到“老子曲线”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劳动者的权利、利益、自由的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那么暴力胜利者为什么会给预弱势的劳动者有这种优惠呢？很简单，就是暴力胜利者的利益、财富也在同步提高。其根源就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其次，不管是实践的证明还是理性的认识，统治群体都必然会认识到，只有给予被统治者一定的自由、权利和利益，自己才能够获得更多。如果生产力的发展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程度：能够保证满足统治群体相对舒适的物质生活时，统治群体的自私欲望就会出现必然的“升华”：根据马斯洛人的欲望五层次的学说，人们在舒适的物质生活满足后，就会产生精神上的“自私欲望”，即追求荣誉和自我价值实现等高等欲望，这就是个人的声望伴随着同情心、慈善心满足而不断地上升的社会贡献的实现。而这种“自私欲望”的升华，也要求精神和文化方面有一定的发展和积淀的基础。这二方面都是民主制度得以实现的重要促进力量。

第三，在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群体这一边，不但因为他们理性地认识到联合起来暴力瓜分富人的财产，必然使他们的获利减少。这不但因为如吴思先生所分析的，这种暴力对抗的“血酬”非但不产生物质财富，而且是有成本的，而且这种成本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地上升。（因为强势群体的越来越发展强大）。

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双方理性的努力下，民主制度的雏形，或者说是萌芽就伴随着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步伐得到确立，并开始了逐步地演进和发展完善的过程。人们把追求财富的主要手段，从互相的暴力掠夺，逐渐地转移到以互相协商、妥协和合作的，以发展生产为目标的模式上来了。而正如吴思先生所指出的，暴力掠夺的“血酬”，不可能增加和创造财富。而以互相协商、妥协和合作地发展生产的民主制度现实地创造出巨大的财富，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正是工业化强劲的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经济对公平竞争的客观的历史性要求，成为萌芽中的民主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强大推动力。一旦互相协商、妥协和合作地发展生产的民主制度以法律形式形成了社会各群体之间和谐的均衡时，这种各社会群体力量上的均衡就很难打破。这种力量均衡的维持和发展，就不断地消磨了原先的强势群体主导力量。于是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就成为一种社会发展必然的规律性趋势。

（八）之所以反复地强调中国的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不是忽视和反对共和、法制与效率等其它社会要素，而是在中国，民主制度的建设，是严重地滞后的瓶颈，已经严重地遏制了其他方面和其他要素的发展，这不但是所有严重社会问题根源，而且民主的制度建设如果不能有重大突波，那么，无论共同富裕，还是经济发展，甚至其他一切改革政策都不可能完善地实现！

（九）政治体制改革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一样，其根本利益就是民众的拥护和支持！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没有党的任何其它私利！人民利益之外的所有党的私利，完全彻底地是党的干部的既得利益！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不是中国共产党“交出”执政权，而是中国共产党维护执政地位的最有效手段和唯一出路！如果在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中，集权腐败可能延续发展几百年，那么因为市场经济中每次交易都可能成为民主监督缺位的绝对权力腐败的机会，结果就是集权执政者会因为市场经济环境中高频率、大额度的交易造成权力腐败不可遏止地泛滥而迅速下台。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民利益？人民利益就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里所说的“人民”，就应该是指“全体国民”，涵盖了所有的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之间的利益往往是矛盾的，虽然这种矛盾并不一定是对抗的。人们之间的这种利益上的矛盾性，决定了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且，这里的“大多数”人，并不是指某一个固定的群体和阶级，而是必须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这种“大多数”人是随着社会客观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着的。有时候是这些人，有时候又是那些人，甚至有时候应该是少数人。“人民利益”的衡量标准，就是满足和提高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程度，具体地说，就是社会主义二大基本原则——国民经济高速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是民众必须具有制度赋予的民主权利，自己来争取自己的利益，而不可能仅仅依靠有产阶级和精英群体的恩赐和施舍来实现的。

那么，到底应该由谁来决定，“什么是真正的人民利益”呢？这个问题是任何人都不可能，也无能力来越俎代庖的，只能由人民群众自己通过民主的方法自己来确认！因为人的本性和本能是自私的，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个人和群体都存在着争取个人私利的原始动力和奋斗目标。任何个人和群体都不可能彻底地、完全地、自始至终地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世界上没有救世主”的国际歌已经唱了几百年了。任何让精英来“替民做主”的政策，都不肯避免地存在着精英谋私的腐败隐患。

（十）什么才是真正有效的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应该是大政方针的领导，是国家的战略性、纲领性、方向路线性决策和实现这些纲领性决策的一系列政策体系的制定和贯彻。而绝对不是每事必问、事无巨细地一管到底。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衡来有效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因为，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那么，党的战略性、纲领性、方向路线性决策和实现这些纲领性决策就必须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这个大前提下，人民群众有效监督和制衡公共权力就是贯彻上述党的方向路线性决策和实现这些纲领性决策的“最有效”的方法和措施。我们绝对不能以“党的领导”为理由，使党的个别干部凌驾于组织机构和集体领导之上、凌驾于人民群众的监督制衡之上。如果这样，不可避免的结果就必然地“异化为”党的个别干部的既得利益、个人私利，甚至是腐败利益凌驾于“党的利益”和“党的事业”之上。这已经是无数次被实践证明了的规律性事实了。

