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烈，又名觐光，1912年4月出生于安岳县元坝场周家大院，共产主义战士。

周俊烈，又名觐光，1912年4月出生于安岳县元坝场周家大院，4岁时，他就被送往本地寨上读私塾。老师唐香国颇受新学影响，不墨守成规，教书不准学生读死书，边讲边开发学生智力。周俊烈在9年私塾中，成绩稳居第一，经常受到老师的称赞，并常把他的作文交给同学们传阅。

1927年上年，周俊烈考入元坝小学高小部学习，由于他在私塾的学习底子较厚，成绩优异，高小课程难以满足他求知的欲望。学习半年后，他决定到成都报考中学。

是年秋，周俊烈只身前往成都，找到了当时在成都国民革命军第38军邓锡侯部任交际副官的幺公周赞臣。在周赞臣的接助下，他顺利地考入了“成属联立中学”。因他从未学过英语，只读了一期就不得不放弃该校，另考入“资属联立中学”续读。

此时，正值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不久，全国各地都弥漫着腥风血雨，成都也感染着革命与反革命作殊死搏斗的紧张气氛，政治斗争的风云遍及任何角落。学校更是各政治团体角逐的地方。国家主义派（青年党前身）和国民党改组派纷纷在资属联立中学展开活动。校长樊某和教务主任鲁某分别以成立“杨华学社”、“青年皈砺社”等学术团体做幌子，为蒋介石、汪精卫招兵买马，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学相继加入。这时，周俊烈抱着群而不党的原则，一心用功读书，课余涉猎一些政治书刊求知，很快被《洪水》等进步书刊所吸引，对他启发很大。同时对“杨华学社”等团体的性质有了更深的认识，并自发地在同学中揭露这些“团体”的内幕。有的同学已成了“团体”的骨干，经他劝说又纷纷退出。于是，引起了校方对他的注意，校长、主任都把他视为“洪水分子”，决心开除他。这时，恰遇一军阀的儿子向他开枪寻衅，幸未打中。周俊烈即向校长告发，校方不但不理，反而给他记大过2次，期终毫无理由地把他默退了。

1928年秋，周俊烈转入成都宾萌公学就读。在学校，他结交了地下党员陈永初和思想激进的张福思、严登仑、舒辉汉等同学。他们经常在一起阅读郭沫若的文学作品《星空》、《我的童年》、《反正前后》、《创造十年》、《北伐途次》，互相交流思想，讨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逐步加深了对军阀和封建势力的憎恨。1930年，四川军阀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在成都成立了“三军联合办事处”，并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狂叫“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走一人”。白色恐怖笼罩蓉城。部分大专院校相继被查封。周俊烈因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游行示威，积极参与贴标语、散传单等活动，曾被反动军警追捕过。他感到在成都再也待不下去了，决定毕业后返乡另找出路。

二

1930年夏，周俊烈初中毕业回到了家乡元坝场。亲友们推举他在本场当了一段时间的教育委员。因他志不在此，想离开家乡寻求报国救民之路。

1931年夏，周俊烈经安岳同盟会员李岳阳推荐，到南京投考国民党中央军校。他到达南京时考期已过，见到了金陵满目疮痍，恐怖气氛比成都更浓。他想广州是大革命的发源地，到那里可能大有作为。于是，他改变原先的设想，经上海、香港前往广州。在途中结识了一位军火工程师，这人很赞赏他的志向，愿意介绍他去投考广东政府办的空军学校。可是，到了广州之后才知道，“九·一八”事变后，万人都在唾骂军阀陈济棠的不抵抗政策。他感到陈济棠与蒋介石、汪精卫是一路货色，与四川军阀没有任何区别。他大失所望，决定放弃进航校的想法，从原路返回上海。

1932年初，周俊烈到上海后，偶遇曾参加过广汉兵变、后移居上海从事党的地下活动的安岳同乡曾学圃。他们诉说乡音，十分亲切，周俊烈就住到了曾学圃家。这时，上海刚经历“一二·八”事变，800壮士孤军奋战、英勇抗敌的壮烈凯歌，鼓舞了民众的抗日斗志，各种抗日活动此起彼伏。常往来于曾学圃家的关崇文、喻戴均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经常介绍“十月革命”和苏联的情况，透露共产党的消息，抨击反动派诬蔑共产党的谬论。周俊烈听后倍受鼓舞，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他积极要求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经喻戴均介绍，加入了“上海民众反日会”，参加了印发传单、贴标语、组织游行示威等活动。

