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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 周耒
释义

周耒,男,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广西崇左市人,有中短篇小说30余万字在《民族文学》《作品》《星火》《文学界》等发表,中篇小说《幸福来到陇沙屯》被《中篇小说选刊》选载,短篇小说《舞场》被《小说选刊》选载、《裤子跑成裙》收入《新实力华语作家作品十年选》,中篇小说《头版纵深》、《抛弃》分获第三、四届《广西文学》“金嗓子”广西青年文学奖。广西作家协会理事、崇左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

评论:周耒的底层关注

罗瑞宁

摘 要:壮族青年作家周耒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底层特征。立足当下——城市化时代的现代性语境,努力向本土本乡生活深处开掘,让文学的人性精神灼照转型期本土本乡底层民生的艰辛、苦难(甚至是劫难)及其所带来的疼痛。把一个个生活中时常可以见闻的“社会热点(事件)”营造成一个个时代精神的“感情焦点”,结构出一篇篇不乏扣人心弦的社会心理小说,为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一极的人性变化留此存照。用“复调小说”的方式,刻画当下语境下乡土文化的表情尴尬,同时对现代人性缺陷进行默默反思。周耒小说具备了“非主流文学”研究价值意义。

关键词:城市化时代;民族作家;周耒小说创作;底层关注;“复调”;“非主流小说”

一、 周耒的小说创作和批评原因

 周耒在一份简历里这样介绍自己:周耒,男,原名周立华,壮族。籍贯广西龙州县。1976年11月出生,1997年7月参加工作。广西作家协会理事、崇左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兼)。2005年开始从事小说创作。有中短篇小说十余篇30余万字在《民族文学》《作品》《星火》《文学界》《广西文学》《红豆》《西南军事文学》《鸭绿江》《黄河文学》等发表,中篇小说《飞入天中的梯田》收入《中国非主流文学精选》(花城出版社)、《幸福来到陇沙屯》被《中篇小说选刊》选载,短篇小说《裤子跑成裙》收入《新实力华语作家作品十年选》(时代文艺出版社),中篇小说《头版纵深》、《抛弃》分获第三、四届《广西文学》“金嗓子”广西青年文学奖。

