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就文化的载体文字而言，汉字的诞生时间尚难以考证，相传伏羲作八卦，仓颉造字。19世纪末发现了三千多年前的汉字—甲骨文，近些年又有更早期文字发现的报道，如距今五千多年前的高邮陶文等。

中华文化(史前文化 夏商西周 春秋战国 秦汉时期 魏晋隋唐 宋元明清)

相关图书(柳诒徵著《中国文化史》 张维青著《中国文化史》 吕思勉著《中国文化史》)

中华文化

史前文化

有历史学家将没有文字出现之前的文化称为史前文化。中国境内有多处早期人类活动的遗址被发现。考古证据显示224万年至25万年前，中国就有直立人居住，目前考古发现的有巫山人、元谋人、蓝田人、南京直立人、北京直立人等。旧石器时代时人类使用的多为简单的打制石器，而新石器时代多使用磨制石器，表面平滑锐利，已经相当精致。石器时代的工具材质也已经不限于石器，诸如竹器、木器、陶器、骨器等都已经被大量使用。火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也起到重大作用。人类开始用火来烹调食物以延长寿命，并且火也可以用来烧制陶器与玉器。

早先人们认为中华文化单一起源于黄河流域，但晚近的考古研究证明史前文化范围遍及中国各地，呈现各地并起的现象，并各有其风格。在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其被认为是来源自中亚之安多文化, 距今约一万年历史，以及后来之老官台文化和其延续的龙山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辽河中上游流域地区的红山文化，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四川地区的三星堆文化，还有台湾岛上的圆山文化。而在香港之黄土峒文化，更是中国华南地区文化之最早遗址， 距今四万多年。

夏商西周

夏商周三代文化最大的特色即为宗法制度。宗法制度萌芽于夏朝，完备的宗法制度确立在西周，其是在晚商的长子继承制的法则上加以严格规范与执行。标志为嫡长子继承制、土地分封制与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在宗法制度下，“礼仪”对每个士族成员有极大的强制性和约束力，实际上宗法制度已经成为一种未成文的习惯法。在宗统范围内宗庙里祭祀辈分之亲疏，即规定了地位的高下。宗庙里的谱牒，即是政治上的名分。在宗法体制下，“国”与“天下”是以“家”做原型扩大的，“家”的精神乃成为各级政治秩序的基型。宗法制度在西周末期已开始瓦解，但宗法制度的影响却长期笼罩着中华社会。西周的宗法封建制度留给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天下只有一个共主的观念，这种思想也为秦汉帝国的建立与统一奠定基础。宗法制度的影响不仅是政治层面的影响，也不限于统治阶级，它在后世成为平民社会宗族概念的基础而普遍传承。

商周时期的中国人尚未产生长生不死的神仙观念，也未有佛教宣导的轮回转世的思想。但当时的人也已经认为人死后会变成鬼，并且生前的身份会在阴间延续。因此商周时代人们认为人死后的灵魂依然继续关心影响人世之事，这导致占卜的流行。而是否能够得到鬼神的保护在于祭祀典礼是否恰当。商朝卜问的工具多为龟甲或骨头，而周人卜问的工具已经转为由阴阳符号组成的八卦及扩充而来的六十四卦来表示吉凶。到了西周晚期，统治者与士人已对天命产生怀疑。士人逐渐看重“民心”，而获取民心就要施行“德政”，这后来就成为儒家主张“德治”的依据。

商周时代的礼器以青铜器和玉器最重要。其造型典雅庄重，体现当时的文化特质。中国的青铜冶炼技术在商周时期也达到了一个先进成熟的阶段。周代手工业种类增加，分类更细致，因此有百工之说。商周时期发展成熟的阴阳五行学说也成为中国最早对自然现象的归纳方法。五行八卦学说更成为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之一。商代已经有专司天文的人员，并在夏代天干记日的基础上发展出干支记日法。周代发明了圭表测影的方法后更确定了部分节气与十二时辰。在数学方面商代已开始使用十进位制，西周时期数学更成为“士”的必修科目。

