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壮乡铜鼓 |
| 释义 | 壮乡铜鼓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艺术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充分体现了广西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面貌。南方古代把铜鼓当作权利和财富的象征，有“得鼓二三，便可称王”之说。古人曾舍生忘死地去追求它和占有它，把它视为神器，对它顶礼膜拜。铜鼓都为青铜铸，大小不一，最大的直径在一百厘米以上，最小的仅十余厘米，重量自数十斤至数百斤不等。鼓面有浮雕图案，中心为月光形，边缘为蟾蜍等。鼓身全部有花纹围绕。鼓按形状、装饰的差异分为8种类型，不同类型的铜鼓有不同风格的纹饰。 壮乡铜鼓价值从历史文献来看，有关广西壮乡铜鼓的载籍，自汉代以至明清，两千年来，真可谓史不绝书。这种史不绝书的情况，是其他任何地区都无法比拟的。这样大量、丰富的历史文献，对探讨铜鼓的来源、族属、使用方法及其相关的历史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分布范围广西壮乡铜鼓分布范围之广，蕴藏密度之大，也是世所罕有的。其数字就更为惊人。据几个县的初步统计，灵山县历年累计五十多面，桂平县历年累计也突破五十大关。这是一个县历年出土铜鼓见于记载的统计数字，失去记载的究竟有多少，无法估算，这在别的地区也是少有的。现代使用铜鼓的民族地区保存的铜鼓数也相当惊人。如1958年一次从柳州收购站征集到铜鼓三十一面，1962年又从柳州征集到二十二面，1964年再到柳州二级站征集到九面。1970年在南宁废旧物资公司鉴选出三十四面，1972年从河池废品公司鉴选出三十五面。而这几个地点的铜鼓都来自桂西地区，如都安、巴马、东兰、南丹等县，可见这几县铜鼓蕴藏之多。1990年，为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南丹县一次发还给当地瑶族的铜鼓就有十六面。据1987年上半年对都安瑶族自治县板升乡的初步统计，该乡现存铜鼓有一百零六面。 从现存壮乡铜鼓的数量上来看，广西所藏铜鼓约占全国总数三分之一还强，居中国首位。1980年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在中国作了一次普查，当时收世故藏于中国国内各级博物馆、文物管理机关和有关大学、研究所的铜鼓，总数为一千三百八十多面，广西各级博物馆、文物管理所所藏是507面，各地又有铜鼓陆续出土，年平均十面左右，散在民间还不计其数。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入藏的铜鼓目前已增至三百四十三面，不仅是国内收藏铜鼓最多的博物馆，而且也是全世界收藏铜鼓最多的博物馆。 有关记载壮乡铜鼓，是流行于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打击乐器。铜鼓约在春秋晚期出现，关于铜鼓的记载，自汉以来常见。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盛行铜鼓，所以保存下来的铜鼓较多。广西的铜鼓，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田东县锅盖岭战国时期墓中出土的铜鼓就是物证。《马援列传》中说道：东汉初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得骆越铜鼓”，其事也可能发生在广西境内。自汉代以后，壮乡铜鼓鉴于文献记载者，可谓史不绝书。 铜鼓类型广西发现铜鼓的类型比较齐全，在中国境内已发现的八个类型当中，广西已发现的就有七个类型，即：北流型、灵山型、西盟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发现的类型如此之多，实为中国之最。据不完全统计，广西各级文物部门收集保存的铜鼓有610面之多。北流县六靖镇出土了目前世界上最大铜鼓，号称“铜鼓之王”，在古铜鼓分类上被命名为粤系“北流型”（甲型），目前存于广西博物馆。 共存遗物广西壮乡铜鼓很大部分有明确的发现地点，有的有丰富的共存遗物，有的有明显的年代标识，为铜鼓的断代提供了可靠的标尺。如1977午在田东县祥周锅盖岭出土一面残铜鼓，伴出有铜剑、铜戈、铜矛、铜斧等青铜器，其铜戈、铜矛、铜剑都有明显时代特征，可以推定这些器物同出于一座战国时代墓，因而也就确定这面铜鼓制作的时代为战国晚期。1976年秋在贵县罗泊湾一座大型土坑木椁墓出土完整的铜鼓两面和已改制成三足铜案的铜鼓一面。这三面铜鼓都属石寨山型，共存的遗物一千余件，经过分析比较，确定这座墓的时代屑西汉初期，三面铜鼓当然也就是西汉前期或更早一些时候制作的了。