1932年6月，喻戴均随抗日的十九路军返回四川。周俊烈又经徐德介绍，参加了党组织领导的“互济会”的工作，在闸北区任宣传干事兼《互济丛刊》的发行人，直接领导人是在闸北区委任宣传部长的雷迅。这时，上海人民在地下党组织的动员和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使他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和拯救中华民族的希望，他向雷迅提出了入党的要求。经雷迅向闸北区委介绍，区委书记老李与他谈话。在纪念“九·一八”一周年的日子里，周俊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0月的一天，与周俊烈保持单线联系的雷迅被捕。周俊烈不知道情况，去雷迅家汇报工作，被留守在那里的便衣特务逮捕。审讯时，他答非所问，惨遭毒打后仍一问三不知。当审讯人员问他姓名时，他一口气就讲了好几个。问他为什么到雷迅那里去？周俊烈说：“我喝醉了酒，不知不觉地走到那里，想找口水喝。”敌人把他无法，只好囚禁。当晚，与他住在同一囚室的有一自杀未遂的私塾老师，攀谈中，周俊烈估计这人一两天就可能放出去。于是就对他十分热情，相处甚好。后来，周俊烈托这位老师出去后，找他的朋友邓涵宇（周俊烈的同学），托他找他的父亲邓奠坤（老同盟会员，与国民党中委熊克武、黄复生关系甚好）设法营救，并用笔在草纸上写下了姓名和地址。第二天，周俊烈被解往南京市公安总局，关在第2号囚室。恰遇雷迅也关在隔壁，周俊烈及时和雷迅“通了电话”，相互简单地交换了口供。雷迅对周俊烈说：“因敌人有我的证据，我只有承认。你一定要咬紧牙关，就说我们什么关系也没有。”两个月后，经邓涵宇的父亲邓奠坤找到熊克武、黄复生出面活动，周俊烈被释放。

周俊烈出狱后即回上海，向闸北区委汇报了被捕的经过和在狱中的情况。经党组织审查，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仍安排在“互济会”工作。在此期间，他的工作不断变动，先后担任过中共沪东区委“互济会”、法南区委“互济会”宣传部长，上海“互济总会”发行部长等职。除日常的工作外，他还参加了“国民御侮自救会”。

1933年7月的一天，周俊烈因工作去沪东“三友实业社”，路上遇到曾在法南“互济会”工作过的叛徒鲁化，当即被警察逮捕，送往上海市警察总局。但他一口咬定“鲁化不讲公德，我曾经打过他，今天他公报私仇，故意陷害我”。敌人审讯几次，他都坚不吐实。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一张“国民御侮自救卡”，问他是怎样来的？周俊烈说：“这是一个同乡给的。我当这是好东西，所以放在身上”。不久，周俊烈由上海警察总局解往苏州高等法院候审。1933年冬，苏州高等法院以周俊烈“参加共产党”的罪名，判刑两年半，被送往“苏州反审院”。

在苏州反审院，周俊烈隐瞒了学历，说“没有读过什么书”，被编在第4组。当时，反审院共分5个组，高中以上文化为第1组，初中为第2组，小学为第3组，初识字为第4组，文盲为第5组。由于他的字写得不好，所以也就蒙混过去了。在学习时，他装着很“认真”的样子，到3个月小考时，班主任认为他勤奋进步快，被提升到第3组。到第9个月时，管教人员告诉他可以取保释放。于是，他就找到一个在看守所认识的中学教员担保释放。临走时，被强拉在一张早已印好的“脱离共产党”启事上按手印。周俊烈反抗地说：“我不是共产党，为什么你们要我在这上面按手印，如果不相信，就再关起来调查好了”。拉他的看守班长说：“由不得你，今天你想再被关和以前想出来是一样办不到的。”他被强行在上面按了手印。

