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近的瘟疫》是2008年6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出版的关于近年来世界重大流行性疾病和顽固性疾病在世界各地发生发展的纪实性文学作品。本书详细记述了人类在与诸如艾滋病、疟疾、结病菌、SARS、禽流感等重大瘟疫的战争中的做法与对策，如实地记录了这些瘟疫疯狂漫延的现状并认真分析了相关的原因。作者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美国著名女记者，是获得皮博迪奖（The Peabody Award）、乔治·伯克奖（George Polk Award）和普利策奖（Pulitzer Award）这三大著名新闻奖项的第一人。

基本信息

作者简介

编辑推荐

作品前言

图书目录

精彩书摘

基本信息

作　者： （美）劳里·加勒特 著，杨岐鸣，杨宁 译

出 版 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 2008-6

字　数： 450000

页　数： 509

开　本： 16开

I S B N ： 9787108029270

包　装： 平装

所属分类： 图书， 文学 ，纪实文学

定价：￥39.00

作者简介

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美国著名女记者，是获得皮博迪奖（The Peabody Award）、乔治·伯克奖（George Polk Award）和普利策奖（Pulitzer Award）这三大著名新闻奖项的第一人。曾就读于加州大学，攻读公共卫生，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又先后到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进修。在校期间即对新闻事业产生浓厚兴趣，后来成为专业记者，在美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新闻日报》等新闻单位就职。现为美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著述颇多，除本书外，另有《失信：全球公共卫生事业之瘫痪》、《流行天下！传染病的世界》等，并且经常为各大报刊及通讯社撰稿。文字细腻生动，颇受好评。

编辑推荐

在这本像惊悚小说一般让人紧张的纪实作品中，作者以令人信服的口吻告诉人们：人类在与瘟疫的战争中打了败仗。

反观此书初版的几十年间，艾滋病已从非洲和美国暴发，逐步蔓延到全世界；一度被消灭的疟疾又在热带地区死灰复燃，杀伤力超过以住；具有抗药性的结病菌土重来，以惊人的速度感染新的人群；SARS曾在几个月间肆虐于中国，吞噬了多少鲜活的生命；禽流感连续多年在世界各地此伏彼起，不断传来死人的消息；

……

事实说明，作者并不是在危言耸听。

假如你热爱生活，珍惜健康，你应该读一读这本书。毕竟，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

作品前言

这本书终于有了中文版。若是几年前就能译成中文该有多好，因为本书的内容必能引起中国读者深深的共鸣。本书的英文版问世至今已经10年有余，但是时间只是更加证明了书中所言不差。

1988年，一批病毒学家聚集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共同讨论一个当时还有争议的命题：奇怪的病毒正在世界各地出现。两天之间，实地工作的专家们提出了关于他们关注的病毒的各种信息：各式各样的微小病毒显示出，它们发生了奇异的变化，并有卷土重来之势。科学家们异常震惊，因为没有几位病毒学家密切跟踪过具体关注各类微生物的专家们的发现。会议结束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科学家们明显地感到焦虑不安。

此前20年，西方的科学家曾经踌躇满志，深信自己有能力找出传染性致病微生物的弱点，并且制造出药物和疫苗来击败它们，结果竟使传染性疾病的研究拨款逐渐断绝。在西方世界看来，对人类健康的真正威胁仿佛只剩下癌症和心血管疾病了：没有其他生物还会威胁人类。但是，1988年到美国首都聚会的病毒学家明白，往日的这种乐观轻说是可叹可悲，重说则是头脑不清，十分危险。

外界很少有人注意到病毒学家披露的情况。那一周，美国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电视报道的一桩政治丑闻，就是人们常说的伊朗门事件上。一个名叫奥利弗.诺思的上校军官到国会作证，交代如何利用从伊朗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筹集到的资金，为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非法购买军火的问题。病毒会议间休息的时候，我曾和几位同事走上饭店的楼顶，那里阳光明媚，可以俯视白宫。饭店里面，每一个人都在轻轻议论着伊朗门丑闻；心里琢磨，不知哪些政治领导人会在未来的日子里失势倒霉。我转身对我的同事们说：“等到历史的尘埃落定的时候，这个伊朗门事件最多不过是个小小的插曲，而病毒学家的这次会议将会震惊全球。”