以上简历,至少可以看出:周耒的出身和作家周耒都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至少暂时如此)。众所周知,广西山多地少,经济长期落后、文化不昌(有史以来如此,尽管现在有了一些起色);周耒籍贯所在地——广西龙州以前只盛产过“鸡鬼”(一种与巫术有关的女性疾病病患者)、“红番鬼”(法国殖民统治者)和“土匪头”(旧桂系军阀头目陆荣廷之类)的故事;可以为地方扬誉的本地名山大川或文化名儒几乎阙如;在内地人眼里,龙州作为边境小县,山多闭塞、巫蛊盛行,真的算不得文明开化;好在有邓小平领导的工农武装暴动在这里建立了“红八军”使得龙州在历史的烟云里终于可以绽放一闪耀眼光芒;不过龙州至今仍然是一个全国闻名的“老少边山穷”全兼的县区这也还是基本没有改变的事实。更何况周耒还不是县城里的人!周耒生于斯长于斯的是那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连周耒在自己的简历里也没办法(或羞于)道出的龙州县逐卜乡某某村陇沙屯。据周耒自己说,他出身山窝草芥,侥幸考上省城农校艺专,毕业后分配回到龙州进入县绿化队当技术工人,后“停薪留职”到广西日报社应聘记者、编辑,辗转反侧又回到龙州挤进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不管怎么说,周耒终于成功褪去农装转身变成的一名正式的国家干部(公务员员),后又有幸调入了崇左市工作,兼任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等职务。但即便是这个崇左市,也不见得就有何可以让周耒扬眉吐气的。崇左是广西壮族人最大的聚居地,2003年出于国家改革战略规划(扶贫和国防需要)特别成立起的一个地级市;其比邻越南,属地基本被十万大山山脉横亘、发源于越南的左江从这里蜿蜒穿过;这里差不多是全季节的绿叶青山碧水蓝天白云,只是受山水所隔,建国甚至沿袭到改革开放之前,这里世代穿蓝靛染就的青一色上蓝下黑土布的纯朴壮人们大都只能散落地幽居在他们各自简陋的杆栏建筑里了。要是还在传统时代——比如远古的“土司时代”,这里山高皇帝远,亚热带充足的阳光四季催飘木菠萝的芬芳,倒不失为是一个个“避秦”的“桃花源”去处;在那样的时代,这里的人该不会有诸如人格呀尊严呀等等精神身份上的窘迫感吧。但时过境迁,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期即城市化语境时代的到来,这里的人愿意不愿意也都得跟所有的国人一道起早贪黑追逐现代化。高速公路穿山过岭笔直地修进来了,“商品经济”、 “新农村建设”、“小康生活”、“城市(镇)化”等现代风气鼓荡着这里的四野八荒。这里的人原本心灵万年恬静近于枯寂,但现在也是古风不再;人们的欲望普遍被时代风气浸染、膨胀;刹那间,物质和精神的贫穷便实实在在地成为压迫在这里所有人身上的“魔咒”;在不适、尴尬、错愕甚至于疼痛之间艰难前行(甚至是“逃离”)的“底层人形象”终于也真正地成为了这个时代这个地方的人最为真实而普遍的写照——周耒小说提供的几乎就是这样的“生活画面”。尤其像周耒这样聪明敏感的壮家“穷”孩子,其精神人格因时代变迁要造成灼伤、尴尬和压抑,恐怕在所难免。再者,已经侥幸变成了“城里人”的周耒,尽管其早年即立志于文学创作,并且至今痴迷把玩不已,但大抵也还停留在业余的层次上罢了。周耒能花费在小说创作上的时间恐怕不多,而他所收获的成绩也不过小荷才露尖尖角。在这个文学已经被边缘化的时代,周耒作为一名地方性的少数民族小说家,显然有点生不逢时,因为“精神寂寞犹如孤魂野鬼般彷徨”这已经成为当下时代所有真正的作家的宿命,边缘如周耒这样的作家又岂能有更好的造化?周耒创作的文本尽管多少可以摆脱只能压箱底的命运,但要想达到万人争阅广为人知的境界恐怕只能痴人说梦了。不过,在有幸翻阅了周耒的大部分作品之后,笔者却突然发现:本人不搞文学批评则罢,如搞,周耒这样的一位作家作品,万万不可忽略的。

原因有二。首先,不想隐瞒地说,这是评者与作家的惺惺相惜。笔者与周耒同为壮人,长期谋生在周耒所在的崇左地界内,而且还虚长周耒9岁,作为作家周耒进行小说创作的重要资源之一——即周耒个人生活阅历、体验,笔者不能说全部至少是大部分阅历、体验过,正是这所谓的“同病相怜”(“同乡同代同境遇”)的原因使笔者不得不感兴趣于周耒,感兴趣于他的创作。当然,批评直接来源于阅读(这是批评者基本的道德良知);毋庸置疑,是周耒的作品所反映所思考的时代底层(或边缘)人生命境遇直接触动了笔者的批评意念。“创作于阅读之间的最佳状态,那就是属于这块热土的记忆被唤醒,与真相的被领悟,或者是意领神会之间那一抹会心之笑、颌首之肯,文学本根属性的神韵的传达,也许就在这种互通与互感中完成,在不可知的阅读中落地开花。”【1】既然是在真阅读中所达到的“感同身受”、“神意相通”,如鲠在喉、不评不快,这对于笔者来说也是自然的了。其次,是笔者对于作家“非主流小说创作新人”发现的“企图”。笔者从周耒的作品里确实能很侥幸地发现了当下国人作家一种“非主流小说创作”的存在。作为一名地方性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当下创作,与那种具备(或应该具备)着稳定、规范、成熟、权贵等高雅品性的“主流文学”(或称“主旋律文学”——笔者有时候往往迷惑这样的文学作品在当代中国是否真正存在)相比,周耒目前所有的创作难免存在躁动和稚嫩,其不成熟性显而易见;周耒的作品要马上轻松进入时代批评家们的法眼,恐怕也是强人所难的(笔者在现有的文学研究刊物里,周耒作品批评基本还处于空白状态)。但笔者仍然坚信,周耒创作因其独到的敏感性而引发的时代思索,因其开放性、探索性而显示出来的艺术差异性,种种初现端倪的创作魅力,毋庸置疑,周耒作品已经初步具备了独特而普遍的研究价值。