（十一）当前的中国，什么才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最大威胁？

在当前的中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于民众的政治民主化的呼声和压力，而是来自于屡禁不止的，越演越烈的以权谋私的腐败。恰恰相反，来自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和制衡力量，才是制约腐败和反腐败的“唯一”有效的措施。也是从根本上维护党的利益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最强大的力量。如果缺乏民众民主监督，仅仅依靠对干部的道德教育，靠上级领导的监督，根本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实现反腐败的廉政。部门和权力之间互相监督、比如三权制衡的结果，很可能就是三权联合致腐！这是因为，腐败直接地危害民众的利益，只有民众才具有反腐败的“原动力”。而官员之间不但没有因腐败受到伤害的反腐败的“原动力”，而且存在着腐败获利的“原动力”。一旦民众的民主监督和制衡的力量缺位，在官员们自己监督自己、自己对自己执法的环境下，腐败的风险就会大大地小于腐败收获，于是，在纸醉金迷的物质诱惑面前，苍白的道德就不可能有力量使官员守住良心和道德的底线。

（十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选择，就是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序地、逐步地渐进。必须遵循以人为本、全民共识、上下互动、统筹兼顾、法律控制、公平透明、循序渐进、逐步推进的原则。

所谓“以人为本”就是“人民利益高与一切”、“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里的“人民”，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哲学概念。就是指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和“一切人”。是超越了一切阶级和群体的全民概念。

所谓“全民共识”，就是大多数民众，包括大多数党员，通过真心实意的、“说真话”的辩论和探讨，来共同认同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的历史命题。在民族前途和人民利益、人民权利等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以便全民同心协力、共同奋斗，来实现和完成中华民族无法回避、也不可避免的、三千年一遇的“制度转型”的历史任务。建立在民众支持基础上的社会稳定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前提。如果政治体制改革沦为一种少数精英的游戏，就不可能稳定有序地发展。这种民众民主参与力量的缺位，民众民主权利受到集权打压和遏制的改革后果，必然就是民众的利益受到剥夺。和权力有关的群体，包括掌握财富的资产阶级，都可以成为剥削和掠夺民众利益的暴富群体，于是社会腐败和贫富二极分化就不可避免。其结果就是“动乱”！！

所谓“上下互动”，就是指政府和民众，精英群体和弱势群体，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分别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意见，并双方都在法律范围内开，在对方的压力下博弈，逐步地互相通过协商、妥协、理解和承认对方的意见和利益，达成新的共识，从而来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政治民主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体系。在当前中国，共产党缺位的任何改革和革命，都可能产生全国性动乱，这不但严重地有损政治体制改革的客观效果，也完全有可能重复共产党革命的老路——在争取民主的革命成功后重建新的集权政府。所以，我们必须尽力争取中国政改的最佳效果，就是由中国共产党主动领导民众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执政的既得利益群体一定要把集权制度坚持到鱼死网破那一刻，那中国人民也只能奉陪到底。

虽然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有序地进行，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却不是共产党的领导，而是大多数民众能够通过思想解放、文化启蒙来建立和完善中国国民的“独立人格”，并自由、自主自觉地起来争取和捍卫自己的民众权利和经济利益。只有在中国国民之自立、自强、自卫、自信、自爱、自觉、自由之独立人格建立和完善之时，才是中国民主宪政、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崛起实现之时。这就要求，也必需广大知识分子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为底层弱势的工农群体服务，帮助他们致富和维权的同时，教育和启蒙广大工农群众，使广大工农弱势群体在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的过程中，冲破各种阻力，尤其是制度性障碍，形成既成事实；把目前无序地自发的每年十几万起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群体性事件，引导到合理、合法地争取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民主运动方面来。以民众的民主运动来促进和倒逼执政党的政改决策。

所谓“统筹兼顾”，就是必须兼顾方方面面的利益和观念，尽量避免矛盾和冲突。几乎所有新出台的政策和制度，都是有利有弊，有人获利，有人吃亏。世界上不可能有完美无缺、人人受益的政策、制度和改革。重要的是必须利多弊少、尽量兼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观点。

所谓“法律控制”，就是在大是大非上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逐步的，增量型的改革。重要的是必须允许和鼓励打法律的“擦边球”。现有的法律条文，甚至是宪法，也不是绝对真理。法律和宪法就必须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客观事实是，几乎所有改革开放的成果、都和民众“打法律的檫边球”有关，无论是安徽凤阳的“包产到户”、还是浙江温州的“发展私有企业”，开始时几乎都是违法的，改革者个个都有坐牢的资格。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法律往往都是滞后的。大多数事实是，民众通过打法律的檫边球而获得效率和成果后，再得到中央高层承认，并立法跟进，来承认这些既成事实。重要的是，“打檫边球”不能违反“自然正义”的法律的基本原则，在一些人民利益、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反腐败、各种刑事犯罪等大是大非问题上是含糊不得的；在整个改革的大方向上，在社会稳定，避免动乱等重要方面同样不能含糊的。所谓“打差边球”，大多数应该在和意识形态有关的领域中进行。