我的同事只是半心半意地表示同意我的看法。连我也觉得自己口无遮拦，乱下断语，有些忐忑不安，担心对于国家科学院会议的重要性言过其实。当时我已经动手撰写此书，对于藏在心中的一种忧虑也不敢明说：我是否夸大了正在出现的疾病的威胁？

今天，我怀疑你能否在100名美国人中找出一个可以准确地说出伊朗门丑闻原委的人来，但是几乎每一个美国人都会告诉你，他担心奇怪的流行病和具有耐药性的、突变形式的旧病卷土重来。虽然他们并不能把他们的担心追溯到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国家科学院病毒学家会议，或者本书的出版，但是往日对传染性疾病的那种盲目乐观，美国人已经自感动摇。对传染性疾病的危害，人们越来越担心，甚至引起了美国白宫、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欧盟领导层、俄罗斯杜马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关注。

关于最新出现和卷土重来的疾病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单子。这个单子里包括大部分致病性病菌，但都具有了耐药能力。其中最为危险的要属XDR-TB，这是一种新的结核病，2006年春首先在南非发现，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抗生素都具有耐药能力。具备强大耐药能力的普通病菌，如链球菌、葡萄球菌和梭菌等菌属，也都充斥着全世界各地的医院。

危险的新病毒单子上最可怕的当属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病毒(HIV)，这是引起艾滋病的病因。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病毒于1981年首先在美国发现，现已传遍世界，成了当代分布最广的传染病。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病毒出现以后，世界上又从可怕的埃博拉病毒到SARS，暴发了多种疾病。

在2002年秋SARS在中国南方出现以前，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把传染病视为内部事务，详情对外部世界都讳莫如深。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几十年来一直呼吁各国迅速、准确地报告疫病的暴发情况，但各国响应者寥寥无几。对于那些急于发展经济、追赶富裕的西方的国家来说，传染病失控被视为落后的实例，是丢脸的事。前苏联对于传染病和公共卫生总是编造各种虚假数据，其领导人急于要宣布，在疾病控制方面已取得重大成就，可以与资本主义的欧洲和北美抗衡。

不管其政治信仰和文化背景如何，2003年的SARS流行对全世界的领导人都是一次震撼。有的领导人曾经错误地对待凶猛的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病毒的流行，认为它只是一些毒品注射不当和性行为不端的人造成的恶果。正是因为政治领导人忽视了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病毒和艾滋病带给人们的真正信息，一味地指责患病的人，说他们由于“缺德的”或“违法的”行为而自己招来疾病，是自作自受，这才失去了应对微生物世界新变化的宝贵时间。

但是，SARS到来，政治领导人再也无法轻易找到对问题置之不理或指责患病者自作自受的理由了。SARS显示出一个新时期——全球流行时期的到来。实际上，正如本书所说，通过征服者、战争、商人、运输中的动物和食品，疾病早已形成全球流行之势。不过SARS更代表着一种神秘的流行病在一个新世界的出现，这个新世界利用20世纪难以想象的方式，通过经济和空中交通，彼此紧紧地连成一个整体。

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的一个制造大国，而美国、欧洲、日本和加拿大则是消费大国。大家紧密相连，全球如同近邻，而且一日紧似一日，因为国际互联网和全球化经济意味着，洛杉矶的一个少年可以用深圳制造的电脑，向开罗和巴黎的小朋友发送电子邮件；他还可以一边吃着三明治：里面夹的肉来自智利，生菜产自墨西哥，一边用广州造的手机同纽约的表弟聊天。边界越来越难隔断人们的交往了。