二、用个体智慧开掘本土底层“社会热点(事件)”中的“情感焦点”

 有关文学创作的目的,作家、批评家们总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笔者宁愿相信,所有作家创作,无非是为了实现其所谓的“艺术悲悯情怀”——即实现主客体(客观环境与创作主体、作家与读者)间相互的审美交流和人性理解,这其中支撑起整个交流活动过程的主体因素无疑是作家的个体性心灵力量——换一种说法,是作家对自己所处的具体时代人类生命生存状态的独特领悟力和创造力;这种力量绝对是个体性的,它永远桀骜独立,卓尔不群。在一定程度上说,其与生俱来,是作家的个人“天赋”,有纯天然的灵性成分或者童心在;但同时它也是文化(风俗)长期传承积淀和时代风气(社会环境)浸染陶冶的结果,所谓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和“时势造英雄”也。曾长期客居龙州的杨统邦先生在他的《鬼出龙州》一书里有这样一段介绍:“‘鬼出龙州’流传甚广,特别是在‘两广’民间,几乎尽人皆知。过去说‘鬼’,多指那种不登仙境、本性邪恶、应予辟邪驱除的恶魔。而现在的‘鬼’,却已演化为‘机灵’的代词。在龙州地面上,谁如果在社会上‘捞得起’,便会有人褒其‘精过鸡鬼’!”【2】用杨先生的话套在周耒身上的确有着比较贴切的地方,因为周耒做人确实还算“捞得起”,他终于成功地褪去农装“鬼出龙州”就是一个明证;创作上,周耒小说多少也显现出了“精过鸡鬼”的“机灵”劲。纵观周耒的大部分小说,有一个特点必须首先提到,那就是周耒小说对许多当下的“社会热点”具备了高度的“艺术敏感性”(或者称“文学悟性”)——周耒非常善于开掘当下“社会热点”中本土性底层性的“事件”(题材),通过感情化的艺术方式,把一个个生活中时常可以见闻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营造成一个个时代精神的“感情焦点”,结构出一篇篇不乏扣人心弦的社会心理小说。

无疑,周耒小说创作具有着非常鲜明的底层性特征;对本土本乡底层民生的悲悯情怀,在周耒的小说里充盈、弥漫着。也许是所从事的工作(尤其是当初从事地方性新闻工作)培养起来的创作素养使然,周耒小说素材几乎是与时代底层生态相关,与昨日刚刚发生的而今天仍然在报道的“社会焦点新闻”甚至是“媒体罪案”有关。周耒小说的由头往往从“下岗女工”(《擦鞋女人》)、“进城劳务及农民工子女就读”(《亡者归来》)、“假烟制作”(《幸福来到陇沙屯》)、“拐卖妇女”(《雪越来越温暖》)、“坑农害农”(《会哭泣的夏婆》)、“色情与商业贿赂”(《温泉宾馆》)以及“工厂环保问题导致未成年打工者死亡事件”(《村庄内部》)等这些敏感的字眼开始。周耒小说当然是虚构的,但他经常有意地安排自己笔下人物就出没于周耒自己及本土本乡人耳熟能详的一些真实的地名中,它们或者就是周耒的家乡——陇沙屯(村),或邻村板池屯(也叫“美女村”,在本地很有名气),或者是龙州县的康平街、白沙街、新街(也有龙州县周边宁明县或大新县某村屯等以至他们所属的崇左市),更远一点的是省城(南宁市)的建政路、园湖路以及城乡结合部的长岗岭区域某菜市场或单车修理店;当然也有更远的,比如《雪越来越温暖》中的女主角杨凤莲从家乡的陇沙村出来到广东打工,后被自己的初恋情人——“城里人”刘和刚带到了漫天飞雪冰冷遥远的北方刘村卖给憨厚老实的农民——根子做老婆,后来她带根子和女儿一家三口返回来到陇沙村省亲;出于对亲人的愧疚和对命运的反抗,杨凤莲选择一人留在家乡而任由蛮横的弟弟把自己的丈夫和女儿赶走;杨凤莲在家乡接下来的命运是“换亲”和“遭独眼丈夫蹂躏”,这样的遭遇让杨凤莲终于感觉北方的刘村“雪越来越温暖”……虚构的人物故事和真实地名有意的安排使得周耒的创作在本地读者看来确实有了一层虚虚实实的小说况味。