所谓“循序渐进、逐步推进”，就是指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制度转型的细则，在发展步骤上应该有先有后，按部就班。在发展进度上，应该逐渐演进，也就是上面说的碎步慢跑，既不能原地踏步，也不能单兵独进，片面冒进，更应该避免跳跃式的革命。

（十三）市场经济是有效的、甚至是高效的，但不是万能的，市场经济存在着“三大缺陷”。

一是：是市场的先天性缺陷。经济学家刘易斯曾经提出劳动力价格“拐点”的理论。在大多数相对完整的市场体系中，在这个劳动力饱和的“拐点”到来以前，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刚性”，一旦“拐点”到来，就会因工资的上升，使资本外流追逐更廉价的劳动力。这就决定了过剩劳动力的工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低于客观实际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果的，还因为劳动者面对“生存的迫协”，不可能拒绝这种不合理的低工资。结果就是：第一，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易，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真正地自由、自主、自愿和公平的；第二，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不可能自动、自然地通过市场固有的调节作用——通过过剩的劳动力的价格（工资）趋低来减少劳动力供给，重新实现供求平衡，使价格（工资）恢复到合理的区间，重新的市场均衡。拿市场经济的价格模型来分析，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均衡，即劳动力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在——边际资本收益、即利率加边际劳动力收益。（假设设备等其它不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有剩余。）那么在劳动力过剩的市场环境下的这种价格均衡：不但工资水平是在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之下的均衡，而且投资量也随着劳动力边际收益不合理地偏低而大于正常量。

二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缺陷”就是：自由主义在定义市场经济时，预设了“充分竞争”的前提条件，无论如何，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信息同样也必须是充分的，但这恰恰是不可能真正地做到的。这是因为，“信息充分”的条件包含着许多“主观理解”的因素。而真是这种“主观理解”的因素，是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市场利益”的干涉和扰乱的。困难的是，这种“市场利益”的干涉和扰乱，是很难以法律和规则来明确地规范的。就拿这次“次贷危机”来分析，在“次贷”分销的过程中，如果信息果真是充分的，就不可能有那么多金融企业来购买这种次贷，这就完全有可能把这种“次贷”业务的规模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而有效地避免这场可怕的危机。

三是，“垄断”就是市场经济的第三个缺陷。在自由、自然、纯粹的市场经济中自始至终存在着一种垄断的发展趋势和倾向。这种垄断的趋势对市场功能具有不可避免的制约和危害。

所有这些市场缺陷，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弊端：一是严重影响和遏止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能动性。二是劳动者的贫困制约了他们及其子女接受教育和再教育的经济能力和教育程度，从而进一步制约了劳动者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的提高，并因此而制约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三是制约和遏止了消费需求的发展，加剧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市场规律。并进一步造成了纯粹的市场经济中必然具有的那种总需求不足的生产过剩危机。四是长期的资本非正常的超额利润，就会培育和产生大企业的垄断。如果我们承认市场的这些原始的缺陷极其危害，那么也就为政府在调节收入、调节总的供需平衡，以及反垄断等一系列领域的宏观调控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和事实依据。当然，前提是这些宏观调控必须是恰倒好处的、根据客观环境及时调整的，也是必须限制在对市场公平竞争和市场功能恰倒好处的弥补的范围内，而不能超越弥补市场缺陷这个市场经济客观需要的范围。

（十四）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就是邓小平指明的社会主义的二大原则：“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也就是必须兼顾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大多数民众的共同富裕，在这二者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这就决定了民主宪政中福利制度、工会参与劳资工资谈判和民主政府公平、公开、公正、有效的宏观调控等制度性原则存在的必要性。也符合“满足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社会发展趋势。

（十五）从全球化角度来分析中国低工资和低福利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市场经济发展初期二百多年中，是很少有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现象的，由于上述市场经济三大缺陷，所以市场经济自始至终受到贫困、垄断和生产过剩的困扰。矛盾和危机积累到上世纪30年代，直接导致了世界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于是凯恩斯经济理论和罗斯福新政就应运而生。且不说凯恩斯主义中刺激消费的政策是否真的有效，但罗斯福的福利政策，包括支持工会提高大多数劳动者的工资，通过高税收来推行福利制度，适当地制约了资本的强势，辅助了劳动者的弱势，创造了一个相对公平的劳资竞争的市场环境。从而造就了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阶层，并有效地提高了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综合素质；也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更重要的是共同富裕有力地促进了消费和内需，而且反垄断立法有效地制约了垄断现象，这一系列的政策非常有效地繁荣了国内市场。

