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党，位于河南省罗山县东南部，面积125.5平方千米，人口5.2万，镇人民政府驻地为周党畈村，人口7270，明代周、党二姓在此开店兴集，因此得名周党，民国时期因坐落在河岸平畈上而得名周党畈，1949年设区，1958年设公社，1983年改为乡，1987年设镇，农产品丰富，主要粮食作物有水稻、小麦，经济作物有板栗、

周党镇.自然资源

周党镇.经济发展

隐士周党

周党.轶事典故

周党.历史评价

周党镇.自然资源

油菜、花生、大豆等，处于亚热带和暖温带交接地带，气候温和湿润，河流以横贯东西之分的九龙河为主，小河流众多，有水泥、砖瓦制造、服装制造等工厂，境内东部一山地为主，西部以平原为主，但山地亦占较大比重，其中有著名的龙头山、黑虎山等山脉，战争年代曾有游击队活跃，至今山上还有地道遗址留存，位于南部的桂店曾经爆发过著名的桂店农民起义，涌现出许多像桂干成般的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至今在桂店仍有秦基伟将军题写的纪念碑。

周党镇.经济发展

境内交通便利，开武、信叶公路在此交汇，又新修了通往光山马畈的公路，通车里程位居全县前列，最近几年有被授予市直辖单位。该地风景优美，名胜古迹众多，著名的有东墩、雷畈、青龙桥等。全镇教学质量较高，有周党高中、周党一中、周党二中等著名中学。

隐士周党

周党是西汉末年到东汉初期的人，原籍太原广武。家中本来非常富有，但不幸父母早亡，托孤于族人，家产也尽被鲸吞。周党成人后向地方官府提起诉讼，在官府的主持下，族人偿还了属于他的财产。但是，周党又把这些讨回的财产和家中的奴婢尽数遣散于乡里，自己却跑到长安做学问去了。周党的作为让人匪夷所思，尤其是乡里的一位税吏看他不惯，当众羞辱了他，周党都记在心里。之后，周党读了孔子的《春秋》，受到齐襄公九世不忘复仇的启迪，便辍讲而还，与那位税吏进行争辩，以至于发生械斗，不敌而伤。税吏为周党的义所动，把负伤的周党带到自己的家里好生调养。周党从昏迷中醒来后顿悟，再次出走，潜心编修志书，并且名声日显。

王莽篡政，周党非常厌恶，便闭门谢客，称病闲居。那时的社会动荡，常有匪盗屠城的血案发生。可匪盗出于对周党的景仰，对广武城也网开一面，居然过城而不入。

建武年间，光武帝刘秀获悉周党德才兼备，欲召他为议郎，周党称病不仕。后来，他与妻儿迁往渑池避居，再次受到刘秀的邀请，不得己，他只好随使臣到京城去。去的时候他身穿粗陋的短布衣，头上缠着树皮做的巾帕，一副山野村夫的打扮。在大殿上见到皇帝之后，周党只是屈身伏在地上，而不行君臣之礼，并且一再表示自己不愿做官的决心。朝中有位姓范的官员便对周党大肆诋毁，说周党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被请了三次才肯赴京，见了皇上还不行礼，实在太猖狂了。而且，他还要和周党比试治国之道，并以输赢定惩罚。刘秀对范的攻讦不屑一顾：“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赐帛４０匹。”刘秀还是蛮开明的，非但没有兴师问罪，反而对周党的不同道表示理解。见他衣着寒酸，还特意赐给他不少的丝绸，让他返回故里。

周党从此在渑池隐居直到寿终，其间还著有著作，可惜志书中没有更详细的记述。《后汉书·逸民列传》关于周党的记述总共只有４００多个字，却系统而全面地概述了他的生平，再现了他诡异、矛盾的人生轨迹。作为一位史载的隐士，他的许多举止是耐人揣摩的。

周党.轶事典故

周党的巨资家产经历了一个“失而复得，得而尽散”的经历，这个过程为他隐士的生涯铺陈了第一道诡奇的底色，在他的人生早期，便流露出对金钱的鄙薄。他对本属于自己的财产的追讨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而支配这种行为的内在动因则是强烈的主权意识。这种主权通过诉讼的渠道得以实现之后，他又毫不吝啬地将财产遣散于乡人。显然，他的目标并不是对财产本身的占有，而是分割、遣散、支配的权力。自始自终，他所争取的是对自己财产的主权。如果说，青年时代的周党滋生的这种主权意识集中地体现在祖上的大宗财产的话，那么，他用了毕生的时间追逐的则是生命的自我与人性的自由。

周党.历史评价

其实，周党的许多行为都可以在儒家思想范畴内找到依据。比如他与税吏的剑拔弩张，是受到义的支配，彰显了一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精神特质；在朝堂之上伏而不拜，显然是受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的影响。然而，就其整体而言，他的称病不出、两次拒召不仕则是来自于道家的“无为”，他是以超然的态度对待尘世的纷争。儒与道在周党的身上同时并存。儒家的影响只是阶段性的，是衣钵，而道的影响却终其一生，渗透于他的灵魂。笔者判断，周党应召伏于丹墀之下的时候，当朝的大臣一定很多，《隐逸列传》中只记录了一位姓范的官员的言论，可能是因其位高权重，所以他的言论反映出的是一种极端失衡的心态。范与周党素昧平生，朝堂上只是邂逅而已，却处处咄咄逼人。先是就周党的才能加以诋毁，继之又刻不容缓地要与人家比试治国之道，大有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图谋。他的这种心态缘何而生呢？当然是与周党显赫的声名有关。他的不平是出于一种不可遏制的嫉妒，除此之外，还隐含着一种危机感，唯恐周党的才能威胁他的权位。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险恶的心态，他才欲置周党于死地。他对一个隐退的士子尚挟嫌至此，对同朝的官宦又岂能相容？

以往学界都认同这样一种观点，隐士之所以选择避世与隐居，原因是不肯与封建统治阶级同流合污，是出于对苛政的厌倦与酷吏的憎恶，不堪与其为伍。这种说法言之凿凿，久而久之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观点，甚至成为定见。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因为该观点的持有者在探索士子隐逸现象的过程中，目光锁定的仅限于政治范畴，忽略了文化影响的作用。而且，此观点也未能深入隐士个性化的心理结构，对其价值体系、道德操守缺乏理性的判定。因此，上述观点，难免由探索领域的单一而形成范畴的疏露，最终导致观点的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