1934年10月，周俊烈再次返回上海，通过曾学圃向王世英、陈龙飞汇报了他被捕后的情况。11月，他被调往中央特科工作。年底，中央特科派他回川，通过邓锡侯部的师长陈离（安岳籍人，同盟会员，解放后曾任湖北省副省长、国家林业部副部长等职）搜集军政情报，了解川军兵力部署，做上层人物统战工作等。

周俊烈回到成都后，即与陈离取得联系。陈离安排他在歇进中学以教书作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这期间，他通过各种不同社会关系，特别是通过陈离，获得了不少重要军政情报，诸如川西、川北军用地图等。为了保证这些情报及时、安全地送达上海，他出生入死、机智灵活地往返奔波。

1935年2月，周俊烈带军用地图去上海。路过沙市时，因沙市发生了一起大劫案，警察对来往人员都要进行检查。由于他是陌生人，被警察扣留。在押解途中他想到可能要搜身，便把几个要件塞进嘴里吞掉了。到警察局后果然搜身，敌人一无所获，并从船票上证明他是从重庆来的，两小时后便被释放。

由于周俊烈在成都的频繁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别动队的注视。1935年5月，特务头子康泽电报陈离逮捕周俊烈。陈离即将电文转给他，同时送给200大洋作路费，要他马上离开成都。

6月，周俊烈回到上海。王世英认为他在上海两次被捕，工作环境不好，便安排他到广西左右江组织武装斗争。7月，周俊烈到达广西桂林，这时，由于与他联系的黄某被捕，上海中央特科通知他即回上海。回上海后，由于王世英已调天津工作，党组织即派他到天津，在王的领导下工作。

11月，王世英根据组织决定，派周俊烈、张晓峰到湖北老河口组织、策动国民党西北军44师起义。他们到达老河口时，西北军军长肖之楚已被召往南京开会。他们趁机召开党员骨干会议，传达党组织关于提前起义的指示。这支部队里，有党员200多人，但由于组织发展草率，缺乏党纪教育，旧军人气习严重，不讲党性讲“义气”，参加会议的多数人说：“我们是与军长一道当兵的，相处多年，要等军长回来，说服他一起起义。”虽经再三动员，未能成功。

肖之楚从南京开会回来路过老河口时，周俊烈建议把肖军长扣押起来，挟持他下令起义，可是这些人不愿这样干。肖回到军部郧阳，即电令营以上干部前去开会。周俊烈竭力阻止党员领导骨干前往参加，并提出当即起义、首先攻打光华县的计划，均遭拒绝。结果旅长杨鑫、团长和军法处长全部被扣。在老河口的党员连、排长被旅部以开会的名义扣留。策动起义失败，形势危急。周俊烈、张晓峰撤离老河口，渡过双江，绕道襄阳到沙市。在沙市，他们商定：周俊烈先回成都在陈离处工作，后由张晓峰接替他。1936年初，周俊烈回到成都，向陈离说明张晓峰要来他部工作的有关事宜，陈离欣然应允。4月，张晓峰到陈离部工作，陈委任其为上校副官。5月，周俊烈回到天津，向王世英汇报了策反失败的经过。

是年9月，王世英派周俊烈到山西太原“青年会”工作，主要搜集军政情况。中共北方局委派薄一波、杨献珍、彭雪枫等同阎锡山商谈合作抗日的有关事宜。彭雪枫很快与周俊烈取得联系，彭将阎锡山的上层情况转告他，周俊烈又将他所侦知国民党内部的一些情况提供给彭雪松作谈判的依据。由于相互配合，使我党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接办了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并利用这一合法组织形式，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办多种形式的训练班、教导团，培养出了一大批领导抗日救亡工作的骨干。

三

1937年3月，周俊烈经彭雪枫介绍，到延安学习。5月初，他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中央组织部安排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2期13大队学习。半年的学习结业后，又派他到中央党校短训班短训1个月。这两次学习使他深受教育。他说：“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加强了自己的思想改造，扫除了过去长期留存的不良习气，放下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包袱，用马列主义武装了头脑，坚定了革命到底的信念。”学习结束后，彭雪枫要求中组部调周俊烈到太原工作。中组部同意了彭雪枫的要求。11月，周俊烈调太原临汾刘村八路军办事处，任补充团政委。