除去小说虚实相生的氤氲氛围,周耒笔下的底层生命形象倒是一目了然的:他们卑微、琐碎;受世风感染,他们多少存在浮躁、不安分,但他们基本没有奢望,他们仅有的一些想法(比如“打工得钱”、“贩卖致富”、“娶上媳妇住上楼房”等)却都几乎没有能力实现;他们即使偶有微恶(也有后来发展成了大恶的),但也原本善良、本分;他们全部向往幸福生活,更具体地,他们都想过上像“城里人的生活”(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但就因为他们原本是乡下人、是农民,所以他们的想法往往难以遂愿;甚至由于生活的吊诡、命运的捉弄,只要这些人把自己想法付出行动,便往往要招致别人(有“城市人”,但更多是与他们一样身份的“农村人”)冷遇、嘲笑以至于欺诈、打压;事与愿违,身心交瘁,最后可能还要陷入万劫不复的灾难境地。仅仅以短篇小说《亡者归来》【3】为例做一些简单分析。整篇小说周耒写得线索分明,一波三折,一气呵成,极具故事性,但又绝对不是简单的“情节小说”。周耒紧抓底层“社会热点(事件)”营造小说的“情感焦点”,感染读者。他巧妙利用人物心理情绪推动整个事件变化发展,把一个开始时偶有微恶,但也原本善良、向往城市幸福生活的农民工——安叔一步一步推上因作恶而良心自谴无法挽救最后走向不归路(小说故事大概有三个层次:其一,安叔常年在外打工曾偶有嫖妓忽略了妻子而被其当做把柄提出离婚;其二,安叔不惜代价送儿子安豆上重点高中就是希望以后儿子以及他自己因儿子的原因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其三,为筹够儿子择校学费把工友马虎推下在建的楼顶);在貌似客观的叙述中融入作者独到的感情批判——对底层人生存境况同情、怜悯、无奈甚至于绝望,种种情感,五味杂陈,不禁让人唏嘘感叹。

德国汉学家顾彬有言:“讲故事在20世纪后半叶的人类小说发展史上,早就过时了,故事的时代完全过去了”,顾彬的理由是“现实生活、社会都在通过电视、报纸、广播和网络给我们讲述各种离奇的故事,你要给我们讲故事,你能讲过这些新闻媒体吗”,所以顾彬说“一定要从心理的方向写人,才是一个现代小说的作为。” 【4】5以顾彬的标准来衡量,至少在表面上,周耒的小说是不合格的。因为周耒小说情节性太强了,其故事读来简直让人津津有味。还有,周耒小说选材多少有些抢夺媒体新闻效果的嫌疑。如果真是这样,周耒显然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了。不过,笔者倒愿意认为,顾彬作为一名西方学者,其理性思维判断难免存在偏颇的。故事(情节)是小说魅力的传统资源,尤其针对本国情况而言,舍弃故事的小说创作其实是自绝于人民大众的偏执的精英化作为,到底是水土不服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曾经盛行一时的“去情节化” 的“先锋文学”(也称“现代派小说”)创作给中国文学带来的灾难(因艰涩而无人阅读)至今仍然无法弥补。再说,文学作为艺术,其从来都不是按照所谓的“一定”来写的;具有创意的作家,往往是你说这样写不行,他却偏偏这样写了;看似置之于死地,但他的小说却奇迹般地被传播被认可了。周耒小说创作也许是有意或无意地在“剑走边锋”?笔者可以肯定地说,也不尽然。其实,周耒的小说也还在“规范”之内的,这个“规范”就是艺术创作在现实文化习惯(传统传承)的基础上进行的精神自由与探索。周耒其实早就意识到自己小说创作中“材料”与“艺术”之间矛盾关系并试图加以克服。其实,顾彬也没有完全偏颇,关于小说他还有进一步的说法:“小说家讲述的,应该是一个人面对这个充满了离奇和古怪的故事的时代的心理感受,而且必须要用一种创造性的语言来讲述。”【4】5这样的说法也许堪称是全球化时代、城市化语境下小说创作的经验之谈吧,是具备真知灼见品质的。周耒的小说创作其实也进行了这样一系列的努力——以自己的心智个性,用虚实相生的叙述性语言,把情节化为情绪,把事件化为心理,从故事开始融入情感,以情感推动情节前行,不抛弃中国小说大众读者喜欢的故事、情节元素,但又努力克服情节小说的单调,把自己的创作写成真正的社会心理小说,等等。简之,周耒的小说其实也有了作家个性心灵力量的渗透,有了作家个性精神灵魂的担当,惟其如此,周耒小说终于初步具备了可以让读者(评家)回味、咀嚼的艺术品质。

