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胥光义 |
释义 | 简介胥光义(1916—2009),汉族,原名许光翊,别名许鑫、胥明;生于1916年11月,四川省平昌县长垭乡白马村人。192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1933年11月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生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总保卫局和红30军排长,保卫营副连长,保卫队政治指导员,红军大学分队长,中干队军事连政治指导员兼教员,红军大学政治部地方工作科副科长,援西军随营学校政治主任教员。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 抗战期间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政治处副主任,挺进支队政治委员,东进抗日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部干部教育科科长,抗大第6分校政治部主任,抗大总校步兵科政治委员,冀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司令员。参加了反“扫荡”斗争。 解放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共阳泉县委书记,中共南京市第7区党委书记兼区长,第2野战军3兵团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参加了挺进大别山、淮海、渡江战役和进军西南。 建国后,任西南军区支援司令部政治委员,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军区办公厅主任兼人民武装部部长,总后勤部参谋长,地质部党组书记、地质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常务副部长。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胥光义是党的十二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他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9年7月10日,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93岁。 人物履历胥光义1933年17岁便投身革命,深受其父影响。胥将军的父亲胥克寻1930年加入共产党,担任地下党员,1934年为了掩护红军壮烈牺牲。自从1933年胥光义投身革命离开家乡之后,再也没有见过父亲,至于父亲牺牲的消息,也是在抗战胜利之后才辗转听说。 白色恐怖中,胥克寻多次准确地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传递到地下基层组织。胥光义将军回忆道:“三二、三三年,我的父亲是地下党员,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很重视,国民党不知道我父亲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希望从他那里了解到共产党的消息以便绞杀共产党。”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入川,解放了四川多个地区,胥克寻在当地组织建立了革命武装力量。胥光义在此时受父亲嘱托,冲突封锁线给红军送情报,并参加了红军,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4年,敌军节节失利后,集中5个旅的兵力转向红军东线中段进攻。红军决定主动撤离,组织上要胥克寻随部队撤走,可胥克寻坚决要求留守掩护。红军主力部队成功撤离,而胥克寻却不幸被俘,惨遭敌人毒手壮烈牺牲。尽管胥将军的父亲英年早逝,然而他的精神却在胥光义身上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在胥光义将军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把无私奉献,为人民谋幸福放在首位,面对种种困难和考验,时刻能感受到父亲的鞭策和激励。 长征至今七十年,胥光义将军对于长征的回忆,由长征中的红军大学拉开序幕。长征途中条件艰苦,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长征途中仍坚持办有红军大学。长征中的大学边行军边组织学习,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干部。 长征途中,胥光义被调到红军大学上级政治科学习,后到军事连任指导员并任区队长,“长征走到哪里,红军大学就办到哪里。”胥老将军回忆道:“刘帅,刘伯承,是我们的校长,给我们上过课。红军大学选拔有文化、有工作经验的年轻人,集中学习政治、军事、历史知识,有专门的课本,毕业还发毕业证。”70年前的红军大学教学科目设置完整,有高级指挥、上级政治、 上级指挥、上级参谋这四科。当时学校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这样的教育方针,“理论与实际结合、理论与实际并重、军事与政治并重和少而精。”