当然，从微生物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政治边界从来就没有挡住它们流行，尽管大多数公共卫生官员都曾采用监测、隔离、接种及其他各种方法，企图将微生物“阻挡”在国门之外。当人和物在地球上还只是缓慢移动，冷战将地球分割成若干禁止出入的区域的时候，通过严厉的公共卫生政策，还有可能减缓微生物越界进入他国的速度。但是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所谓SARS是一种蝙蝠病毒，携带它的是以水果为食的动物，通常出没于亚洲雨林的尽头。人类原先同这些动物并无接触，更不曾接触这些动物的血液里流淌的病毒。通过一系列至今尚未完全查明的环节，那种蝙蝠病毒进入了广东的鲜活动物市场，靠着全球化的力量，又迅速传播到香港、新加坡、越南、加拿大、德国以及其他十数个国家。SARS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几十亿美元。

对于政治领导人而言，SARS促使了他们的惊醒。中国领导人看清了对流行病秘而不宣的代价，因为整个世界都不满于否认这种新疾病的存在。加拿大领导人和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发现自己竟忽略了医院的传染控制措施，终使医院成了sARs的传播中心，真是令人痛惜。美国的领导人原本感到高枕无忧，深信本国的疾病控制中心确有能力保护美国民众不受微生物的威胁，如今也忽然关心起万一SARS暴发，对国家安全会有何种影响了。

就人类同环境中存在的病毒、细菌以及寄生虫的关系而言，我们如今正处在历史性的十字路口。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移动着，亿万经济难民奔走于全世界，寻求新的未来。随着人口的增长，对供水、排水、食品和新鲜空气的需求也会增加。人类行为的这一切变化都使微生物的生存条件有所变更，往往给人类、农业和牲畜带来危险。

2006年，中国领导人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原先对SARS是秘而不宣，如今对中国境内的所有传染病几乎完全公开。另外，中国的陈冯富珍博士已经担任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北京还同华盛顿磋商，草拟一些协议，供各国采纳，以便在发生流行病威胁时，采取完全透明的态度。随着禽流感。H5N1在亚洲、欧洲和非洲的传播，对这种公开透明的要求显得更加紧迫。日复一日，科学家和政治领导人都在研究如何互通信息，迅速采取公共卫生措施，使世界免受不折不扣的毁灭性流行病的劫难。

但愿他们的研究早见成效，措施准确得当。

劳里·加勒特

2006年12月，纽约

图书目录

中文版序

序言

作者自序

第一章　马丘波——玻利维亚出血热

第二章　健康的转折期——乐观的时代：着手根除疾病

第三章　猴肾与落潮——马尔堡病毒、黄热病与巴西脑膜炎

第四章　进入密林——拉沙热

第五章　延布库——埃博拉

第六章　美国建国200周年——猪流感与军团症

第七章　恩扎拉——拉沙、埃博拉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政策

第八章　革命——基因工程与癌基因的发现

第九章　微生物的汇聚之处——城市疾病

第十章　远方的雷声——性传染疾病与注射毒品者

第十一章　危险：极其微小之物——艾滋病溯源

第十二章　寻找出路——准备、监测和重新认识

后记

鸣谢

译者的话

精彩书摘

第一章　马丘波——玻利维亚出血热

卡尔·约翰逊强烈希望，如果这场疾病不能马上夺去他的性命，什么人最好开枪打死他，结束他的痛苦。其实“痛苦”一词已经不足以描摹他的情状。他简直是身在地狱。

他的皮肤的每一个神经末梢都处于极度的紧张状态。他甚至受不了一条被单的压力。当巴拿马的戈加斯医院的护士和医生触到他，或给他抽取血样时，他都会暗叫一声或呼喊不止。

他发着高烧，浑身是汗。他身体无力，近于瘫痪，而且周身疼痛，在他的想象中，运动员训练过度就该是这个样子。

Q病房的护士们刚刚看到约翰逊躺在他的两个同事身边的时候，他那双红灿灿的充血的眼睛叫她们不禁倒退了两步。静脉管像是血液的大河，微血管犹如支流，在约翰逊的全身在渗血。已经出现了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小孔，孔里渗着水和血蛋白。他的喉咙红肿，几乎不能说话或喝水，因为食管内膜发炎、出血。医院里传说这3个人害的是一种奇怪的传染性新瘟疫，他们是在玻利维亚病倒的。