在凯恩斯经济理论和罗斯福新政实行的短短二十多年中，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就使欧美发达国家国内劳动力从过剩走向饱和，而资本却随着经济繁荣而大量盈余，在国内市场需求强劲的推动下的结果就是，要么从国外引进劳动力，要么资本外流追逐廉价劳动力。发达国家从贸易保护主义出发，遏制移民进入的政策和物流和运输领域的现代化及其成本的下降，（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国民相对高的福利和工资水平而生产的“移民限制”政策，就好比人们不愿意外人进入他们家庭分享他们的家庭财富一样天经地义，无可指质。）市场就以资本外流寻找廉价劳动力的方式替代了人口在地域间的转移，于是全球化模式就势不可挡了。另一方面，随着大多数劳动者的福利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使多数劳动者接受长期教育成为现实，极大地提高了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并有效地为科技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创造了“历史必然”，这也就成为低层次制造业向外转移的全球化的历史动力。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资本外流、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及制造业转移的过程中，既有成功的事实和经验，也有失误和教训。

所谓“成功的事实和经验”，就是指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起步，发展到八十年代基本完成的，第一波欧美发达国家在产业升级换代顺利进行的过程中面向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资本外流和制造业的转移。在这个过程中，产业转移的作用、因素要大大地大于资本外流的作用和程度。这种资本外流和产业转移也是整体性外流，是连带销售渠道、生产技术、产品设计、管理理念和品牌效应等一系列产业体系的整体移植。这是产业转移成功的必要条件。（当然不是充分条件）无论日本的家电行业，还是台湾的电子行业，甚至是中国的“海尔”还是“振华港机”，这些成功的事实都具备这个必要条件。

第二、这种整体的移植还包括民主政治、工会在工资谈判中的作用、高税收和高福利、等一系列有关劳动者收入提高的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也就是说日本和“四小龙”是单纯地接受欧美的产业转移，而没有制度上“转型”的麻烦。

第三、这种劳动者收入提高的直接成果就是把接受国的资本流入、产业移植和流出国的劳动者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的提高所引起的本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以及国内需求提高所形成国内市场的完善，合并成同步发展的过程。这一切都遏制了欧美制造业的外转和资本外流的速度，使其符合和适应欧美国家本身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推进的速度和程度，并以此消化由资本外流对欧美国家造成的不利因素。它没有因此而造成大规模就业矛盾和贸易逆差的冲击，给整个全球化提供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过程。同时也使日本和“四小龙”在短时期内完成工业化，在达到次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后，再一次地开始了面对中国的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和资本外流。

综上所述，第一波从欧美向日本和“四小龙”的制造业转移，对欧美发达国家来说，不但没有受到严重的就业和贸易逆差的冲击，而且还享受到日本和“四小龙”价廉物美的产品，部分外流资本也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对接受国日本和“四小龙”来说，不但实现了本国、本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发展，也相对地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造就了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群体。从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来总体评价，当然是一个多赢的事实和经验。也证明了经济全球化不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性结果，也完全可以实现流出国和流入国双赢、资本和劳动者双赢的局面。

所谓全球化过程中的失误和教训，就是从欧美发达国家，连同日本和“四小龙”面向中国的资本外流和低端的制造业转移。在这个过程中的失误、教训的原因和事实是：

中国接受发达和次发达国家的低端产业转移的过程，是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集权管理体制向民主宪政的“制度转型”同步进行的。这不但给这种“双转”（产业转移和制度转型）模式带来困难，而且如果这种“双转”模式不能同步适应，一旦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话，不但给整个经济全球化过程带来严重问题，而且使劳动者缺乏制度赋予的民主权利为自己在整个“双转”过程中争取和捍卫自己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结果就重复了发达国家原始积累时期低工资模式所造成的所有弊端。

中国大多数企业接受的产业移植，掌握的只是低端的生产环节，根本无法掌握生产科技、产品设计、管理理念、营销渠道和品牌效应等重要的高端环节的。这也使中国企业的获利比例和数量受到严重限制。同时也造成了自然资源贱卖和过度开发、寅吃卯粮，掠夺子孙后代资源权利的事实，而且，正因为低工资造成的低成本，就使低效率的“代加工”模式能够在中国成活，也使这些企业失去了进一步完善整个产业体系的动力。

这种大多数劳动者的贫困所造成的贫富严重分化和财富集中，也严重地制约了内需的发展和提高，不得不进一步依赖出口来填补内需不足的缺口。于是只能进一步依靠压低劳动力成本来实现低价竟销，结果就形成了以低工资为基础的恶性循环。中国人口众多的客观事实，又进一步延长了中国通过发展来摆脱困境的痛苦过程。

正是中国这种以低工资为基础的大规模出口竟销，加速了发达国家资本外流和产业转移的规模、速度和烈度，使之超出了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对这种资本外流和产业转移的消化能力而打击了他们的就业状况，也打击和危害了发达国家广大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的进一步提高和完善。拿秦晖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在工资、福利和民众权利方面，在全世界出现了低福利、低人权的“劣币驱逐良币”反经济规律而动的事实。

建立在低工资和低福利成本基础上的“低价竟销”所获得的超大量外汇储备，不但没有为中国带来经济发展上的利益，反而由于金融人才的严重不足所造成的超大量外汇管理上的困难，给国家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经济损失。

中国目前低工资所造成的一系列弊端，特别是贫困造成的教育不足使劳动力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无法有效提高，进一步造成的产业结构无法及时升级换代的危害之一，就使中国无法在不远的将来，在东南亚和非洲后一轮更低价格的劳动力竞争中掌握主动，甚至完全有可能就此丧失高速持续发展的优势。

正是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双转”之间进度的差异，即“制度转型”中政治体制改革严重地滞后于产业转移和经济发展，才造成上述的一切弊端和危害。必须特此说明的是，我无意攻击中国因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造成的人权现状，我曾经反复指出二大事实，一是，中国目前的人权和政治民主状况，不但是建国以来，甚至可以说是自秦始皇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二是，尽管如此，还是跟不上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并且因为这种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和人权方面的不足，已经成为中国整个社会发展的所有方面最主要制约因素，并已经形成了严重的瓶颈效应。成为中国所有现实的社会问题的根源!