在东亚大陆上目前发现的最早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三百年的历史，商代奠定了中国主体字形声字的基础。商周时期也有不少知名的文学作品诞生，诸如《尚书》、《诗经》等。

春秋战国

西周末年，贵族政治趋于崩溃，宗法秩序日益混乱。春秋战国时代不仅是旧社会秩序的瓦解，也是新社会形态形成的时期。封建时期采用世卿世禄制，贵族世代为官。战国时期开始突破，出现了“布衣卿相”。在战国时代，世袭贵族没落消失，农民由依附者变为小自耕农，私有土地成为一般土地所有形态，私人工商业也随之兴起。

中国在商周时代中原地区并不全为华夏族的社会，而在华夏族的城邦之间还散布许多夷人的部落。这种华夷杂处的情形在春秋战国的大动荡中，华族与夷族之间的战争不曾中断，尊王攘夷更是成为华族凝聚内部的不二法门。在这种不断的征战中，双方都在不断吸收对方文化中优秀的部分，最典型的即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夷族既有如同楚、吴、越等被华族同化者，也有如同东胡、西羌等被驱逐者。

在东周时期，由于宗教束缚的解除，新的社会风尚取而代之。春秋战国时期，四则运算已经完备。在历算方面，战国末期已有已有根据太阳年运转的二十四个节气。战国时代也是中国传统医学理论建立的时代。冶铁业的兴起更是加速了土地的开垦。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也于此时开始，其中最出色的都江堰到如今还依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春秋战国之时，官学散于民间，百家学术萌发，人文理性精神日进，因而夏商周时代嬗变而来之宗教观念焕然一新。季梁曰：“民，神之主也，是以圣人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神为人所创造，民为神主，则前古神秘观念渐消。上古“上帝”之概念渐由自然之“天”取代，天为道德民意之化身，这构成了后世中国文化信仰的一个基础，而“敬天祭祖”是中国文化中最基本的信仰要素。

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开放运动其规模之大历史之长也为仅见。人文思想在此时期也成为中国哲学的支柱。诸子百家在这个历史阶段各自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与处世思想，其中，为孔子、孟子、荀子所主张崇尚伦理道德的儒家、为老子、庄子、列子所主张崇尚自然无为的道家、为墨子所主张的墨家、为商鞅、韩非所主张的法家与后来的佛家思想并为后世中国最重要的五种思想。

同时，因为文化的大发展，文学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中首屈一指的当属战国晚期楚国诗人屈原所著的楚辞名篇《离骚》。与之一时瑜亮的是《诗经》中记载各国民歌的章节《国风》。此外，诸子的散文也各具特色，《庄子》一书洋洋洒洒，是先秦诸子散文中的佼佼者。

秦汉时期

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动的时代，而其产生的新社会在秦汉时代成型。秦汉时代的文化模式奠定了中国近两千年来文化的基础，又有其时代特色。秦汉时期中国人的精神风尚业已形成。

在秦汉时期，长城已经成为华夏定居农民和域外草原游牧民族的明确分界线。自秦汉以后，华夏族对外的殖民与扩张多集中于东方与南方，与长城以外的地区多为征伐、邦谊与交流。这种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在西域丝绸之路沿线地带。在中西海上交通还未兴盛之前，中国与西方国家主要的交流大多经由西北陆上的河西走廊。远洋航行在此时也开始出现。随着丝路的开通，各种异国产物源源不断的进入中国，至今已成中国土产，例如葡萄、石榴、芝麻、豌豆、蚕豆、核桃、黄瓜、香菜、大蒜、苜蓿、生姜等。由于西域风俗的盛行，中国文化得到极大丰富。诸如舞蹈、杂技、鼓吹乐等纷纷传入中国。骆驼、石狮、辟邪、天鹿等怪兽造型也传入中国。而丝织品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销品。