在约翰逊短暂的清醒时刻，他会问他躺了多少天了。当护士告诉他这是第5天时，他呻吟了一声。

“如果我的免疫系统不马上发挥作用，我就没命了，”他暗想。

他在圣华金曾多次看到这种情形。一些人在4天内就死了，多数人经受这种折磨多达一周。

他一遍又一遍地回想他在玻利维亚东部边境那个孤立的村庄里看到的情形。他希望能想到什么事情帮助他治愈疾病，解开圣华金的谜团。

事情发生在整整一年以前，即1962年7月。那时，约翰逊刚刚来到巴拿马运河区的中美研究单位，他曾在美国政府设在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国家卫生研究所收集了一堆关于呼吸道病毒的资料。

1956年，他刚完成医科学业成为一名年轻的医生，便开始不遗余力地研究引起普通感冒、支气管炎和肺炎的病毒。他的工作受到人们交口称赞。但约翰逊是个耐不住性子的人，他感到厌烦了。当他听说国家卫生研究所正在物色一名病毒学家到中美研究单位的实验室工作时，他便抓住这个机会不放。

约翰逊到达巴拿马不久，他在中美研究单位的新同事罗恩·麦肯齐也自愿帮助美国国防部的一个小组前往玻利维亚进行营养调查。

“营养调查？”约翰逊嘲讽地说。

“哦，我的经验用得着，再说我还从来没有到过玻利维亚呢。干嘛不去。”麦肯齐说。

当麦肯齐和国防部的小组在拉巴斯见到玻利维亚卫生部长的时候，部长说只要他们首先去处置几百英里以外一个更加急迫的问题，批准他们的研究计划没有问题。

“我需要一个精通疑难病症的专家，到本国东部去调查一场流行病。”

所有的眼睛都转向麦肯齐，他是个儿科医生，又是受过专门训练的流行病学家，最符合要求。他在座位上不自然地扭动身体，嘟囔着说不会讲西班牙语，心想玻利维亚东部会是个什么样子？

部长接着说明神秘流行病的流行范围相当广，拉巴斯的两位医生暂且称之为El Typho Negro，即黑色斑疹伤寒。

次日早晨，个子高高又有些笨手笨脚的麦肯齐身着黑色礼服，内穿浆洗整洁的白衬衣，打着领结，站在拉巴斯机场的跑道上，脚下放着个手提箱。他向玻利维亚的医生雨果·加隆，微生物学家路易斯·瓦尔韦德·希尼尔和一位当地的官员打过招呼，4人便登上一架老式B-24轰炸机，开往玻利维亚东部的马格达莱纳。麦肯齐四面看看，想找一个座位，机上没有。为了运肉，机内物件都已拆掉。通常机上的乘客只有块块牛肉。

所以，麦肯齐只好站在驾驶员的后面，在石子跑道上漫长的加速过程中，紧贴机舱来保命。由于拉巴斯的海拔在1.3万英尺，飞机必须达到高速才能有足够的升力，离地起飞。过了一段感觉极长的时间，蹲在驾驶员和副驾驶之间的玻利维亚印第安人机械师才从驾驶舱的地板上拉起一根杆子，收回起落架，他们这才算飞离地面。

像一只疲倦的老鹰，轰炸机绕着拉巴斯慢慢地飞了几圈，旋转升到1.6万英尺，达到高度，可以穿越耸立在拉巴斯周围的安第斯山峰间狭窄的山口。麦肯齐瞪眼瞧着附近山峰上倒悬的冰川不断崩裂，不禁吓得目瞪口呆。