解决问题的出路，要么是中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以制度赋予劳动者民主权利自己来争取和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彻底改变这种低工资现状，要么就是逼着全世界逆差国家联合起来和中国打贸易战。而只有前者，才是中国和全世界的“唯一出路”，而后者，将是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两败俱伤的惨局！

（十六）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合理的收入差距怎样确定。

这种必须最大限度地使“每个人”和“一切人”共享社会财富的收入分配原则，是由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社会发展必须依靠“每个人”和“一切人”的共同努力的客观事实决定的。同样，这种“每个人”和“一切人”共享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原则，又必须符合“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原则来最大限度激励“每个人”和“一切人”的劳动积极性和能动性，所以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原则，既不能绝对平均，也不能二极分化，必须在二者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在理论上，以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来分析：比如对富人征税来搞福利制度，符合这二大原则的最佳税率就应该增加到低收入群体边际利益为零为止。也就是说，在税收和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增加这对函数中，我们把纵坐标作为低收入群体的利益，把横坐标作为税率，随着税率的不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增加应该走出一个尖顶的“n”形的图型走势，恰当的税率就应该在这个尖顶的顶端。即税率应该增加到：“再增加税率就会损害低收入群体的利益”的最高点。在这个点上，也应该是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流动资金和土地各自合理地获得公平利益的均衡点。

在具体操作上，首先应该按民主原则建立和相对完善“民主宪政制度”和法制体系，然后按民主宪政的法制原则来规范地具体操作社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分配问题的正确的、科学的判断应该首先产生于精英群体，甚至是个别的知识分子突破传统和共性的创新性发现，这就必须通过大多数民众在言论自由原则下充分、自由地讨论后，使少数人手中的真理逐步地走向大众，再通过民主的“程序公正”来规范地具体操作。而恰恰是真理的定义：“必须符合每个人和一切人的根本利益”，才是这种真理能够从少数人手中，甚至是个别人的创新中走向大众的“逻辑保障”。民主宪政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决不能允许少数精英来“为民做主”！任何允许精英来“为民做主”的政策，都必然会留下“精英为自己谋私利”的腐败隐患！！

（十七）各民族文化“优势互补”是实现中华民族文艺复兴的最根本原则。

政治体制改革不但需要“全民共识”，还必需一种文化的积淀和预热。都必然有先行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复兴。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但需要学术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更需要文化积淀和观念、风俗、习惯上的先导和支持。那么到底应该是以“继承和复兴传统文化”为主、还是应该以学习引进包括普世价值在内的西方先进文化理念为主？结论是二者都非常重要，但都不能“为主”，都应该一视同仁地在批判中继承发展。也就是必须坚持中西文化“优势互补”。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只要是先进的、科学的、再就是符合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所需要的文化理念，我们都应该接受和发扬。并必须排除和放弃二者中的糟粕和谬误，排除和放弃二者中有碍于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文化理念。

中华文化代表了农业文化的灿烂顶峰。但自从人类历史进入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以来，和工业化、城市化相适应的工业文化和工业文明在欧美形成后，代表农业文化的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就必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我们中华民族不能在文化上吐故纳新、新陈代谢、引进发展、并和西方的工业文化实现优势互补，就必然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桎梏。也就是必须放弃和封建专制和集权有关的所有文化观念！除此之外，大多数中华文化都应该是继承发扬的优秀文化观念，包括“仁、义、礼、智、信”、仁义道德、礼仪智信、诚实信用、助人为乐、慈爱宽恕、平和恬淡、中庸和谐、勤奋好学、崇尚知识等等，都属于应该努力发扬的文化理念。

（十八）批判地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

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劳永逸的永恒真理，因为客观社会是在不不断地变化和发展的，任何正确的理论都必须不断地适应客观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对任何既成的理论体系和理论流派都必须在批判中继承和发展。世界上只有宗教理论是不容许批判的，但所有不容许批判的宗教理论，就不可能是科学的真理。我们在把马克思主义请下神坛的过程中，必须同时还承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仍然存在着许多先进的、科学的真理，因此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改革开放主要的、法定的指导思想是可以的，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发展，不仅仅需要马克思主义，同时，也需要世界上一切有利于、适用于中华民族复兴崛起大业的所有科学的、先进的理论体系；也就是说，中国的发展必须承认和容忍思想上、理论上、文化上的多元化。

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略）关于“按劳分配”。（略）关于“单一公有制”。（略）关于“计划经济”。（略）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略）6、关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略）