“七七卢沟桥事变”，点燃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日烽火。12月，陈离奉命率国民党川军127师出川抗日，驻在山西洪洞县休整。周俊烈闻讯后前去看望。在攀谈中，听说刘湘也有点倾向与我党合作。周俊烈想，早在延安时，四川省工委书记邹风平曾征求过他回川工作的意见，现在正好利用这一时机回川做刘湘的统战工作。他回到临汾后，向彭雪枫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并征得杨尚昆的同意。1938年1月初，在一个寒风刺骨的晚上，由彭雪枫送他到汾河边，踏上了回川的征程。

1938年2月初，周俊烈到达成都与邹风平取得联系。此时，刘湘已病死在前线，做刘湘的工作已落空。四川省工委决定他任成都市市委委员、省军委委员，安排在歇进中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党的统战工作。这期间。他在歇进中学和其他20多个地下党员一道，一方面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组织师生学习《资本论》、《大众哲学》、《西行漫记》、《朱德将军传》等进步书刊；另一方面大力壮大党的组织，在学校建立了1个党总支和3个党支部，发展教师、学生党员120多人，是当时成都地区党员最多的学校。后来不少党员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成了党的中坚力量。同时，他还组织成立了“哲学研究会”、“时事研讨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安岳旅省同乡会”等，扩大党的外围组织，增强宣传党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力度，使歇进中学乃至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有声有色，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的正义感和爱国热情。

1939年4月，川康特委与川东特委取得联系，派周俊烈到国民党第30集团军新训练处做策反工作。这里，旧军队不平的事太多，有时使他难以容忍。一次，因他提出解决不准虐待新兵、枪毙逃兵的问题，遭到训练处头目的极力反对，形成僵局，工作难以继续开展下去。是年秋，他与川康特委取得联系后，回到成都工作，先后担任东城区委组织部长、区委书记。

1940年3月12日，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受蒋介石的旨意，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造谣栽赃共产党，在成都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再次掀起反共高潮。川康特委决定：“加紧疏散已暴露的同志，或派往外县工作，或疏散下乡，听候分配。”周俊烈由此回到家乡安岳元坝场，在其叔公办的廷珍中学教书掩护了下来。他与从陕北转回的党员吴汉成取得联系，与内江县地下党组织接上组织关系，建立了元坝党支部，刘忠礼为支部负责人。他在学生和群众中大力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鼓动人民群众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是年底，中共南方局通知他到重庆。1941年1月中旬，他刚到重庆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南方局又指示周俊烈撤回延安。

3月，周俊烈再次回到延安，进入中央马列主义学校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和党的历史文件，半年后转到中央党校学习。1942年2月，又调枣园中社部西北公学学习，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在延安学习期间，周俊烈参加了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使他在思想上得到锻炼。正如他在心得体会中写到“通过几年的学习，使我深刻地认识到，在我的思想上还存在着自由主义、温情主义。原来我是那样的骄傲自满，那样的愚昧无知。每一回忆，不寒而栗。我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做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1942年底，正式开始审干。康生亲自到西北公学抓点，推行极左的“抢救运动”。凡是国统区去的地下党员，统统被列为追查和搞逼供审讯的对象。曾两次在白区被捕过的周俊烈，被列为重点的重点，一夜之间成了最顽固的“特务”，发动群众批判。审讯时搞“车轮战”，几天不让休息。把他平时说过的笑话都拿来上纲上线，作为诬蔑党的“罪证”进行批判。并召开所谓的“中国人大会”，要他在从不认识的赵君实的坟前作“坦白交待”。周俊烈坚信党中央，会将干扰排除。他义无反顾，始终没有动摇过对党的信念。党中央发现了这一运动造成的严重后果后，批评了康生的错误作法。1943年8月，毛主席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10月又重申内部肃反“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12月起开始纠正平反冤假错案。党组织对周俊烈的“特务”问题，进行了认真负责的审查，作出了“政治上无问题”的结论。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党中央为实现“坚决反对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的和平建国及“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的基本方针，急需派大批干部奔赴国统区工作。当时，许多同志都不愿再去白区，要求去前线或解放区工作，周俊烈也是如此，但当吴德代表组织找他谈话，安排他返川工作时，他又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

10月，周俊烈离别延安，经陇东绕道回四川。行至广元，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剃了光头。后来他出钱买通连长的勤务兵，才得以逃脱。他来到重庆，找到了中共中央谈判代表团，接转了组织关系，并安排他回成都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直接联系人是张明（刘少文）和杨超。