三、底层关注中的“现代性”思考及“复调式”表达的文学意蕴

 由于贴近时代跳动的脉搏,贴近本土底层生活的原生态,周耒小说也显示出了独具个性的“现代性”思考意蕴。周耒的“现代性”思考,显然是以“城市化问题”为中心的,这种思考与时代发展同步。城市化,对于中国而言,显然已经成为了当下转型期社会唯一的社会浪潮,其汹涌澎湃,裹卷一切,谁人或哪一个地方都无法避开;城市化其实是存在着两极的,一极是“都市”,一极是“乡村”,没有广袤的农村众多的农民转化为都市人,那么城市化也就无从谈起,但这种情况在当下中国已经是不需再谈的客观事实。城市化正在或者必将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体现;现代化当然是好事,但现代化也可能是坏事,因为现代化可以产生“现代性问题”——比如,当今已经泛滥开的“城市病”(物欲膨胀、精神失落以及环境灾难等)就是现代化生产导致的副产品,其令人沮丧的程度绝不亚于过去任何一个传统时代的暴政或者专制。春江水暖鸭先知,作家敏感的心灵从来是社会变迁人性变化的晴雨表,当下中国“城市文学”蔚然勃兴已是公认的事实。周耒濡染时代的风雨变化,凭着自己的个性天赋,以小说的形式抒写城市化时代农村一极底层生命人性崭新遭遇,表达自己对于这个时代底层人性命运的思考,这自在情理之中。那么,接下来的疑问是:作家周耒的底层关注能否为读者提供新鲜独特的“现代性”思考呢。这才是这个时代文学批评值得分析的问题。应该说,周耒在这方面是做出了自己的努力的,并且其收获也还算不甚差强人意,这获得的成绩与周耒的“复调小说”有关。

“复调小说”是巴赫金提出来的文艺理论,巴赫金是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基础上提出的,巴赫金的理论翻译传入中国之后其精辟独到曾让国人学者折服。在笔者看来,“复调小说”其精神实质无非两个词——“民主”与“对话”——即文学活动体现出来的现代意识,主张作家与自己笔下的人物、小说文本中角色与角色之间,甚至于作者与作者、作者与读者之间共时性的平等存在关系,认为这些文学因素它们彼此独立、共同对话,形成“多声部”的复调结构,当然这样的结构最终要落实到小说文本中去由其中人物的“对话”(与“狂欢”)来完成【5】。周耒小说当然没有达到理论大师所揭示的伟大作品那样炉火纯青。周耒目前还只是有能力发表中短篇小说,受篇幅、境界等限制,其多数篇章依旧采用了线性的情节结构,讲究“欧亨利小说结尾式”(“出其不意,但又尽在情理中”)的巧妙布局,这些做法在彰显作家精明之余也难免要暴露出其单薄与稚嫩;周耒小说艺术反映生活要达到古人所谓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境界恐怕还得等待时日。但周耒小说通过人物形象而透露出来的叙述伦理(倾向性)——艺术性的情感评价还是达到了较高水准的。文学的叙事伦理说到底是文学作为人学的基本要求,文学必须体现人性的关怀,必须体现生命的价值与尊严。作家创作,不管是怎样的文学创作,只要还称得上是文学的,作家就必须得通过自己的文学形象表达这样的文学基本叙事伦理。应该说,文学的叙事伦理很大程度上是已经“规定”的,但怎样去表达却是或必须是“不定”的,这“不定”的深刻度鲜明度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文学的魅力度。与当下许许多多“城市文学”相比,周耒小说的叙述伦理确有着自己独特的差异性,集中体现在其复调式的小说“情感倾向”表达所营造的审美意蕴方面;更具体地,集中体现在周耒小说关于城市化进程中两极文化体系——“都市文化”和“乡土文化”的人性对话及其艺术表达。

