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根据地，1947年刘邓大军重建。

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刘邓首长顾全大局，勇挑重担，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建立了大别山根据地，开辟了中原战场，加快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同时为此后进行的淮海决战乃至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尊重客观实际，实行无后方作战，具有鲜明的求实性

孤军深入，远离后方，实行无后方作战，历来为兵家所忌。而千里跃进大别山，却正是把大后方丢在千里之外，深入敌占区的腹地，实行无后方作战。为什么党中央要出此险招呢？其实，党中央正是实事求是全面分析了情况，估计到了主客观的各种因素，认为却有极大的胜利可能，才作此决策的。

大别山原是我党开辟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广大群众接受过革命教育，经受过革命的锻炼，人心向着共产党。1939年党中央又派李先念率领新四军第五师建立了鄂豫边区根据地。我军到达大别山区以后，完全有可能迅速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在人民群众中生根开花。另外，大别山虽是敌占区的腹地，但非常空虚，是敌人战略上最薄弱最敏感的地区，我军经过顽强战斗，战胜敌人并稳定局势，巩固胜利，发展胜利，是有极大可能的。

刘邓大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有吃苦耐劳、不怕一切艰难困苦的光荣革命传统，他们有勇气克服在没有后方的情况下所遇到的重重困难。此外，刘邓大军“孤军”不孤，有其他友军的配合。而且，解放战争的战局发展非常迅速，只要坚持一定时间，整个局面就会改观。

刘邓大军到达大别山后，果然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他们情真意切地对人民子弟兵说：“这次回来就不要再走了啊！”〔1〕但是蒋介石调动的33个旅的兵力也接踵而至，企图在我军立足未稳之际，利用我们无后方作战的困难，把我军“歼灭”或“困死”在大别山。这时候，我军在全国战场上虽然是外线进攻，但刘邓大军在大别山这个局部地区，却变成了内线防御；战略上是前进了，在装备、供应上却后退了。部队一举一动都感受到无后方作战的严重困难。敌人除向我军进行军事“围剿”外，还从日本人和美国人那里学来了“三网政策”，制造无人区，煽动地主富农搞武装叛乱，威胁群众，不准群众接近我军。这一切，确实给我军制造了不少困难。

为在大别山打开局面，站稳脚跟，刘邓召开白雀园会议，再次阐明进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分析形势，强调要反对不敢积极歼灭敌人的右倾情绪，大大鼓舞了指战员的斗志。会后，部队首战李家集、柳子岗，消灭敌人五十二师和新十七旅的一部；接着在皖西又消灭了敌人的六十二旅；然后向长江推进，攻克了武穴、团风等重镇。蒋介石以为我军要过长江，急令四十师和八十二旅迅速尾追阻止。他哪里知道，刘邓却又命我军杀了个回马枪，在广济的高山铺地区把这股敌人全部歼灭。

二、军事斗争与政权建设同步进行，具有显著的科学性

刘邓大军在重建大别山根据地过程中很好地处理了军事斗争与政权建设的关系，以军事斗争的胜利保障政权建设的顺利进行，以政权建设的顺利进行推动军事斗争的胜利。为了保证军事行动和建党建政工作同步进行，中原局和野战军指挥部在息县召开一次高级干部会议，研究进入大别山后的行政区划和党政军组织的建设问题。会上，中原局根据大别山的自然状况，将大别山地区划分为鄂东、鄂皖、皖西、豫东南四个工作区，分别成立工作委员会，以便统一领导地方工作，后又根据实际需要将四个工作区重组为鄂豫、皖西两个区。随着各级党政军组织机构的建立和完善，财政税收、筹款筹粮工作也逐步走向正规。

刘邓大军在搞好政权建设的同时，还积极开展军事斗争，先后进行了河风集、中铺、光山、张家店、高山铺等战斗，并加强了地方武装建设，将地方武装斗争与地方政权建设有机结合了起来。邓小平认为，部队要在大别山立足生根，创建根据地，必须首先与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取得联系，必须依靠当地干部和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才能克服困难，打开局面。所以，他在几次讲话中都反复强调，进一步加强地方的武装斗争，配合主力部队的军事斗争是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重要条件之一。1948年6月6日，邓小平在为中原局起草的《关于执行中共中央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指示的指示》中指出：“各地地方武装已有相当发展，即应有计划地进行整理和巩固。特别注意加强干部，加强阶级教育，建立党的组织。”在“已有的人民武装中，亦应采取有效办法，依靠农协进行整顿和巩固，严防特务地富掌握。凡是有可靠的农协村庄，都应将人民武装置于农协领导之下，并经过农协逐渐地掌握全村的民枪”。〔2〕