年底，周俊烈到达成都，尽快地与时任成都市市长的陈离取得联系。他对陈离说明了来蓉的主要任务，暗示陈离尽快设法做好邓锡侯、刘文辉等上层人物的工作。他还将退居回家十多年的叔公周赞臣请到成都做邓锡侯及其部属的工作。这期间，周俊烈通过各种关系搜集了大量国民党在四川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情报，使我党作好了多方的应急准备。随着国民党内战步伐加快，时局日益恶化，周俊烈的活动很快引起了敌人的注意，特务常常跟踪他。组织和同志都十分担心他的安全，建议他少活动，注意隐蔽。但他看到刚经历8年浴血抗战尚未喘息的人民又将受到内战之苦时，他心急如焚，把生死置之度外，只向组织作了“万一”的交待，仍日夜奔忙。

1946年4月26日，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挑起了大规模的反革命内战。同时，在全国各地大肆搜捕共产党人。8月初的一天傍晚，周俊烈在成都市将军衙门被叛徒刘道生带领的特务绑架，送往省特委会刑讯室。敌人连夜审讯，追问他去延安和回成都的目的。周俊烈根据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对他临行前的交待，“如果被捕，可以采取假自首的方法，趁机打入敌人的内部，起更重要的作用”。于是，他随机应变地说：“我是从延安回来的，但从回来那天起，我就脱离了共产党，因为我以前参加共产党是为了抗日。现在日本投降了，我对革命就没有兴趣了，而且整风把我整惨了”。“现在我没有职业，成天挨饥受饿。现在可好了，你们把我抓来不愁没饭吃了。你们不是怕我跑吗，只要给我找个职业做，我就不会跑的。”

周俊烈被捕当晚，就被中共南方局派去打入国民党省特委的地下党员黎强（安岳籍人，周俊烈介绍入党）知道。黎强彻夜难眠，心想：“周俊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应设法营救啊！”同时，黎强也担心，万一周俊烈挺不住供出了他，对他的安全不说，而对他所从事的党的工作将是一大损失。因此，他设法试探，几次单独出去，看无人跟踪后，才放下心来，大胆地调来了周俊烈的讯问材料查看。周俊烈没有暴露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结论是“过去激进，现在无业”。于是，他向特委负责人说：“刑讯室尽是乱抓人，有时抓些不三不四的人来抵数，现在关都关不到了。该放的应该放脱一批。”一个月后，刑讯室草拟了释放一批人的名单，他看有周俊烈的名字，也就彻底放心了。

10月中旬，周俊烈出狱后，敌人仍在监视他。因此，他及时写信给在重庆的爱人张思玉，暗示其通知组织不要来人联系。同时，自己装作很浪漫的样子，成天坐茶馆、打桥牌、喝酒、看电影等。刘道生见他确实无什么活动，几次想拉他进军统局。由于他未征得组织同意，所以不能随意行动。他回答说“现在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为搞政治创痛未平，以后再说”。

11月中旬的一天，周俊烈的表妹结婚。在宴会上碰到了黎强，他们互相交换了些情况，聊了些同志之情、朋友之情，拉了些家常。最后，黎强对他说：“现在你应该离开成都了。”

年底，周俊烈来到重庆。这时，张明、杨超已走，中央谈判代表团派邵子南与他联系。周俊烈将在成都的详细经过书面报告给邵子南，并对下步工作提出了3点建议“一是趁机打入匪特内部；二是上华蓥山打游击；三是回延安”。邵子南叫他暂时休息一段时间，待请示组织再定。1947年2月28日，四川省委、《新华日报》社被国民党包围搜查，部分人员被捕。中央谈判代表团、《新华日报》社和四川省委撤离重庆，周俊烈由此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以后，虽经他多次到北碚、青木关乃至到香港等地寻找均无结果，只好作回家隐蔽的打算。

1947年秋，周俊烈和余若谷回到安岳元坝，仍在廷珍中学以教书作掩护。他们回到元坝的第二天伪区长就知道了。过了6、7天伪县长和伪区长来暗示他们不要活动。这时，全国形势发展很快，迎接解放刻不容缓。他们大胆地向青年学生灌输革命思想，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和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发动内战的滔天罪行，指明解放的道路。