对城市化过程中的现存的文化价值的取舍,周耒在自己的小说里无疑是进行了自己的思考的;作为作家,周耒并没有简单地给自己的思考填上明确的答案,而是通过具体的本土性的底层形象显示出来;通过刻画他们的现实遭遇显示它们身上所秉承的乡土文化与他们所向往的都市文化之间的矛盾关系。这样,周耒的小说与现实就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对话关系。确实,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城市化,无疑就是现代的城市社会取代传统的乡土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作家周耒没有那样简单来看问题,他敏感地把握到:城市化,其实不仅仅是城里人的事情;城市化,也不仅仅是“化农民”,不仅仅是“都市文化取代农村文化”。至少从情感角度来看,情况不应该仅仅是这样单极而简单的。《温泉宾馆》中,周耒通过城里老板——县里邀请来的投资人——冯自达在山村密林处“温泉宾馆”享受高规格“接待”(“处女陪寝”)的故事叙述了自己的有关“城市化”的发现和思考。“城市”凭借着“资本”的魔力在不断地把自己的“魔爪”伸向四面八方,就连遥远的荒村野泉也无法幸免;城里人冯自达仅仅是手中有钱,便可随意“回归自然,享受人生”,便可有人主动物色乡下处女供其嫖宿。“乡土价值”在“城市生活”主流文化面前要么纷纷溃退要么转而卑躬屈膝去迎合主流文化的淫威。纯洁善良的山里妹子小菱的灾难就是拜“城里人的生活之诱惑”所赐;如果说开始时的“卖处”是出于给母亲拿钱救命尚情有可原(其蒙胧中也有着攀附城里人的爱情虚幻使然),但她很快自觉地跑到温泉宾馆当妓女去了,目的无非为了金钱和享受(拥有了它们,也就拥有了“城里人”的生活)。小菱山民父亲——刘科虽粗鲁但也原本老实本分,但在抢到女儿“卖处”所得金钱(3千元)之后,他迫不及待、几近变态地享受起“城里人的生活”,一夜连续疯狂嫖宿四名妓女,最后差点连自己的女儿——小菱也不放过。周耒确实是明智的,他清楚地看到乡土文化的必然衰落,城市文明的必然胜利,看到城里人生活的美好;因此,他没有阻挡他笔下那些卑微的乡下人去追求城里人的生活。但他也看到了城市生活的无情、冷漠、虚假、罪恶。他通过自己笔下的小说人物让两种文化在文学的语境里各自张扬自己的个性,并且因此形成碰撞、交流,从而叙说了作家个人的关于“城市化”、关于“现代性”的文化反思。再比如在《幸福来到陇沙屯》,作家通过儿童化的叙述方式刻画了“假烟制造者”——不安分农民许树才的形象,这一形象身上形成的对话——城乡对话、现代法治与传统温情对话、事实评价与情感判断之间对话等等,它们交叉独立各自发音,形成“城市化生活艺术反映”的“多声部”结构;作家没有给这些对话中的任何一方预设是非准入的条件,说明作家已经对主流话语——包括“城市反哺农村”诸如此类时髦话语在内的价值取向进行了自己独立思考。是的,至少从文化角度而言,城市化,绝对不是都市取代乡村的问题,而应是彼此相融相生的新课题。通过周耒提供的复调小说,清醒的读者也许可以领悟到这样的道理:文化的历史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断层式的跨越性发展。新生长出的城市贪欲和丑陋必须克服;而长期在这片土地上形成并积淀下来的自然淳朴、心理恬静、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真诚相待等等宝贵传统,必然要成为下一个文化形态(都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所谓的“城乡交融”才是文化上明智的选择;否则,“城市,让人生活更美好!”就只能是周耒所描绘的“海市蜃楼”(见《海市蜃楼》)了。