秦汉时期也为中国奠定了疆域和思想的基础。秦始皇焚书坑儒，在政治上统一了中国之后，又统一度量衡。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能够经两千年而延续中国正统思想的地位，原因在于其经过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的补充与改造，已经综合先秦时期各种思想于一体，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而以探讨先秦儒家思想为目的的经学也在在汉朝成形，成为传统中国学术的重心。

秦汉时期，中国传统的农、医、天、算四大学科在汉代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九章算经》、《素问》、《本草经》、《相六畜》等著作均已问世。金属冶炼技术也突飞猛进。

在这一时期内，中国传统的神话系统也基本成形。随着《山海经》与葛洪所著的《抱朴子》的问世与东汉末年天师道的兴起，中国人传统的神仙观点也基本形成。

魏晋隋唐

自汉献帝元年，至隋文帝开皇九年，凡393年，为中国扰乱分裂之时，魏晋南北朝即在此间。或谓，汉末以来，虽政治教育仍多沿古代之法而继续演进，且社会事物，亦时有创造发明，然就全体观之，则政教大纲不能出古之范围，种族衰弱，时呈分割之状。虽中国亦能以固有之文化，使异族同化于华夏，要其发荣滋长之精神，较之太古及三代、秦、汉相去太远。

印度佛教文化输入中国，使社会思想以及文艺、美术、建筑等皆生种种之变化，为此时期之一大事。中国文化中衰及印度文化东来，究其原因，兹举数端，后世亦可为鉴：（一）坏于盗贼无赖。秦以前，创业开国者多圣哲；秦以后，起事革命者多盗贼。盗贼无赖之徒，成则为帝王，固不识治国御世之道；败则肆焚掠，尤不解保护文化之谊。（二）坏于科举利禄。科举之制，发源于汉，大备于唐。虽科举考试可以泯贵族平民之阶级，然以利禄诱人，大损人格，实与古代教育之大义相反。（三）宗教信仰之缺乏。中国国民脱离初民之迷信最早。唐、虞、三代之圣哲，专以人事言天道，即殷人尚鬼，有似于宗教性质，然其祭祀仍专重人鬼，无宗教家荒诞之说。后之立国者，于政治教育不能尽餍人望，又无宗教以资其维系，则人心之饥渴，乃甚于原有宗教之国家。战国以来，神仙方士之说，因之以盛，而其效不可睹。要其为术，足以惑下愚而不足以启上智。而佛教当时流入中国，正合于中国人心渴仰宗教之潮流。又有五胡乱华，外族政权治中原初以多种缘由而推显释教。然而，以中国人吸收之力，使印度文化变为中国文化，传播发扬，且盛于发源之地。此时期，谓异族蹂躏中夏之时期可，谓异族同化于中夏之时期亦可。惟汉以前，政治主权完全在夏族，而他族则以被治者而同化。汉以后，政治主权不全在夏族，而他族则或以征服夏族者而同化。后汉之季，由朴学而趋游谈。汉末魏际天下大乱，乘时趋势者，不以道义为重。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遂开清谈之风。晋室之兴，世乱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凤。清谈所标，皆为玄理。稽其理论，多与释氏相通，故自晋以来，释子多治老、庄，清谈者亦往往与释子周旋，佛教于是与中国学说融合；或以佛与儒、道诸书并称，渐为儒释道之沟通融会。

宋元明清

从五代十国开始，中国北部兴起了多个半农半牧或游牧政权。五代十国和两宋时由于北境外患频仍，全国都出现多样化的习武活动，民间广建组织、教习武术。因热衷武术，宋代兵书为盛唐年间的七倍之多。尽管如此，宋代最终的命运还是被强邻所败，原由在于北方胡人政权武力比宋朝更强大，而不是宋朝不重视武术与国防。蒙古在进行侵略扩张的过程中，手段十分残暴，一度声称要杀光中国五大姓。其使中国华北和南宋的川陕四路地区的巨额人口消失，土地强行被划为牧场。直到十三世纪中叶元世祖在位时，才开始采取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措施。