飞机逃脱万般惊险的山口以后，又被包围在一团浓雾中，驾驶员被迫单靠仪器飞行，即一个罗盘、一个秒表、一张地图和一叠记录纸。

麦肯齐暗想这可真够冒险的。就在3年以前，他还在旧金山以北一个田园式的小镇为人接骨，为儿童打防疫针。这次冒险比他离开个人行医，服务公共卫生事业时想象的任何困难都更加危险一些。

飞机下降进入雾气中，麦肯齐开始感到气温和湿气增高，浆洗得挺硬的衬衫下流起汗水。穿过地面雾气后，他看到机下闪过仿佛是无穷无尽的无树大草原，只是被低矮的、绿树成荫的山丘所打断，河流弯曲、绵长，两岸长满片片雨林。

“真像佛罗里达，”麦肯齐暗想。“和埃弗格莱兹有些相似。”

又过了长长的两个小时，飞机降落在马格达莱纳小镇。麦肯齐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天哪，”他喊道，“足足有200人，围着飞机站着。”人群里的妇女全都穿着丧服，男人戴着黑色袖带。失去了亲人的马格达莱纳民众聚集在一起来欢迎“专家”，专家是来结束他们的流行病的。

“专家？”麦肯齐自言自语，不自然地看了瓦尔韦德和加隆一眼。“哎，我算上当了。”

愁眉苦脸的人群围着他们，4个人躲着摇摇晃晃的牛车，一路经过一些散落的茅顶土墙房屋，奔向镇子的集市。那是一个大院子，周围是一条圆形拱道和马格达莱纳的住家及商店。一种悲哀、滞呆的气氛笼罩着一切。

在马格达莱纳小小的门诊所里，麦肯齐发现有十几个病人在痛苦、挣扎。

“天呀！”他看着一个又一个的病人吐血时喊了出来。他打了个寒颤，感觉到他所处地位的责任重大，也暗骂自己竟胡里胡涂地来到这个尴尬位置上。他在索萨利托一个诊所里向儿童发抗生素，孩子们喉咙发炎，一时停止了玩耍，这仿佛都还是昨天的事。麦肯齐在病房里看到的情形迫使他丢开儿科的知识，一时间使用起在二次大战的战斗中学到的鼓足勇气的经验。

有人告诉他大部分病人是从奥罗巴亚亚来的。一提起这个偏远的村庄的名子，马格达莱纳镇上的人就不寒而栗，他们说起这个村庄都带着明显的恐惧。

麦肯齐比玻利维亚人高出一头，不久，这个大高个儿就蹲在一个独木舟里，乘着月光，往上游朝着小镇划去。他们一路划，麦肯齐不断看到极大的“原木”——比他们的独木舟还大——从岸边朝他们滑过来。等他弄清这“原木”竟是鳄鱼时，头发都竖了起来。

次日，4人骑马40公里，前往奥罗巴亚亚。

村子里空无一人。村里的600个居民几天前已惊慌逃离，把村子留给胡奔乱跑着觅食的猪和鸡。

麦肯齐回到马格达雷那，从当地病人身上采集到一些血样，返回巴拿马，设法说服中美研究单位的主任亨利·贝和贝塞斯达的国家卫生研究所的领导们，玻利维亚的形势值得进一步调查。

“很可能只是一场流感。”国家卫生研究所的官员们一致认定。

“是一种奇怪而危险的东西。”麦肯齐坚持说。

麦肯齐和约翰逊都认为玻利维亚村民的症状与最近发现的一种拉美病毒引起的症状相似，这种病毒是1953年在阿根廷的胡宁河附近发现的。胡宁病毒是塔卡里伯病毒的近亲。塔卡里伯病毒曾在特立尼达引起蝙蝠和啮齿动物患病，也是最近发现的。虽然没有迹象表明塔卡里伯病毒会感染人类，但是胡宁病毒在很多情况下却显然是致死人命的。在阿根廷大草原上人烟稀少的农业区，胡宁病毒仿佛是来无影踪地降落在收麦子的人身上。这也是一种伤害微血管使人流血致死的人类杀手。无人知晓阿根廷人是如可染上胡宁病毒的，有人猜测这种病毒可能飘浮在空中。

