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咨议局旧址位于中山三路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内。现仅存主楼及石桥、荷花池。

建筑格局

主楼建筑

人文历史

历史地位及评价(西方式的建筑 真实的写照)

建筑格局

咨议局坐北朝南，正面开阔地带有一石拱桥连接通道直达位于大东路（今中山三路）的大门，成为出入该楼房的通道。石桥两侧各有大小相同的石砌荷花池，置有石扶栏。由主楼——草坪——荷花池、石拱桥——大通道——大门形成中轴线，整个建筑群体配置颇具气势，中西方建筑风格融为一体，既有罗马式圆形建筑风格，又不乏中国园林建筑的小桥流水。

为什么会选址于此？个中原因历史并无记载。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邱捷说，据他的推测，首先这里是当时的市郊，有大块空地可以兴建办公大楼；其次，这里距离当时广州的行政中心越秀路一带也比较近，办理行政上的事宜也会较为方便。

主楼建筑

主楼建筑为圆形的两层高的砖木结构楼房，是西方古罗马式议会建筑，建筑面积约2500平方米。主楼为前圆后方的两层楼。门前有4级台阶，拾级而上，面对的是一个弧形联拱式的门廊，正中有4根仿哥林思式柱子，直顶天花，气势磅礴。上下两层的结构相同。正门入内是一个弧形的大厅，厅内立有8根大柱，空间开阔，内有弧形的回廊。大厅中央的天花为半球形，向外凸起，天花上开设有6扇窗以利光线透入。大厅的左右两侧均有耳房。

人文历史

始建于宣统元年（1909年，由日本留学生金浦崇、金浦芬捐建）。

建国后，1958年在主楼建立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成为向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

宣统二年（1909），广东咨议局成立，第一任议长易学清，副议长丘逢甲、卢乃潼，咨议员陈炯明等72人，多属守旧派。

咨议局成立至1911年12月22日结束，共存在两年两个月，提出并议决各项议案127件，包括法规、财政、经济、教育等方面，对广东发展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1911年广州爆发“三·二九”起义失败，牺牲的革命党人陈尸在咨议局前，后由革命党人潘达微殓葬于黄花岗，以“咨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碑”为题写了一篇报道。

1911年武昌起义后，广东各界在咨议局集会，庄严宣布广东脱离清政府独立，成立都督府，推选革命党人胡汉民为都督。此后咨议局先后改为省议会和非常国会。

1921年5月，孙中山在此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

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为了适应革命形式发展的需要，1925年11月，国共合作大本营国民党中央党部由越秀南路惠州会馆迁到这里办公。国共两党代表参加的最高政治决策机关政治委员会也在这幢房子后座的原粤军总司令部楼上办公。当年，国共合作的许多重要政策、法令、指示就在这里制定，对革命进程有重要影响的不少会议也在这里举行。国共两党大批革命活动家毛泽东、林祖涵、谭平山、吴玉章、邓颖超、李富春、沈雁冰、萧楚女以及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都曾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促进革命运动的发展。

这里也是工农群众集会的重要场所。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广东省农会、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等单位亦经常在这里举行会议。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就联合在此召开。我国工人运动领导人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以及全国各地代表一同在此参加会议，为中国工人运动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1926年10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各省区代表在此举行了联席会议，讨论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北迁武汉等问题。

1927年1月，国民党中央北迁后，这里一直成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所在地。2006年5月，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地位及评价

西方式的建筑

一百年前，咨议局作为清廷的一个政府部门，采用最典型的西方建筑模式兴建，堪称开天辟地的新鲜做法。而这与咨议局诞生所承负的使命是分不开的，作为“临时宪政”的产物，咨议局在外观上仿照古罗马议会建筑，与清廷开始从“表面上”推进向西方国家议会制学习的态度，不谋而合。 它是一栋政治性的建筑。“民主”是它最重要的表达元素。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雅典的普尼克斯山坡上的公民大会——那是一个半圆形由土墙环绕类似剧院的建筑，有着固定的位置，同时又有着开放的空间，公民都可以定时进入这个集会场所，每人分配到一个位置，然后共同讨论城邦的立法等公共事务。集会场所的中心是演讲台，演讲人可以看到每一个人，也可以让每一个人看到他，使得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就是民主的形式，也只有在这样的空间里，民主才得以展开。