7、目前还没有“消灭竞争”、“消灭分工”和“消灭阶级”的事实依据。（略）

8、正确认识恩格斯承认“议会道路”的发展过程。（略）

9、谁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先锋群体、或者说是先锋阶级。（略）

10、决定经济基础的是社会利益的分配制度而不是所有制。（略）

（十九）教育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

就目前中国教育的现状来说，尤其在高校中，二个极其丑陋的事实已经成为中国教育追求的“目标”。其一，就是目前中国教育的头等大事，就是以意识形态的强制和名利地位的诱导双管齐下来控制教师和学生。其二，就是当前中国的学校中笼罩和弥漫着一种金钱的铜臭味。对于大学本身来说，几乎就是把教育事业当作一种市场交易，你交学费来买我的“文凭”，甚至还不一定是来买学校的“知识”。这实在是当今中国大学的悲哀。所以，中国教育改革已经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

1、教育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去意识形态化”。（略）

2、必须解决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中的高收费问题。（略）

3、关于“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和“高校自主招生”问题。4（略）

4、、学校的教育主要任务，学校对学生的教育和培养，按重要的次序来排列，最重要的应该是人格道德的培养，即使学生明白应该怎样“做人”；其次是培养学生在毕业以后能够坚持终生的“自学习惯”和“自学能力”。第三才轮到教育大纲规定的科学知识。（略）

5、尽快走出“减轻学生负担”的教育改革误区。（略）因此，中小学的素质教育的改革，必须立足于彻底地改变课堂灌输和死做习题的题海战术。立足于激发学生创造能力的、独立思考的“启发教育”（略）、“个性教育”、（略）“创新教育”、（略）“人格教育”、（略）“法制教育”、（略）“学前语言教育”（略）等方面的教育改革。

6、中国必须彻底放弃为了收费赚钱才办教育和培养完美的学生的教育观念，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合格的国民。（略）

（二十）中国外交政策的理性选择。

1、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政策的事实和理论依据。

第一，我们中国在世界上已经是众矢之的，是许多国家的遏制对像；尽量不要再雪上加霜。原因有二：一是，我们中国相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贸易都大规模顺差，而且是我们赢得了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利益，抢了人家的饭碗。就这点上来说，我们要想不成为众矢之的的遏止对象都困难。二是，我们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集权管理的“大国”，就意识形态的分歧来说，长期以来，我们本来就一直是人家的遏止目标，现在就更成为有实力，正在快速崛起的意识形态对手，能不成为大家众目睽睽的遏制的目标吗？第二，我们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在世界上发号施令，主导世界事务的客观实力。原因有二：一是，就人均经济和综合国力来说，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科技、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我们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不具备引领世界发展、主导世界事物的客观实力。二是，中国在制度方面和价值观上还无法真真“融入”国际社会的所谓“惯例”和“规则”。而这不得不说是我们主导世界事物的主要障碍之一。我们中国目前韬光养晦，绝不是向世界示弱和受人欺负，我们只是为了集中精力办好国内的事物，最大限度地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模式，来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崛起。就是在世界列强的夹缝中争取最宽广的发展余地。只要真的有我们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那一天，就不怕我们不能扬眉吐气，挺直腰干主导世界事务。这就叫做“韬光养晦”！

2、以“远交近攻”的策略应对南海危机。

自从建国以来毛泽东选择向苏联一面倒的外交政策，并“主动”参与朝鲜战争，促使世界冷战局势形成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向来把意识形态作为主要考量。无论在中美、中日和中欧各国建交、中国进入联合国“五常”以来，还是在苏、东剧变后，也没有根本上的改变。中国政府还是自始至终把北约和美欧作为头号对手，作为对抗的主要目标。在这种总体格局和势态下，遭遇周遍海事争端，中国就不可能强硬出击，如果真要强硬出击，就意味着中国将面对全世界的挑战。这就是进入了一个败多胜少的世界格局和势态。所以，当前中国政府的忍耐其实只是无奈之举。中国如果真要维护自己的海洋权利，就必须放弃，承认全世界普世价值，溶入国际大家庭，采取“远交近攻”的战略政策。和欧美搞好关系，反过来向周边国家争取自己应有的海洋利益和权利。这是因为，中国的海权争端是一个以一对众的局面。而他们之间却大多数没有利益争端。所谓远交近攻的战略，是出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必要的、不可避免的选择。就是看中国到底愿意不愿意为了海洋权利和国家、民族的实际利益而放弃原有的意识形态。还是一个二“害”相遇选其轻的选择题。至于在美欧方面，鉴于美国连曾经的死敌越南都可以搞“联合军演”，没有理由拒绝中国的橄榄枝。对美国来说，中国能够做朋友，总归要比做对手强得多。当然就是朋友间也存在竞争。但朋友间的竞争，和对手间的竞争是完全不一样的。