约翰逊暗想，不能傻乎乎地冒险。虽然国家卫生研究所还没有批准中美研究单位对流行病进行调查，他还是飞到了美国陆军在马里兰州的迪特里克堡，去找艾尔·威登。威登是实验室安全的先行者，他把迪特里克堡建成全世界最重要的致命性微生物研究中心。约翰逊想要一种人们未曾听说过的东西：某种可移动的箱子，使他可以在发病原地安全地研究胡宁病毒，或者其他任何灭绝圣华金村民的东西。

迪特里克堡正在对“无菌白鼠”进行各种研究。白鼠的免疫系统极弱，几乎任何微生物对这种突变型啮齿动物都是致命性的。为了保持白鼠活命，科学家将它们放进密封的箱子内，箱子时刻处于正压之下，将空气压过特制的滤管，通向白鼠，然后再朝着科学家们放出来。通过这种办法，白鼠只呼吸消过毒的空气。压力箱的两边安有密封的橡胶手套，科学家们把手伸进橡胶手套，对白鼠进行研究。这种钢制的稀奇玩意儿称做“手套箱”，其尺寸相当于一个大棺材，重数百磅。

约翰逊的想法是把一件这样的玩意儿由正压改成负压，使空气朝着可能有危险的动物或微生物的标本往里面吹。这样，他就可以在一个能搬运的实验室里比较安全地工作了。

这种可搬运的实验室还从来没有人用过，威登也不清楚该怎样临时改装正压箱子。但是为了抢时间，约翰逊和威登造出了一种新的重量更轻的手套箱，在周围安了一大排铝条，以防止在压力从由内向外变成由外向内时外壳向里瘪。这个办法可行，两人十分高兴。

这期间，麦肯齐仍然面对着贝塞斯达以及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的强烈反对。尽管他是个医生，而且受过公共卫生的专门训练，身居高位的人们还是直言不讳地质疑37岁的麦肯齐是否有足够的热带工作经验，来辨识一种新的流行病。他们坚持，如果派一个小组去调查，到头来很可能不过是流感之类的普通小病，这将是一种时间和人力、物力的浪费。

1962年秋，麦肯齐向比尔·里夫斯求援。里夫斯是他在伯克利的加州大学研读公共卫生课程的导师。他向里夫斯描述了马格达雷那的情况。里夫斯坚持让麦肯齐“顶住贝塞斯达的官僚主义压力”。

“放手干吧。你在那里发现了重要情况。别让他们消磨了你的勇气。”里夫斯鼓励他。

1963年1月9日，国家卫生研究所传染病处的领导在贝塞斯达开会，麦肯齐很有说服力地陈述了他的理由。会上决定，他和中美研究单位的一个名叫默尔·孔斯的生态学家首先执行一项侦察任务，去估量流行病的范围，收集血样，确定当地的生态状况。

两人3月起程，一周后返回，更加坚定地相信正在发生一场严重的流行病。孔斯是威斯康星大学毕业的生态学家，他看到成千上万的蝙蝠住在马格达雷那等小镇的茅舍里，夜间成群结队地出来觅食，简直目瞪口呆。这是一种小型蝙蝠，相当于美洲蝴蝶的大小。但是它们结成大群，会一下子遮住村庄的天空。在流行病学家麦肯齐看来，在马格达雷那其实并没有人受到感染，真正的流行病是在50英里以外一个叫圣华金的小镇上。两人回到巴拿马，带着不容置疑的证据，足以获准进行深一步的调查。