简之,正是出于对自己生活的真诚,作家周耒没有把自己的城市化题材小说写成了当下正时髦的“都市文学”。围绕“城市化”这一当下时代生活中心语意,周耒固执于“乡村”一极的语言,以自己的“底层小说”与时下流行的“都市文学”形成对话,周耒小说创作客观上已经具备了“复调小说”的精神价值。

四、延伸:关于“非主流小说”的一点思考

 立足当下——城市化时代的“现代性”语境,努力向本土本乡的生活深处开掘,让文学的人性精神灼照转型期本土本乡底层民生的艰辛、苦难(甚至是劫难)及其所带来的疼痛,这成了周耒小说自觉的选择。阅读周耒的作品,在得到故事性、情节性的一些快感后,会很快咀嚼到生命苦难的“黄莲”,其苦味刹那间能满满当当弥漫全整个喉管、胸腔甚至脑际。把一个个生活中时常可以见闻的“社会热点(事件)”结构成一篇篇不乏扣人心弦的社会心理小说,为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一极的人性变化留此存照。作家通过众多的中短篇塑造了赵宝亮、赵小亮、胡城、马莲、杨凤莲、安叔、许树才、刘科、小菱等一系列个性鲜活的底层人物形象,不仅揭示了当下语境下乡土文化的尴尬表情,同时对现代人性缺陷也进行了默默的个体性反思。而这“默默”也就体现了周耒小说的另外一种价值的存在——“非主流小说创作”的时代意义。

收入周耒小说《飞入天中的梯田》的《后王小波时代(上):中国非主流小说精选》一书“序言”中对“非主流作家”有如此说:“非主流作家是一群文学荒原上的孤魂野鬼,他们散兵游勇,像王小波生前一样独自奋斗。如果文学是一条奔腾的江河,他们就是间或断水的涓涓支流;如果文学是一支行进中的队伍,他们就是走向未知世界的先锋;他们是冒险的、实验的、自由的、独立的、无援的。”【6】这样说,周耒小说的“非主流性”是显然的了。作为一名文化边缘地带的未成熟的边境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周耒目前的创作基本处于主流文化的“他者”境地,其“另类性存在”显而易见。至少是当下,周耒还是比较习惯于自己的状态的,他没有做任何徒劳的抗争(比如花大价钱去“包装”自己),相反他承认主流的存在,但默默坚守自己的非主流的身份和思考。周耒的创作至少达到这样几点:坚守自己的领地——向本土底层生活深处挖掘;坚持自己的立场——持民主性开放性的边缘文化立场;拒绝哗众取宠——没有人云亦云,比如,周耒绝不刻意地给自己笔下的人物穿上“壮族服饰”然后再唱唱几句撩人的“广西情歌”等之类的把戏以显示自己小说所谓的“民族特色”而邀宠肤浅的主流读者与评家,从而获得主流文化的“窥视效果”,周耒绝对没有这样的一些举动。周耒要做的是,虽处在“文化他者”的境地上,却不放弃自己作为一名作家的主体性思考,真诚地面对所处环境的底层人生,以文学的人性精神灼照本土底层生命的时代遭遇,通过自由的文学探索揭示本土文化的灵魂处境。周耒注定是非主流的,周耒这个名字也可以更换成“寂寞”二字。

也许,正是众多周耒式的寂寞,未来辉煌如金字塔的中国文学的基座,终于在不知不觉中垒就.(作者系广西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参考文献:

【1】梁凤莲:《关于血脉——谈都市文学的地域属性》,见:杨宏海主编《全球语境下的当代都市文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2】杨统邦:《鬼出龙州》,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

【3】周 耒:《亡者归来》,《广西文学》,2007年第一期。

【4】邱华栋:《文坛高峰对话》,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2009年版。

【5】巴赫金:《巴赫金全集》(共7册)(精) 钱中文译,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

【6】杜鸿,朴素,啸傲子 :《后王小波时代(上):中国非主流小说精选》,广东: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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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2/12 5:4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