更重要的是，美国对日本的防范，丝毫不亚于对中国的防范，这和日美联盟、日美协防条约没有关系。所以，只要中国放弃意识形态分歧，承认全世界的普世价值，美欧国家没有理由不乐观中日竞争，而来坐收渔翁之利。更重要的是放弃意识形态分歧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说是解决中国内外主要矛盾的“唯一出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用不到看任何国家的脸色。中国已经主动提出和相关国家进行联合开发的设想和方案、寻求和平解决的基本政策。同样，这也应该是中国政府不可退让的底线！在这基础上，坚决、强硬地反对某些国家提出的，把中国排除在外的“联合开发”，或者是单方面开发。如果某些国家胆敢轻举妄动，中国政府只要对其进行不定期的骚扰，阻止其开发项目的顺利进行即可。

3、美国战略东移亚太，中国必须理性应对

首先，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就是：凡是中美关系好的时候，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就相对较快、较顺利；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时期，中国的发展就相对较慢，国际和国内的矛盾众多！在清末，由于清政府鼓动义和团排外，残杀了好几百在华的美国平民，包括铁路工程师、传教士及家属，遭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八国联军的报复性侵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遭到重创。接下来辛亥革命后，中美关系相对平和，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也就相对平稳，美国也把清政府对八国联军中分到的对美国的赔款返回中国，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北大和清华都是用美国的“庚子赔款”建立的。到了随后的抗日战争时期，中美更是同一战壕中的战友，美国对中国进行了无私的援助，帮助中国打赢了抗日战争，并力挺中国进入联合国“五常”！

随后的朝鲜战争，在金日成挑起战争，即将占领韩国全部领土时，联合国出面实施对金日成的惩罚性打击。历史事实就是当时无论是联合国还是美国，都没有侵略和打击中国的计划和意图，又是中国主动出击，向联合国和美国宣战。于是，中美交恶，中国引来了随后几十年的国际封锁，伴随着国内动乱，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进入了危机的低潮年代。一直到70年代末，中国建交，重归于好，在整个80年代，发达国家，无论是美、日、欧，都给予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以大力支持与援助，有些援助甚至是无息和低息贷款，在中国技术引进方面，也大开方便之门。接下来，就是80年代末的那个国内事件，中美再次交恶，国际上对中国又一次地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封锁。于是，90年代中前期，中国经济受到通货膨胀和生产过剩的双重影响，朱镕基总理不得不启动经济调整政策，虽然中国经济艰难地“软着陆”，但整个90年代，不但国际上事端不断，国内经济也是30多年改革开放发展中最艰难的时期。接下来，美国发生9·11事件，美国发动反恐战争，这次，中国政府及其决策者审时度势，终于理性地抓住机遇，全面支持美国反恐战略，于是，不到一年，中国就进入WTO，中国也就再次迎来十多年的黄金发展时期。所有这一切历史事件，都非常充分地说明了“中美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两败’”的历史事实。

其次，在中国历史上，美国是真心实意地帮助中国的朋友。茅于轼先生也在《重新看待中美关系》文章中例举了美国善待中国的一系列的事实。在清末，中国遭到了全世界列强的掠夺和蹂躏，但美国基本上没怎么参与，世界列强在中国都建立租界，但美国在中国基本没有租界。而且美国参与的维一一次八国联军的侵略，美国不但只是配角，而且也事出有因，美国平民在中国遭到残杀，这在国际上是有理由进行报复的，更重要的是，美国事后把在八国总量中所占极小一部分属于美国的战争赔款，全部地返回给中国，帮助搞中国的教育事业。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美国是最无私地帮助中国的国际朋友，只要对比苏联出于雅尔塔协议的承诺，不得不帮助中国打下东北后，却大量地强拆中国的机械设备运回苏联的事实，就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帮助是无私的。接下来，就是上面说的整个80年代和9·11后的新世纪，美国及其欧、日发达国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支持也是巨大的！

第三、虽然美国在东亚确实建立了一系列的军事基地，不管它的本质性用意何在，但一个事实是“铁定的”，只要中国不主动挑起对外战争，美国不可能主动地对中国发起军事打击。这可以从二方面来论证：一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考虑，在中国具备对美国本土实施核打击的军事能力的事实情况下，美国的国会和人民，不可能批准政府主动地军事打击中国。二是，从价值观来分析，美国也不可能主动地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

第四、 中美在全世界各领域都存在着广泛的合作机会，这种对中美双方的合作利益，都远远地大于和欧洲、日本的合作。所以，当前世界，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它不但对二国本身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而且对整个世界来说，其影响力也是决定性的。但重要的是，对中美对抗两败俱伤的负面影响，美国的承受力要比中国大得多。

第五、中国必须，也只能理性地审时度势，从国家、民族和民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甚至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利益出发，（用不到看任何其它国家的脸色。）来承认普世价值，主动发起和领导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制度民主化，主动领导国家和民众融入国际大家庭，和美、欧、日，甚至是全世界各国进行全面合作，成为促进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崛起和现代化的伟大事业！这就要求我们坦然地面对美国战略东移至亚太地区，把它看作是其他国家和美国合作的平常事件，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可以进一步融入这种国际合作，不排除参与美国及其它周边国家合作进行军事演习！在美国三番五次地声明这些军事基地不针对第三国的情况下，无论如何不要主动对号入座，把自己置于这些军事基地的对立面，并引起进一步的世界级军备竞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放弃、或者忽略国防建设。中国的军事和国防发展与其说是立足于实战，还不如说应该立足于“威慑”，当然如果没有实战能力，也就不可能有“威慑力”，这是相互相成的。