新的实验室设备装箱后，约翰逊于1963年5月前往玻利维亚，同行的有麦肯齐和孔斯。到达首都后，他们租了一架美国空军的老式B-17轰炸机，飞往安第斯山的东麓，然后沿安第斯东麓的山丘到达伊特内兹河，从那里再到该河的支流马丘波河，最终在圣华金外的一个机场降落。他们用骡子驮着，把1万磅的设备运到小小的镇子里。

圣华金位于一个山坡上，刚刚高出马丘波的洪水线。目瞪口果的约翰逊暗想，这定是“新世界的最后边疆”了。他从事科学事业半生，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原始的条件：没有道路，没有真正的卫生设施，没有围栏，没有电力，没有电话，没有自来水。牛比人多，大约多出一半，在镇里随便乱跑。圣华金杂居着纯西班牙人、纯印第安人和两种人的混血后代，三种人人数相当。他们的祖先在17世纪建起了这座小镇。比较富裕的居民住在瓦顶白墙的土坯房子里，其他人住在泥墙茅顶的屋里。6条沼泽地上的小径构成了圣华金的“道路”，小径都集中通向一个不大的中心市场。

圣华金的西班牙人是牛崽的后代，他们几代人为一家控制着一支亚马孙河空调船队的巴西富豪放牧很大的牛群。轮船把牛肉运出圣华金，沿河流北行1400英里，到达西北部直通亚马孙的人海处。从那里，牛肉再运到欧洲或北美，巴西人获得厚利。

但是在小小的圣华金，牛崽、他们的家属以及当地的印第安人，却完全靠着巴西农场主的“恩典”和回程的轮船给这个偏远的小镇运回的粮食和物品过活。

1952年发生革命，玻利维亚民族主义革命者上台执政。土改队剥夺了玻利维亚和巴西的旧寡头集团的大片土地，圣华金的民众一下子发现自己成了有产者。巴西人不愿出钱从当地人手中买回原本属于自己所有的牛群，便开着他们的轮船离去，再也没有回来。村民们发现自己孤立、贫穷，面临着严重的营养不良，除非他们播种粮食，来补充处处堆放的牛肉。

约翰逊、麦肯齐和孔斯到达圣华金时，他们见到的是一个小小的镇子，两千来口人靠着牛肉和家庭菜地及散落在大草原上的小片稻田、麦地的出产，勉强度日。

不断有大批的旅客乘着轮船，从草原上更加偏远的地区，经过小镇，前往玻利维亚较大的城市，偶尔会有轮船停泊在圣华金码头。

到达以后，约翰逊立即架起他的轻便实验室设备，几个人开始估量神秘的流行病暴发的规模。那时，流行病已经暴发了14个月，每天都有人出殡，教堂为新死的人敲响丧钟，墓地添满了新坟。

在村民的急切帮助下，他们画出了当地的地图，并且在所有土房子上都画了号码。他们对每个家庭都进行了详细的询问，提出了一些对他们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一家有多少人患过这种疾病？有多少人亡故，多少人康复？患病前几日他们都做过什么事？家里的一个病人有无可能传给了另一个人？是否有牲畜害病？

情况马上明朗起来：近一半的人受过感染，其中近一半死于这种疾病。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因为没有什么微生物会致死近50%的感染者。1963年，有一个家庭的11个人中竟死去9个。

“这几乎就是罗马流行病大死亡。”约翰逊对他的同事说。他指的是古罗马共和时期的大流行病，当时，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口被一种现在估计是天花的疾病所感染。

最重要的任务是找出到底是哪一种微生物在杀害圣华金的民众：细菌、病毒还是寄生虫。从情况看是病毒，可能由昆虫传播。于是他们便设立了两个实验室，相距70米。第一个是一所瓦顶土坯房，里面放着约翰逊的手套箱设备和各种其他装备，以及用于从血样和活检标本中分离微小组织的研究用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