由于刘邓等将军事斗争与政权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实行了科学的战略决策，才使得根据地一度异常困难的财政开支和部队给养问题逐步得到缓解，使人民解放军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实现了中央“三军配合，两翼牵制，外线作战，经略中原”的伟大战略部署，为夺取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新区建设实行新策略，具有很强的创新性

邓小平等在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策略，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为中共中央制定、完善新区政策作出了积极贡献。

剿匪方面，实行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三者紧密结合的剿匪方针。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其主要形式是：首先，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布告。如黄冈县委印发了《人民解放军宣言》《解放军军事捷报》等，分发给部队，带到敌人据点附近张贴。麻城县宣传口号中写到：“土匪回头求新路”、“立功赎罪保证不杀，允许保甲等人员维持秩序”。其次，写信、寄劝降书。如鄂豫军区二分区发送400余份劝降书，争取了820余名土匪人员自动投降。再者，谈话、开座谈会报告会。如中共黄冈县委书记亲自找新洲最反动的梅心甫谈话，以争取他不再与共产党为敌。〔4〕

政权建设方面，建立两面政权。为了有利于地方工作，各地在游击区建立两面政权，开展统战工作。对游击区的敌乡保政权也改变过去一脚踢开或全部摧毁的做法，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或打或拉的策略，以逐步建立两面政权或两重政权（既有反动政权，又有为我服务的机构），让其为我办事。同时，在不暴露我们工作的情况下允许应酬敌方，以减少群众损失。后来，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统战工作，一方面通过两面政权给敌县乡自卫队官员和逃亡地主寄送统战信件向他们讲明人民必胜的趋势和我党“既往不咎，立功受赏”的政策，动摇瓦解其军心士气；另一方面开展对开明绅士和国民党内有识之士的争取工作，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以期结成反蒋统一战线。如潜山县太湖地区和鄂豫四、五分区的一些两面政权还延伸到敌中心据点和县城周围，这些地方表面上看尚属敌占区，但实际上已是人民的天下。

新区土改政策方面，由土地改革变为“减租减息”。大别山根据地土改初期，曾有不少地方提出“一手拿枪，一手分田，打到哪里，分到哪里”和“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走一处点一处”等过激口号，造成不良后果。邓小平察觉后，及时制止了这种左倾错误，并连续向中央发出数份电报，介绍了大别山土改情况，提出要根据新区特点区分巩固区和游击区两种区域的思想，主张在巩固区可以进行土改，在游击区不能急于平分土地，而应深入宣传《土地法大纲》。1948年5月中旬，邓小平在一次工作会议上强调，在新区打土豪分浮财，过早实行分土地害处很大。今后大别山区的工作方针确定为：不分浮财，不打土豪，连大地主也不打。在这次会议上，由土改转为“双减”的思想更加明确。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后来邓小平向中央作了详细汇报。在邓小平意见的基础上，毛泽东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及陈毅、粟裕商讨新区土改政策，决定将新区土改变为“减租减息”，并于1948年5月24日致电邓小平：“新解放区必须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而不是立即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5〕第二天，党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向全党明确了上述意见。6月6日，中原局下发“六六”指示，要求各地区停止土地改革，分步骤逐步开展“双减”，并系统阐述了新区农村工作政策，为新解放区的土改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直到1949年下半年，中原区成为有较好工作基础的巩固的解放区时，大别山区土改才有步骤地开展起来。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克服了千难万苦，将我党我军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中的根据地工作的经验与大别山根据地建设的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根据地建设模式，最终在大别山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一举扭转了整个战场的形势，为夺取全面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6〕

注释：

〔1〕陈伯钧等：《红旗飘飘选编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

〔2〕《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与三军经略中原》（中），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

〔3〕《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

〔4〕程少明：《刘邓大军在大别山根据地的思想政治工作》，《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

〔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6〕《伟大的历程》，人民出版社，197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