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安，男，1939年9月生，汉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区人。历史学家，曾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政治史研究室副主任、主任。主要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重晚清阶段，兼及某些相关领域。自1975年以来，陆续出版个人专著两部，集体著作三部，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共计80余万字。

1964年8月曲阜师范学院（今曲阜师范大学）政治历史系毕业，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79年7月评为助理研究员，1985年6月晋升为副研究员，1991年8月晋升为研究员，1998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生导师。

朱东安教授的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有关曾国藩及其集团的专题研究。先后出版《曾国藩传》、《曾国藩幕府研究》、《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三部学术专著，填补了建国以来该项研究的空白，引起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其先后发表的十余篇有关论文，亦多有创见，涉及政治、军事、文化、外交诸方面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第二，有关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先后发表《应当如何看待义和团的排外主义》(与张海鹏.刘建一合作，《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太平天国“推行神权政治”说质疑》（《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等论文，对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甚感疑难的笼统排外和宗教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科学的态度与鲜明的观点回答了学术界某些名流大家对农民革命的种种责难，并对其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进行了充分论证。

第三，晚清史研究。纂写《清代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同治朝内政的有关章节，发表学术论文《太平天国与咸同政局》（《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一篇，对晚清咸同时期太平天国、清朝中央政府和曾国藩集团三方政治势力及其相互作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和分析。2002年该文获院、所优秀科研成果奖。

第四，有关清代官制、史地和学术习尚方面的研究。《关于清代的道和道员》（《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颇具功力，而《清儒汉宋之争与曾国藩集团的思想基础》(《明清论丛》第二辑，2001年)一文则对清代学术与政治的相互关系进行考察，认为其学派间的争斗与学术习尚的变化，受到满汉关系的制约。

第五，有关孔子思想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研究，发表《战国封建说质疑——从孔子思想与周初政治看西周社会性质》一文，依据当代金文、甲骨文的最新研究成果，集中揭示出孔子思想的阶级属性与主要特点，并对事关大局的古史分期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呼吁史学界尽快走出因分期不当所造成的困境。

朱东安教授的主要学术观点：

其代表作主要是两部学术专著和四篇学术论文，兹将其主要学术观点分述如下。

一、《曾国藩传》(28.7万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修订版39.2万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曾国藩幕府研究》(25万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40万字，将由华文出版社2003年出版）与相关系列论文，通过对曾国藩一生言行的具体分析，揭示出其阶级本质与历史本质，并对其历史作用与影响，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十几年来，经过风风雨雨、潮涨潮落的历史考验，愈显出它所具有的科学性。

二、《应当如何看待义和团的排外主义》一文，通过对所能看到的全部有关资料的分析认为，作为义和团运动指导思想的排外主义，是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长期侵略、压迫和瓜分狂潮的威逼下，所产生的一种民族自卫自救思想，在近代史上具有革命的和进步的作用。只是由于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使之尚未走出排外主义的范畴，成为其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自然的、难以逾越的历史阶段。然若没有它也就没有这场运动。正是义和团运动有力地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使中国避免了彻底沦亡的命运。

三、《太平天国“推行神权政治”说质疑》是一篇颇有影响的史学论文。当时哲学界和史学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是西方中世纪式的神权政治，“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曾国藩打败了太平天国避免了中国历史倒退到神权政治的黑暗时期”，只有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才是“进步的”、“建立在人权之上的”。该文认为，太平天国的宗教是具有民族独立性和现实性的农民革命宗教，不应当把它当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和西欧中世纪黑暗的教会统治的象征。根据斯宾诺莎关于“神权政治”的原义和太平天国的具体情况，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政治体制应属于君主专制政体，不属于神权政治，而洪秀全集最高军、政、教权于一身的做法，正是斯宾诺莎开出的根治“神权政治”的药方。鉴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实际情况，拜上帝教根本不可能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当时战争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取胜，都不可能造成西欧中世纪的政治局面。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历史的假设是没有根据的，不能成立的。他的有关著作和文章不仅有违历史事实，其研究方法也值得商榷。

四、《太平天国与咸同政局》（5万字，《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通过翔实的史料和严密的分析指出，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被迫调整了满汉关系和自身权力结构，地方行以汉制汉、放权督抚之策，中央则恢复相权，使宰相成为新政策的制定者与实施者，结果造成皇权流失和国家权力重心的下移。对太平天国的战争基本结束后，那拉氏随之夺回相权，使中央政权归复旧制，但却无法收回失落与地方的军政大权，督抚专政终成定局，且影响民国一代。太平天国对近代中国实际历史进程的巨大推动作用，是不应否定的。

五、《战国封建说质疑—从孔子思想与周初政治看西周社会性质》是朱东安教授为建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提交的学术论文，将由大会组织者结集出版。战国封建说是五十年代初由郭老提出的，影响巨大，但由于历史定位的不当，造成史学研究中的诸多难题和混乱，致使诸如农民战争、儒家思想等久议不决。该文依据近年的相关研究成果和儒家经典著作认为，孔子思想不是他所生活的春秋时代的产物，而是周初政治的反映。作为其思想核心的仁，包含民本主义和等级观念两个方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奴隶制度是格格不入的。这样，孔子的阶级属性与思想本质问题，就成为战国封建说难以逾越的障碍。该文认为，应当综合郭沫若、范文澜及翦伯赞等诸位史学大家的观点，取长补短，重新划定中国古史不同时期的上下时限，以殷周之际作为中国奴隶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线，更以秦并六国为界将中国封建社会分为领主封建制和地主封建制两个发展阶段。前者为其低级阶段，与西欧日本相似，后者则属高级阶段，为中国说独有。这样，不仅有助于解读中国历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而且对于中国史学走出欧洲中心论的误区大有裨益。

朱东安教授学术成就的取得，既是多年来对学术事业孜孜不倦追求的结果，同时又和他扎实的学术功底、科学的研究方法和严谨的学风分不开。朱东安教授到近代史所工作以来，即受到近代史所诸多史学大师的良好治学传统的影响。自1972年夏至1974年底，广泛涉猎史学名著，如《史记》、《汉书》、《三国志》与《资治通鉴》等。他的学术研究工作是从太平天国史入手的，不久转入对曾国藩的专题研究，后又从曾国藩研究转入曾国藩集团的整体研究。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和学术视野的扩大，他对近代中国的理解也在逐步加深，使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衔接起来。他对学生的指导则不仅注意知识的传授，还注意治学方法的引导与基本素养的训练，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历史实际的有机结合，既不可囿于史实，亦不可主观臆断。尤为重要的是，只可从事实从发，不可从理念和主观需要从发，一切理论都是帮助人们观察和认识问题的工具。而史学以科学性为生命，影射史学则扼杀了史学的科学性，使之失去社会生命力，从而扼杀了史学自身。十年动乱的教训是不应忘记的。这些都是他多年从事史学研究工作的切身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