广东咨议局，它规则的外形、高大的廊柱、宽敞的空间，其实都已深深烙上古希腊和古罗马建筑的痕迹。但这种只有焦点，缺少派系对抗的体系，让所有人都朝向圆形建筑的中心发言的体制，使所有人的情绪都集中于一点，也为非理性暴政的出现提供了土壤。我们不会忘记，苏格拉底就是在半圆形席位的公共空间中被判决处死的。

真实的写照

议会式的办公大楼再恢弘，却无法掩盖“预备立宪”与真正意义的民主间的貌合神离。广东咨议局出现在政权已然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末年，注定了它带有先天不足的特点。就像历史学家给它的盖棺定论：“我们只能说它带有议会的色彩，但是跟真正的议会制有本质的区别。”从议员的选定上就可见一斑。《钦定咨议局章程》中规定，各省咨议局议员人数取“进取学额，以该省学额总数百分之五”。按此规定，广东咨议局可选举94名议员。

并非普选。选举和被选举资格，是以社会身份、教育程度和财产数量衡量的。而且这样的条件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要曾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务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有举贡员生以上之出身；曾在本国或国外中学堂及与中学同等或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的有文凭；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在本省地方有5000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如果是外省男子，则要在本省寄居满十年以上，有1万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而那些“品行悖谬、营私武断者、曾处监禁以上之刑者、营业不正者、失财产上之信用被人控实尚未清结者、吸食鸦片者、有心疾者、身家不清不白、不识文艺者”，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909年7月至8月，广东咨议局在初选、复选后，94名符合清政府条件的广东咨议局议员得以明确。其中，贡员有29人，举人22人，生员18人，进士2人，其余23人则都是科举出身。其中，曾经担任过清朝各级官吏的有57人，占总数的60.64％。

当时，广东总人数为2800多万，而符合条件的选民只有141558人，不及全省总人数的0.49％。

选举并不因为立宪人士的热衷而轰动，大众对之的陌生导致投票情形极为冷淡。像广州府，符合资格的有55538人，而真正投票的仅399人。在89个投票所中，最多的一处仅收到16票，更有60处仅收到一票。即便如此，选举还存在贿赂选票的暗箱操作，一票价值40两至200两。

广东咨议局成立的第一年，议员们在为地方兴利除弊、弹劾官吏、审核政府参政收支等方面，积极参政，提议案，论改革。但当一个涉及政府财政收入和部分议员个人利益的禁赌议案被抬上桌面时，清政府设置咨议局的虚伪性便暴露出来。事实上，仅仅活动了两年，广东咨议局便陷入瘫痪状态。

咨议局最终黯然出局，这一命运似乎在最初就埋下了伏笔。清政府成立咨议局的初衷，只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因此对咨议局的职权范围有所钳制。表面上，规定咨议局可以议决本省“应兴应革”、“预决算”、“税法及公债”、“义务之增加”、“权利之存废”、“单行章程细则之增删修改”、“公断和解自治会之争议”、“收受陈请建议”等11件事项，但是却把各项议事主持、采纳和裁夺权归在督抚。造成咨议局实际上的有名无实，它只是在清政府地方行政长官严密监控下的点缀门面的机关。

据史料记载，1909年至1911年，广东咨议局共召开常年会和临时会议各两次。这两年间，咨议局共提出议案147件，其中弹劾案37件，工商议案18件，教育议案9件，社会治安和狱治议案15件，其他68件。这些议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每一议案都是经过咨议局议员内部多次讨论甚至激烈争吵后，并通过一半以上票数通过才形成的。但议案执行与否的权力掌握在督抚手中，最终通过并实行的只有“监所改良”、“统一本省财政两条议案”，其余“未闻举办”。

辛亥革命后，随着清政府的覆亡，咨议局的活动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