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学者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1921~1994) 是当代最有影响的技术哲学家之一，他一生写了43 部著作和1000 多篇文章，其中《技术社会》(1954) 、《技术秩序》(1963) 、《宣传》(1965) 、《政治的幻觉》(1967) 、《技术系统》(1977)等著作在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伊德(Don Ihde) 把埃吕尔学派与马克思学派、杜威学派、海德格尔学派并称为四大技术哲学学派。

这里主要介绍他的技术自主性思想。埃吕尔的技术自主性思想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技术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和规律；第二，技术对社会的全面渗透或者说整个社会的技术化使得技术摆脱了社会的控制；第三，技术对人的全面影响，特别是对人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使得人依赖于技术而难以控制技术。技术自主论就是这三个方面的汇聚。埃吕尔的批评者通常只注意到了第一个方面，而忽视了更重要的第二、三两个方面的思想。

梅其君博士在研究埃吕尔的文章中写道：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则表现为技术系统的自增性、技术前进的自动性和技术发展的无目标性。技术系统的自增性是指技术通过内部的固有的力量而增长，也称为技术的自我增长。埃吕尔认为，技术发明是先前的技术要素的组合，它本质上是先前技术增长的内在逻辑的产物。一项新发明的产生需要以其他技术的发展为条件，只有当某个特定的问题被解决，或者当一种新工具或新材料被创造时，它才有可能产生。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一项发明的产生是为了满足其他技术发展的需求。技术前进的自动性是指技术通过自己的路线选择自身，独立于人的决定和外在力量而前进。自动性也并不意味着没有人的选择，只不过这种选择为先前的技术所引导，为技术理性所规定。技术发展的无目标性是指，技术发展不服从人为之设定的目标，而是根据业已存在的增长可能性发展。“不管人类为任何给定的技术手段所定的目标是什么，它总是将必然的结局隐藏在自身之中，并且在技术这种固有的结局与人类为之计划的非固有的目标之间的竞争中，总是前者获胜。如果技术与人类的目标不太相符，如果一个人企图让技术去适合自己的目标的话，一般可以立刻看到，修改的只是目标，而不是技术。”[8]如果说在现实生活中技术的发展有某种目标，那么，这种目标也是由技术自己提出的，它要等到技术发展到某个阶段或某种程度后才会出现。

无论是技术系统的自增性、技术前进的自动性，还是技术发展的无目标性，都是通过技术与社会诸因素的关系表现出来，且最终都落在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上。技术自主意味着，社会诸因素以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都不能决定、支配、控制技术。埃吕尔分别从技术与科学、政治、经济等几个方面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埃吕尔认为，技术不是科学的应用，技术的发展并不受制于科学。即使科学在一定时期内不前进，即使没有基础研究，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断发展仍然是可能的。技术不再是次要的，它处在科学的核心，对科学的发展提出要求，而科学越来越依附于技术，逐渐成为技术的工具。技术的发展导致所有生活领域变得越来越技术化，政治也不例外。技术渗透到政治领域的各个方面，行政、司法、军队、警察等都不得不适应技术的发展，采用新的技术手段。没有相应的技术手段，这些机构在现代社会无法运转。“政治越来越被技术所引导，它现在不能掌控技术在任何方向上的增长。”[1]经济的发展同样也被技术所支配，“没有一个经济生活的领域是独立于技术发展的”[2]，“所有经济发展的动力实际上是技术进步”[3]。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埃吕尔认为，马克思的观察、看法和引出的结论都是正确的：“我们越前进到新世界，经济生活越依赖于技术发展。”[4]尽管技术的发展只有将它放在最初的历史背景中才能理解，但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是首要的，这种内在逻辑或内部法则是经济力量所不能改变的。

技术的自主性最终要落在人与技术的关系上，归根到底，技术的自主是相对于人的自主。埃吕尔认为，生活在技术社会中的人首先要适应技术，他不仅要适应技术的硬性规则，而且要适应技术社会。人无法逃避技术，因为人生活在技术环境中，人从获得意识开始就发现技术“已经在此”。对于生活在技术环境中的人来说，使用机器、利用快捷的交通都是理所当然的，他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自然地适应技术及其规则。在这种适应过程中，人获得了一种技术意识，这种意识在他所受的教育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今天行动和思考的人不是关于技术物体的独立的主体。他处在技术系统中，他自身被技术因素所改变。”[5]换句话说，技术社会中的人的生存是一种技术化生存，人依赖于技术而不能控制技术。假如人不能控制技术，那么是谁控制技术呢?在埃吕尔看来，我们找不到能够控制技术的团体或个人。要解决普遍性的技术问题，任何团体或个人都无能为力，除非所有的人采取同样的价值观念和行动。

在这里，埃吕尔实际上暗示，要控制技术、摆脱技术自主的困境并非毫无可能。

尽管埃吕尔宣称，在技术的自主性面前，没有人的自主性，但在阐明技术的自主性时，埃吕尔实际上多处暗示人的选择与行动终究是决定性的，不然，也就没有对新伦理的寻求，没有对自主技术的回应。理解埃吕尔的思想，必须了解埃吕尔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自由。埃吕尔并不一概否认技术是人获取自由的手段，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人获取自由的手段，并且也是作为人获取自由的手段发展起来的。但埃吕尔认为，自由的内容是变化的，今天的技术与过去的技术也有了本质的区别。当技术从作为人获取自由的工具而异化成为人获取自由的背景时，就必须重新理解和审视技术社会中自由的内涵。埃吕尔这种动态地看待自由的思想是可取的，但他忽视了不同时代的人的自由的不可比性，忽视了不同时代的选择的不可比性：任何选择都不可能超出既定社会历史条件。自由应该具体地去理解，两不应该抽象地去理解；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自由。技术的发展在使人失去了过去所拥有的某些自由的同时，也使人获得了过去所没有的一些新的自由。人不再是处在关于判断和选择的传统的自由状态，这本身并没有错，但它并不表明自由的丧失或减少。埃吕尔虽然认识到，技术是作为人与环境相抗争的获取自由的工具而发展起来的，但由于他没有进一步揭示技术与自由的更深层的关系，以至于最终将技术与自由对立起来。人的自由不但从根本上而且从一开始就离不开技术，没有技术，人的任何自由都不可能，因为人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性存在。人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技术性存在，人发明和利用原始技术的劳动过程，也是人自我创造、自我产生的过程。人依附于技术而生存，没有技术就没有人，那种卢梭式的超越技术的纯自然状态下的人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虚构。

[1][2][3][4][5][6]Jacques Ellul．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M]．trans．John Wilkinson．NewYork：Alfred A．knopf，1964．第141，150，153，153，140，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