（二十一）“和平统一”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唯一出路。

1、根本不存在什么美国手中的“台湾牌”。（略）

2、所谓“和平统一”的唯一模式，就是在民主制度下的统一。（略）

3、马英九为首的国民党，是铁杆的和平统一的信徒，这用不到怀疑。（略）

（二十二）中国房价高升的根源是地方政府“与民争利”！

1、如果不能彻底斩断地方政府把高地价作为获利来源，中国的房产市场将“永无宁日”！（略）

2、迫使房价下降的最主要措施就是扩大住房土地供给和房源的供应。（略）

3、住房不可能进口，但粮食能够进口的事实决定了要彻底解决高房价的难题，就必须打破“粮食不能依靠进口”和“必须确保18亿亩耕地”的后冷战思维模式，来充分地扩大住房土地的供给。（略）

4、住房福利是在高房价环境中保障民众住房需求的无奈选择。（略）

5、必须对中国的决策者提出警示的是，中国的房价问题，完全有可能成为引发民愤和动乱的导火线。（略）

简历自述

作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从小就是百分加绵羊式的“好孩子”，在读小学时就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百年来遭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掠夺和蹂躏，从小就立志要为中国和民族的复兴崛起而努力奉献。

在文革中有幸成为年龄最小的红卫兵。和大家一样，怀着虔诚的“信仰”投入到文革中，但和大多数红卫兵不同的是，我无法摆脱对被打倒的老师的同情，所以，我从来不打老师，还努力地劝阻同学别打老师。

直到七十年代初林彪事件发生后，我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接下来的上山下乡运动的负面真相不断暴露，更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别人上当就上当了，但我不行，我必须把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大事搞清楚。当时我待业在家，就开始了我的自学理论的历程，当然从马、恩原著开始。

当初真要读马列原著，真还找不到呢，当时遍地的毛选，但马列原著实在少得可怜。当时待业在家，就每天二小时到上海图书馆去读马列原著，但作为待业人员，既没有生份证和学生证，也没有工作证，根本进不了图书馆。只能向朋友借了一张工作证去上海图书馆。开始时，一位图书管理员看到我这么小的年龄坚持读马列原著，非常客气，还书时，书不上架，第二再去就顺手给我。但有一天换了管理员，马上把我抓出来。当时此事可大可小，甚至拘留几天都可以。还好，由于态度诚恳，教育一下，也就完了。但问题是从此就剥夺了这个读马列原著的机会。因为有此心结，等参加工作，虽然每月工资才18元，马上就自己花钱买了《马恩选集》和《资本论》，此事后话。

在文化大革命中“二个凡是”最疯狂的时候，当我读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引用黑格尔的话：这个时代“是用头立地的时代”来形容法国启蒙思想家：“他们不承认任何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当我读到这段话时，对我的心灵的震撼之激烈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当时，二十岁刚出头的我渐渐地明白，恩格斯是在冥冥中教导我：权威的、已经被神化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同样也必须接受我们当代中国人的理性审判。所以，在那些革命先驱张志新、林浩和遇罗克等在考虑和质疑毛泽东思想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时，我就已经在带着批判的眼光阅读马、恩原著了。虽然当时的自学环境非常恶劣和艰难，连笔记也不敢做，只能把一切学习心得记在心中。直到新世纪，我发表在网上的《批判地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大多数观点就来自当时的批判性阅读。

确实是在40年前就养成了“理解、读通、批判、创新”的读书四步曲和“真话、真情、真相、真理”的写作四原则。也就是在阅读中，对任何权威的文章和著作，一律带着批判的眼光来理性地审视，在写作时，宁可不能发表，也必须说出自己的真话，坚决不迎合任何权威和先验的理论观点。

在我40年的自学经历中，开始时，是因为不愿意说假话，所以我的文章根本就没有发表的任何可能，在逐渐开放后，虽然有杂志可以刊登我的部分不太敏感的文章，但却要向我收取对我这个穷书生来说很难承担的“版面费”，所以也不可能发表我的文章。因此，我的文章只能在网上发表。

在党的第四代领导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执政理念的鼓舞下，我意识到说真话的时间到了，于是在2005年3月，第一篇文章《论以“人”为中心》在新浪《经济学人》论坛上发表，这篇敢于对邓小平“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纲领性国策提出商榷的文章，就引起“版主”天津商学院某教授的重视，并直接打电话到我家，邀请我参加新浪《经济学人》论坛的版主团工作。在这期间，我们新浪“经济学人”论坛的版主团举办了好几期以中国社会重要问题为议题的“网络辩论”，效果不错。直到新浪对《经济学人》改版取消为止。最近，我又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和《爱思想》网站发表了近百篇文章。除此之外，我还在《天涯论坛》上发表文章，但三个网站上的文章内容基本类同。先后在网上发表了近二百篇文章，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外交、教育和福利等领域，甚至还有诗歌，欢迎大家批判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