尽管宋代在军事方面趋于被动挨打的弱势，但在经济文化上却是中国古代最繁荣的时期。由于陆上道路被切断，宋代在海上与与南洋各国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南宋全盛时代，市舶岁入占政府全年岁收的五分之一，足可见海上贸易的繁荣。两宋时期与中国有海上贸易关系的国家与地区多达六、七十国。两宋时，印度洋之航权实操于中国人之手。宋代时，中国发明的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制瓷器技术、针灸医术传入阿拉伯世界，再辗转输往欧洲地区；数学的“笔算法”及“阿拉伯数字”则由阿拉伯世界在南宋中期传入中国。

明太宗曾派郑和前往西洋，扩大了中国与亚非其它国家的交流。但明代，沿海为倭寇侵扰也十分严重。明代由于不胜倭寇的侵扰而实施海禁，中国在海上的活跃时期至此终结。明代在北方边境大举重修扩筑边墙，作为防御游牧民族南下劫掠和维持边境和平安定的界限。在海岸线上也严格执行贸易管制措施，来中土作生意，必需朝贡兼贸易，否则不予。明代严格的贸易管制措施和明中叶严格贸易管制的影响导致正常贸易地下化，转为走私贸易。贸易港集中地由广东、福建转往已为西方国家殖民地的菲律宾、印尼。而海上的维持秩序角色由于中国官方的消失而导致海盗集团猖獗。由于海上贸易仍在暗处进行，特别是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废除海禁之后，美洲的大量白银又大量流入中土，银开始成为流行的通货。

满清入取中原后，原位于东南沿海商贸性海盗介入了反清复明的活动，满清因此执行比明代更加严厉的“海禁”和“迁海令”，藉以肃清反满清的势力；直到清末对外战争的接连失败，才被迫广开贸易口岸。

宋代时期，辽、金、西夏三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和宋保持密切的联系。而宋廷铸造的“宋钱”信用良好，波斯、阿拉伯都能通用；高丽和日本更停止铸造本国通货，只用“宋钱”。而辽、金、西夏在文化上都深受汉人影响。许多外来农作物的传入，例如早熟稻、玉米，番薯、马铃薯，使中国的农耕区大面积延伸，也导致了后世中国人口的大量增长。宋人大规模的深度推广和普及了于五代末期来自西域民族的“桌椅”形式，将五代十国末之前中国人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改为垂足而坐。

汉族分别在西晋永嘉之乱、唐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大量南迁避难。因此生活重心由黄河流域移到长江流域，再移至东南沿海。在六朝和北宋以后，中国各方面的重心全部迁移到南方，华北已难超越。两宋时代是中国东南沿海最繁盛时期，此地区的土地开发与人口增长也达到饱和，导致当地人口在明清两代又开始大量外移。从明末到清后期鸦片战争发生的两百年间，中国的耕地扩张了一倍，人口绝对值更增加了两倍。而亦有大量的汉人进一步迁移至海外，诸如南洋、台湾等地，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开发。这其中最成功的垦殖当属台湾的开发。

中华帝国能以有限的资源维持数百年，其功臣之一即为宗族制度。廿世纪之前，中国的政权只向下延伸到县衙，其下完全通过“乡保”与“族长”进行管理。因此历朝政府都十分重视宗族的管理能力。从宋朝至民国初期，部分宗族将其订立的族规呈交地方官审批，并公告周知，使这些法令更具合法性和权威性。