因此,尽管一期红军大学的学时为半年到一年左右,然而教学内容却包括:党的建设、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社会发展史、红军政治工作、步兵战斗条令、野战条令、红军和外军作战经验等方方面面精要的知识。红军大学于1937年,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国防大学前身,因此自长征前创办的红军大学,到抗日军政大学,再到如今的国防大学,为我国源源不断地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作为长征时期红军大学的首批学员,随后留校工作的胥光义不无感慨地说,“长征时期,我们党的眼光长远。红军大学的目的是保存干部、培养干部,准备将来胜利的时候,有充足的干部储备。像我的学生何正文、老同学杜万荣等,他们都是接受过红军大学培养的干部。” “红军大学属于后方机关单位,受到作战部队的重点保护。那时候红军大学在后方,不仅有粮食吃,而且能吃饱。平时吃米,行军时吃炒面。把米炒熟,磨成面,装在袋子里。” 胥将军不无感慨地说,“相比而言,作战部队就没有这么幸运,尤其是殿后的作战部队,一般粮食紧着前方部队和红军大学,后面部队就困难,到他们就可能没有粮食了。有的战士没吃的,就吃皮带、皮鞋。原来脚上穿的牛皮鞋,拿来烧,烧了之后刮一刮,煮着吃。” 长征期间在长征中,胥光义所在的红四方面军最早踏入雪山地区,在雪线以上区域停留的时间也最长。1936年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分三路撤离了驻足100多天的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道孚、炉霍、甘孜进军。红军西进,首先就要翻越夹金山。1935年10月,红四方面军曾经翻越此山,这一次对于红四方面军来说已经有些经验了。然而季节不同,冬末春初,冰雪封山,气候严寒,有不少战士由于体力不支晕倒之后再也没有爬起来。此时,军事连排长何正文昏倒在雪坑里,被指导员胥光义及时发现将他救起。 随后,1936年2月中旬,四方面军南下遇挫后西进,不得不翻越终年积雪的党岭雪山。党岭雪山海拔在5500米左右号称“万年雪山”,是长征中的红军翻越的海拔最高的雪山。在翻越党岭雪山途中,空气愈来愈稀薄,夜间的气温达到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在高度严寒和极度缺氧的环境中,雪山吞噬了许多战士年轻的生命,沿途常见条状的雪堆,下面便是冻僵的红军战士的尸体。红四方面军夜宿党岭半山腰,第二天爬雪山时,指导员胥光义由于过度疲劳和缺氧昏倒陷进了雪窝里,险些牺牲,恰巧何正文发现了他。胥光义说,“在过党岭山时晕倒了。其实那天天气不错,山也不陡,但是地处高原,空气稀薄,再加上由于吃得不好,休息不好,所以容易晕倒。”何正文与胥光义雪山互相救援的动人事迹,被传为长征佳话。 人物评价红军长征之所以能走向胜利,离不开群众的智慧与支持,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军民的血肉联系史。“红军十分重视建立与当地老百姓之间的良好关系。”胥光义告诉我们,“到一个地方,首先沿途做宣传,演戏演节目,慰问老百姓。借老百姓的东西要还,吃老百姓的要给钱,损坏东西要赔偿,制度十分严格。”由于第四方面军经过不少少数民族地区,为了发动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红四方面军专门制定了《关于少数民族工作须知》。须知详细要求干部战士了解当地少数民族情形状况,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民族纲领和政策,学会回、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尊重回、藏民族的风俗习惯。至今胥光义将军还能记起一条用藏文书写的标语,意思是“红军是中国人民军队,红军是工农红军,红军是人民子弟兵,红军是老百姓的军队。” 相关知识长征后十多年,中央军委决定18军执行进藏任务。毛泽东、刘伯承、邓小平都认为进藏的“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此时,胥光义光荣地肩负起进藏部队的后勤工作。由于胥光义的长征经验,他知道在西藏雪域高原面临最大的挑战是饥饿、寒冷和缺氧。为此,在物资供应方面,胥光义为每位进藏人员准备了“七皮”,即:皮大衣、皮上衣、皮裤、皮帽、皮手套、皮腰带、皮鞋;还准备了防饥的代食品如:饭粉、饼干、蛋黄蜡、酱油粉以及羊肉、牛肉、酥油;另外还有雨衣、斗笠、防潮湿垫布、避光眼镜、风镜马用头罩、汽车暖罩、解冻剂。胥光义一方面组织实施支援进军工作,同时通过长征中积累的与少数民族打交道的经验,组织号召广大藏族同胞也积极参加到修路和组织牦牛运输工作当中,从而保证了进藏部队的供应补给,成功地完成了进藏后勤工作。 其他信息如果说长征中的在川藏地区的实践经验,对于胥光义自己完成18军进藏后勤任务大有裨益,那么用将军自己的话来讲,长征精神对于18军胜利进藏功不可没,“长征精神永存。在战士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结合长征的事迹和经历给战士们讲一讲,战士们很受启发,勇敢地克服了雪域高原的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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