1972年在西林县普驮粮站出土四面铜鼓，同时伴出青铜器、玉石器四百多件，通过对比研究，确定它们属西汉前期。1955年春，在贵县高中一座土坑木椁墓里出土一面铜鼓，同出的随葬品还有铜壶、铜釜、铜博山炉、铁戟、陶壶和五铢钱等，可以确定它为西汉晚期。这些发现，补充了云南滇池周围石寨山型铜鼓的序列，也为石寨山型铜鼓自填池地区东传的时代和分布地域找到了可靠的根据。 文化底蕴壮乡铜鼓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田东县锅盖岭战国时代墓中出土的铜鼓就是这方面的物证。《后汉书·马援传》说：马援南征交趾时,"得骆越铜鼓"。据考证，其铜鼓的产地也可能在今广西境内。自汉代以后，广西壮乡铜鼓之见于文献记载者，真可谓史不绝书。 《晋书·食货志》曰：孝武太元三年，诏曰：“钱，国之重宝。小人贪利，销坏无己，监司当以为意。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阁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输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这里讲的是“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致使铸造铜鼓所需的铜料乏缺，而“官私贾人”将“国之重宝”的铜钱运到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晋代的广州辖南海、郁林、苍梧、宁浦、高凉、晋兴等郡，包括今广西、广东的绝大部分地区。当时的所谓夷人就活动在两广地区的南部，后世的考古发现表明，这些地区正是铜鼓的又一集中地区。而这些铜鼓，有的可能是溶炼从中原内地输入的铜钱来铸造的。《陈书·欧阳頠传》曰：梁左卫将军兰钦之少也，与(欧阳)頠相善，故頠常随钦征讨。钦南征夷稽，禽陈文彻，所获不可胜计，献大铜鼓，累代所无，頠预其功。《南史·欧阳頠传》记载与此相同。兰钦所征讨的“夷獠”，就是《晋书·食货志》上提到的“广州夷人”他们是拥有“大铜鼓”的民族。“夷獠”也称为“俚”，《梁书·兰钦传》在记述钦征讨少数民族时就说“破俚帅陈文彻兄弟”。可见“夷獠”就是“俚”。而裴渊《广州记》却说：“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面阔丈余”的大铜鼓，只有广西、广东接境的云开大山区才有。所以，《广州记》、《晋书》、《陈书》、《南史》说到的铜鼓都有广西的铜鼓。即壮乡铜鼓。 到宋代，广西的铜鼓从地下出土的机会更多，已引起地方官和文人学士的重视。曾在桂林做过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兼静江知府的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说到：“铜鼓，古蛮人所用，南边土中时有掘得者。”比范成大稍晚,做过桂州通判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更直截了当地说：“广西土中铜鼓耕者屡得之。”对广西铜鼓的形制、大小、纹饰，作了详细的记录：其制正圆，而平其面，曲其腰，状若烘篮，又类宣座。面有五蟾，分踞其上。蟾皆累蹲，一大一小相负也。周围款识，其圆纹为古钱，其方纹如织簟，或为人形，或如琰壁，或尖如浮图，如玉林，或斜如豕牙，如鹿耳，各以其环成章，合其众纹，大类细画圆阵之形，工巧微密，可以玩好。铜鼓大者阔七尺，小者三尺。所在神祠佛寺皆有之，州县用以为更点。……亦有极小铜鼓，方二尺许者，极可爱玩，类为士大夫搜求无遗矣。这种铜鼓造型美观，纹饰精细，蟾的形象富有变化，生动传神，能给人产生美感，“可以玩好”，引起士大夫的广泛搜求。可以说，在人们的心目中铜鼓是一种有着极高艺术价值的艺术品。 历史发展壮族使用铜鼓历史悠久，他们把铜鼓看做是传家宝，十分珍惜它，并千方百计地保存下来，使之世代相传。师宗壮大族的传世铜鼓主要集中在与广西接壤和与文山、红河两州交界的高良、五龙、龙庆三个民族乡的村寨，这些铜鼓多说是世代相传下来的，也有个别购买的。据调查，全县境内1958年以前存有铜鼓一百余面，后多数在当时的“献铜”运动中被毁，现今仅存十面，均为村寨集体所有，多由村中德高望重之人或某姓族长专管，这些铜鼓都为传世品，已无人能说清其窨是哪一代传下来的了。 师宗三个民族乡的传世铜鼓，壮大语称“嘟勒碾”，多为明清时期传入，型号麻江型、遵义型两种。按收藏者叙述，他们使用的铜鼓又可分为“公鼓”和“母鼓”，实际上是根据鼓壁的厚度和音响区分，公鼓壁厚，颈长，鼓面纹饰和鼓体较为轻巧，声音圆润而宏亮，母鼓又比公鼓贵重，壮族传世铜鼓的社会作用和其它文化产品一样，是随着其民族的社会发展而变化的。