编辑本段庶民文化与通俗文艺 宋代为中国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主要因素是江南水稻种植区的开发。南宋尽管只占领南方半壁江山，人口却超过盛唐年间。至明代已经可以以江南经济为后盾统一全中国。中国农业生产，北宋末可以养活1.34亿人，到明末可供养一亿五千万人，清末可供养超过四亿住民，可见农业之发达。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工商业最发达的时期。由于经贸发达，宋真宗咸平五年(1021年)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即使是传统的铜币，其年全盛时的平均铸币量也超过盛唐年间的二十倍。城市数量与人口不断的成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有1587个城镇，盛唐年间最高有1859个城镇，北宋末有逾1500个城市，晚明时最高有7500个城镇；清嘉庆末年有30000个；清末年有近40000个，并星罗棋布于全国各地，尤其集中于江南地区。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行号开始出现。同业与工商业者组成的“行”，自唐代起相当活跃，宋以后更发达。洛阳有120个行，南宋国都临安则有400多个行。明代时更发展成为同业工会，成为更有组织的商业团体。明代中后期之后，以同地域者组成“商帮”，遍布大江南北。商帮资本雄厚，并建立同乡会馆。著名的商帮包括安徽“徽帮”和山西“晋帮”。徽商狭其雄厚财力与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在教育、文化、艺术上均有杰出的表现，可谓“士商一体”，为中国有史以来首见的“儒商”。而“晋商”透过资本累积，涉足金融业务，形成十九世纪中国最具规模与影响力的金融体系“山西票号”，经营范围遍及全国。

工商业的发展伴随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宋代以后都市生活型态的转变包括作息时间延长、活动空间增加、休闲娱乐多元化等。在隋唐五代时期，多是白天进行商业活动，到北宋时，随着市民的生活型态改变，有在晚上进行，城市成为不夜城。南北朝与隋唐五代皆明确画分住宅区与商业区。到北宋时，祇要纳税，任何地区皆可设店营业。宋金元明清不再严格区分居住区与商业区。而勾栏与瓦舍则丰富了文化生活，其为杂剧团等专业表演场所。茶坊除了提供消渴及提供社交场所外，也结合民间艺人，表演说唱，丰富庶民生活。

宋元明清时期，宗教信仰日益世俗化。十二世纪中叶开始印度地区逐渐受到伊斯兰化的突厥人的入侵，导致佛教在印度的消失；中国地区受世俗文明成果影响，原始佛教风貌与精神同样瓦解消失，取而代之的汉化佛教已充满庶民俗世生活的人间兴味。这种现象从唐中叶就开始了。宋代以后，佛像雕塑产生写实的倾向，日益世俗化，更多反映俗世的景象。宋代以降，佛像不再具有六朝与隋唐之威严，原有的超自然想像力变得稀薄，已无太多宗教意味。人世生活的欢乐替代天国的信仰，实际真正的世俗生活替代了理想来世的祈求。佛学理论也日益世俗化，明末，佛学产生了“世事”即“佛事”的理论，俗世生活所经营的百工、百业都堪称“净业”。居官、治家，或是从事工商事业，都是“菩萨行”。

宋代以后，各种宗教在民间萌发出了许多新的教派。因此，宋代以后，不论佛教或道教，在教义上都表现出儒、释、道融合的现象；并同时开始撰写能阐释三教合一精神的新经典“宝卷”。“宝卷”把三教原有经典中深奥的语言与哲理通俗化，由于浅显易懂，对庶民教化的作用极大。另外一种工具则是“功过格”，其将道德行为量化，可以累积、可以功过相抵，并结合商业簿记的信仰形式，由于具体可行，效果显著，在民间长期广为流行。

戏曲发源于初唐，在宋代快速发展。到元代，则戏曲又称元杂剧。其又可分为短曲和杂剧。中晚明之后杂剧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以南戏发展的传奇。晚明时出现不少戏曲流派，有专讲音韵格律、也有偏重文采者。清前期，又有倾向兼顾舞台效果的改革，及重视时事题材者。到了清乾隆末期，乾隆帝召全国戏班入京，中又以“徽班”最闻名。至同治、光绪年间，发展成为“京剧”，取代传奇成为流行戏曲。

