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汝仰,曾用笔名谷夫等。1926年12月生于广东省顺德市；194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广东作家协会；1958年调到广州文化出版社任编辑部主任；1984年出任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同年当选为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87年被评为编审。1990年退休后出任广东人民出版社岭南文库执行副主编。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2年改任广东人民出版社岭南文库执行主编至今。

岑汝仰出版小说、散文、集文等专著28部，作品和个人曾获第二届广东鲁迅文艺奖、首届冰心图书奖、首届“伯乐奖”、主持的“岭南文库”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等，有两篇文章被收入全国中小学语文课本。

死 不 去

岑 桑

死不去，这一回死不去。当然，谁最终都逃不了一死，自己到头来也绝无幸免之理，终有那么一天，要力图死不去也费心机。不过，此是后话了。

患冠心病多年，一向不以为意，遇到有什么不适的时候，便吞下一两片“心痛定”什么的马虎打发过去，习以为常了，没想到自己的病已日益沉重，不是几颗药片可以对付的了。去年9月出差外地，旅途中连续病发数次，自知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乐，回来后立即住院检查。一查之下，方知自己的病情比想像中要厉害得多：3根脉管严重堵塞，已经到了非做心血管“搭桥”手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地步，只好乖乖地听从医生的摆布，上了手术台。第一次手术失败了，接着做第二次。这一次算是成功的，可是术后伤口感染，引致骨髓炎，伤口久久不能愈合，缠绵病榻达8个多月，最后从心外科转到整形外科，做了植皮手术，勉强解决了问题。住院大半年中，全身麻醉大手术4次，中小手术不计其数，几次病情恶化，医院连危重通知都发出了，幸好一次次都让我给“大步跨过”。

我这人，向来有点天真（一时想不出更加准确的形容词），看人处事，总爱往好里想，这次对自己的病也很盲目乐观，一直执着地认为哪怕病情不轻，痊愈出院仍属理所当然，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即便在病情十分危重，一天到晚喘着粗气的时候，我也从没有想过要给家人交代一些什么“后事”，因为自己根本没有丝毫将要“到此为止”的预感。不过话说回来，虽然自己天真地满以为与死尚不沾边，但置身于一天到晚都弥漫着消毒药水气味、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到处奔忙的环境里，还是难免要想及“死”这个亘古以还的奥秘难题的。为什么有生必有死？死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境界？继死之后还有生的轮回吗？……这一切的答案永远是含糊不清的。死——生命的终结，意味着躯体的败坏、腐烂，终于彻底消亡。没有比死的形态更为丑陋的了；也没有比死的结局更为可悲的了，人们对死亡本能地存在着忌惮、厌恶和恐惧的心态自属必然。与死相对应而言，生，意味着有待释放的活力和创造力。人们的能力有大有小，然而人人都无不期待着表现自己的活力和创造力的时机，人人都企求从表现杂技的活力和创造力的过程中得到快乐。因此哪怕境遇多么艰难困厄也罢，只要生存，就有对快乐的渴求，并在对快乐的渴求中顽强地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说得好：“自然万物都在追求快乐。正是快乐促使草茎长高，芽苞抽叶，花蕾绽开。正是快乐安排花扇和阳光接吻，邀请一切存活的事物举行婚礼让休眠的幼虫变蛹；再让蛾子逃出蛹壳的囚笼。正是在快乐的指引下，万物都向往最大的安逸，更自觉地趋向进步。”是的，“自然万物都在追求快乐”，而只有生存才能使快乐成为可能，因此人仍对生存本能地眷恋和追求也自属必然。对于生命而言，老天爷应该说是公平的：即一律让它们活一些时日，也一律让它们归于消亡。其实岂止公平而已！这样的安排更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不是常言“有权利必有义务”吗？如果说，生，是老天爷给予所有生命借以追求快乐的一种权利，那么，死，便是让所有生命终于结束自己，以便更多的生命获得更大快乐的一种义务了。

是的，应该把死看作所有生命都不能推卸的义务。虽说天大地大，但是我们这个万物赖以存活的星球面积毕竟是有限的，不可能再延伸了；而所有的生命都在不断繁衍，“向往最大的安逸”，“自觉地趋向进步”，一代比一代长得更美好、更合理，活得更快乐、更幸福。这种大趋势是天造地设，不可逆转的。因此，所有的生命都在享受过老天爷赋予的权利之后，腾出自己曾经占用过的生存空间，让位于后来更多和更有价值的生命，不是挺合情合理吗？这一代生命的生存空间，其实也正是前一代生命所揖让过来的。若然前一代生命没有尽到死的义务，这一代生命哪里还有赖以表现活力和创造力，并从中获致快乐的余地！从这个角度去看待死亡，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对之变得泰然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