关于师宗壮族地区铜鼓的功能作用，说法较多，但主要是作为娱乐及礼仪工具使用，最原始的功能如传讯与财富象征等已逐渐淡佚，但作为礼器的神圣性至今犹存。将师宗壮族地区传世铜鼓的传讯和使用演奏以及各具特色的纹饰进行分析，有助于对壮族先民政治，经济，文化及他们对铜鼓的神圣崇奉反映出来的心理素质及社会状况的了解。 民族特色师宗壮族传世铜鼓，是少数民族文物中具有代表性的遗物，数百年来，一直保留着它传统的使用风格，由于各民族村寨分布区域不同，它的使用方法和社会功能也是多种多样的，但自古至今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作为一种伴奏乐器使用。形式虽然古老，乍一看似乎单调乏味，然如身临其境，就会体验到其强烈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在鼓音的节奏变化中引起人们的生理的不同反映，从而使人们对它产生特殊的神秘感觉。如果离开这一点，铜鼓的珍贵，权威，神圣，通灵，魅力等等便无从产生了。 师宗龙庆地方的壮大族，十分敬奉铜鼓，他们视铜鼓如神，平时不准随便乱敲，必须珍藏在家供奉，祈求它驱除邪恶，保佑人口平安、六畜兴旺，即使逢年过节，也要先用酒、肉祭献，把铜鼓“请”出来方可使用。在龙庆的各壮族村寨中，大年初一的头一件事就是祭铜鼓，凌晨一二时许，挑当地三沟汇合处的清水将铜鼓冼净，舂一个大糯米粑粑，放在筛子里，上摆肉一刀、茶一杯、酒两盅、菜六碗（四荤二素），再将筛子放在铜鼓上，由主祭人边叩头，边祷告。 文化艺术壮乡铜鼓制作工艺考究，用以铜为主要成分的铜、锡、铝合金等铸造。面、胸、腰、足、耳五部分浑然一体。鼓身上段为胸，中段是腰，下段是足，腰间有两对鼓耳。铜鼓大小、轻重不一，鼓面多铸有太阳纹、翎眼纹、云纹、乳钉纹、栉纹、游旗纹等纹饰。按照名史家黄现璠所撰《铜鼓及其花纹的新探索》一文中所言，铜鼓的花纹，反映如下几个意思： 反映对自然现象的崇拜壮族人民从事农业生产中，对于阴阳雨雪的变化，知道与太阳有密切关系，但不了解这种自然现象的发生原因，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对太阳极为崇拜，壮族民间传说中还有“太阳与月亮的传说”。解放前有的壮乡还挂着“日月牌”。故鼓面正中必画以太阳，反映了农业生产必需阳光。 反映对雨水的渴望铜鼓上的连续回旋形构造．方形的叫雷纹，圆形的叫云纹，这是壮族先民在农业耕种中对求雨的反映。它早巳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出土的陶器上，甲骨文中可看出它的演变，商周时代把它加以发展．装饰在铜器上，铜鼓用它作花纹图案，反映了壮族先民一向从事农业生产，其中雷纹影响最大，为求雨多建雷庙，解放前南宁亭子立有雷庙，古时壮人还有定六月二十四日为雷公诞的。 图腾崇拜的反映鼓面饰有四至八只蛙，有的大蛙负小蛙，有的大蛙中还有数只小蛙。这是古人对蛙的崇拜。因“蛙鸣即铜鼓(鼓)精”、“鼓声宏者为上”，龟蛙能知天时，故视为神物。铜鼓为壮族先民的重器，鼓面饰蛙就是图腾崇拜的象征。东兰县解放前每年还举行“埋蛙婆的盛典之俗。至于翔鹭纹、十二生肖、钱纹等，都与农业人生产有密切关系的自然现象和生物有关。 反映了壮族人民的历史传说如竹节纹，《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说：“有竹王者，兴于遁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夷狄(《水经注》作“遂雄夷濮”)，氏以竹为姓。”铜鼓面上刻有竹节纹，是很自然的事。在古代僚人和近代仫佬族中，还保存竹王的传说和崇拜。 反映壮族先民的生活和环境《旧唐书·地理志》说：邕州、宣化州所治灌水在县北，本胖柯河，俗呼郁状江，即骆越水也。亦名温水，古骆越地也。”按温水即南盘江。南盘江与红水河相接，因此，温水就是胖柯河，唐代叫骆越水。划船纹跟濮族住于濮水有关。其他如水波纹，亦跟濮水有联系。 此外，鼓面中的立体骑马纹，古代壮族人也有骑马之习惯。明称广西为陆梁之地，宜于骑马，产马也多。作为铜鼓花纹以反叫反映壮族人民战斗的骁勇。 壮乡铜鼓节壮乡铜鼓节是东兰县隘洞、长乐乡一带壮族传统节日。分别在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十五、三十日举行。 届时，各村的小伙子组成铜鼓队，把铜鼓抬到村附近的高山顶上，悬于木架，首先击鼓祭祖，然后进行击铜鼓比赛。其法是大鼓对大鼓，小鼓对小鼓，以四面为1组，每鼓3人，轮换着打，不能中断。以打得响亮动听、节奏明快、耐力持久为胜。比赛往往通宵达旦。同时，男女青年结伴纵声对歌。比赛结束，人们以从家里带来的粽粑等食物进行野餐，欢歌笑语响彻山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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