说唱艺术亦开始发展。说唱艺术是白话小说的前身，其艺术形式则源自于佛教的宣教活动。隋唐时，僧庙为向大众说明佛理，常采“变文”、“变相”的宣讲形式。到了宋代，由于经济的繁荣，这些行为也成为庶民的娱乐形式。说唱艺术发展到明代中叶，由口语艺术变成书面的文辞艺术。阅读对象有说唱家变为一般大众。剧本也由一般话本发展为完备的小说。由于小说是由话本演化而来，其大多内容丰富，重视情节，中晚明时，出现长篇小说创作的热潮，在一百年间出现了多达五六十部的小说。明代小说成就在于将话本作整理以供大众阅读，清代则多为出现许多文人独立创作。明清大量出版“绣像小说”，由于其图文并茂，大受欢迎，也将庶民文化发挥到极致。

相关图书

柳诒徵著《中国文化史》

八十万字。成稿于20世纪20年代，初为教学讲义，又在《学衡》杂志上陆续刊载，后以著作形式出版，主要版本有：1932年钟山书局全二册本；1948年正中书局全三册本；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下册全本。除此之外，还有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东方出版社等多种排印本、重印本。

该书规模宏大，流布甚广，引用资料自六经、诸子、二十五史、历代各家著述，旁及国外汉学家论著，兼涉近代杂志、报纸、统计、报告等无不详为搜集，各种史料多达600余种。举凡典章制度、文功武略、各派学说、文艺教育、民俗宗教、工商技巧、货币服饰、风土民情、特产建筑、图画雕刻之类，无不追本求源，究其发展，举其功用，论其得失。著作方法采取夹叙夹议，引进一段原始资料，随即一段评论，有史实有史观，以史立论，论从史出，探源溯流，援古证今，讲明当代典章文物，以达经世致用之目的。

由于作者亲睹清末政教腐败，对外国列强欺凌中国有切肤之痛，故蓄志阐明中国文化政教源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良文化传统，以增强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这是其撰此巨著所秉持的宗旨。

全书分为三编： 第一编自邃古以迄两汉，是为吾国民族本其创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成独立文化之时期；第二编自东汉以迄明季，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之时期；第三编自明季迄民国，是为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衰，而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依次输入，相激相荡而卒相合之时期。

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号劬堂，江苏镇江人，著名教育家、历史学家。代表著作有《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等。

张维青著《中国文化史》

张维青、高毅清著《中国文化史》全四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中国文化史》以4卷、10编、175万字的鸿篇巨制，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发展、演变的脉络与历程作了大致的梳理与勾勒，并用生动的事例加以论证解说。书中既有对中国文化宏观概貌的把握，也有对各个朝代政治、经济、军事、社会、风俗等领域文化成果的概述。

作者旁征博引，论古说今，参考大量西方文化史家的研究构设，提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史论研究框架，使这部著作站在世界人文高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度剖析。书籍装帧典雅考究，版式设计大方庄重，插图安排灵活得体，既具学术品位又富有艺术魅力。该书为两位作者历经6年的时间完成，具有学术性、创新性、综合性的特点，可谓近年来不多见的一套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力作。

吕思勉著《中国文化史》

书 名: 中国文化史

作　者：吕思勉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0-1-1

ISBN: 9787301158425

开本： 16开

定价: 28.00元

内容简介

《中国文化史》以专题的形式、科学的方法、清晰的条理、通俗的语言，讲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内涵。它把学术性和通俗性生动地结合起来，使读者对中国古代文化有深刻的理解，也能以古鉴今，对自己的行动有所启示，是一部不可超越的中国文化史经典读物，也是一部中国文化的说明书。

图书目录

绪论

婚姻

政体

兵制

刑法

实业

教育

学术

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