1949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野战军先后从川北、川东方向进军四川。11月31日一举解放重庆。周俊烈只身赶往重庆，与中共南方局取得了联系，并经当时任军委联络部部长的李克农和黎强、杨超、邵子南等人的证明，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

四

1950年1月，为追踪残匪，清扫匪穴，中共西南局组织部安排周俊烈到西南公安部工作。长期隐蔽在白区，几次死里逃生的周俊烈，改变了工作环境，顿感扬眉吐气，心情舒畅。他不顾疲劳，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把那些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敌人，投入到了他们自己营造的“白公馆”、“渣滓洞”，以此告慰死难烈士的英灵。6月，周俊烈调中央军委联络部工作。10月，军委联络部派他到昆明负责开拓边疆情报工作，任筹建军区边防处处长。

1952年，周俊烈调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资本主义国处处长。为适应工作，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外语，钻研业务。1953年和1955年两次以秘书长的身份随“中国科学家代表团”、“中国艺术代表团”出访英、法、意以及东欧各国。1957年，他调任北京政法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

1958年，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周俊烈对当时突然刮起的“左”的旋风迷惑不解，对“浮夸风”憎恨。当他见到报上登载所谓“亩产万斤”的报道时，就说：“1亩可以产万斤，我就可以用手板心煮来吃。”学生搞实验田，提出“亩产30万斤”的指标，他说：“收到30万斤，我一口吃了”。1959年7月，庐山会议后，党内开始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周俊烈被列为“右倾”对象，遭到批判，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1961年，经公安部同意，下放到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人民公社，任管委会副主任。1963年2月，周俊烈的“右派”问题得以甄别，恢复了工作。不久，他向党组织提出到最艰苦的边疆工作。1964年9月，中组部同意了他的请求，调他任新疆维护吾尔自治区城市社会主义教育分团团长。两期“社教”尚未结束，就开始了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中，林彪、江青一伙，为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打着“最革命”的旗号，四处抓“叛徒”、“特务”，长期在国统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大多遭灾受难。曾被捕送苏州反省院关押过的周俊烈，在江青所谓“进过苏州反省院的没有一个是好人”的结论下，被戴上了“叛徒”、“特务”的帽子，关进“牛棚”，遭到抄家、毒打、批斗。周俊烈面对各种迫害，总是用“我无愧于党”来作答复和安慰自己。他在“牛棚”里常对和他关在一起的同志说：“我坚信这一天迟早会过去。党是英明的，伟大的”。直到1971年9月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周俊烈才恢复自由。

几年的“牛棚”生活，使周俊烈的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1975年初心脏病突发，入院治疗好转。5月复发，先后送乌鲁木齐人民医院、北京阜外医院治疗。1976年2月，返成都疗养，刚到成都第3天，心脏病再度复发，住进省人民医院治疗。从此，时起时伏，病情日趋严重。

1976年10月，当他在省人民医院得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欣喜若狂，精神大振，忘记了病痛，对同室的病友说：“中国得救了！党的伟大，老帅的功勋，干得真痛快！”他还给远方的亲友写信道贺。然而，由于他的血脉阻塞，双脚肿至大腿，已是病入膏肓了。但他仍诙谐地说“马克思虽然要我去见他，我还要推迟行期。我不会死，我还要工作，要看到国家安定和兴旺起来”。他每天拄着拐杖，拖着双腿，摇摇晃晃地在病室里、阳台上坚持锻炼，盼望恢复健康。当他腹部以下肿胀破皮，双腿皮肤已被坏死后，他自知无望了。对亲人说：“死没有什么可怕，只要死而无愧”。

1978年12月底，他听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后，看到了祖国的未来。他在病榻上竭尽全力持笔，字迹歪歪斜斜地给新疆自治区委组织部和纪委写信。信中说“我和全党同志一样，振奋万分。期望病情好转后，在有生之年能为党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可是，这时他已病到晚期，无可挽救。1979年2月24日，周俊烈这位为党出生入死奋斗40多年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停止了呼吸！

周俊烈同志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所作出的卓越功勋，永载史册！他那始终如一地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呕心沥血、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