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诗，主要是指三大少数民族著名史诗，一是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二是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三是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内容简介 一、卷帙浩繁的巨制宏篇 二、民间诗神，雪域奇才)

《玛纳斯》史诗与柯尔克孜族史诗传统(作者 内容简介)

英雄史诗《江格尔》与“江格尔奇”(作者 内容简介)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

内容简介

作者：杨恩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研究员

藏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的民族，青藏高原是藏族人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千百年来，藏族人民创造了风格独具的高原文化，并世代传承，推陈出新。其中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创造、发展和光大的民间文化，是历史悠久、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中最可宝贵的部分。在藏族民间文化的宝库中，珍藏着一颗足以与世界文化精品相媲美的瑰宝，这就是藏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下简称《格萨尔》）。

这部史诗不但在中国境内的藏、蒙古、土、裕固、纳西等民族地区广泛流传，成为该民族文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还跨越国界，在比邻的蒙古国、俄罗斯的布利亚特、卡尔梅克、巴基斯坦、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流传。

一、卷帙浩繁的巨制宏篇

《格萨尔》堪称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至今，我们从史诗流传省区（包括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共搜集到各类手抄本、木刻本总数为289部，除去异文本约80部。就是说该史诗被文人记录书写成文字的定本约有80部，如果按保守的计算每部五千诗行、20万字计算，它的总数就有40万行、1600万字之多。实际上保存在艺人大脑中的史诗远比这个数字要大得多：扎巴（1903~1986）可以说唱42大宗，其中宗和小宗还未计算在内；85岁的艺人桑珠可以说唱63部，至今已经录音了54部，计2000多小时磁带；青海唐古拉艺人才让旺堆会说唱148部；青海果洛艺人格日坚参可以书写120部。仅按书面记录的40万行史诗计算，也已远远超过了世界上几个著名的史诗：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共有15693行诗；印度最长的史诗《摩诃婆罗多》也只有10万颂，计20多万诗行。

史诗以表现格萨尔王降伏妖魔、除暴安良、抑强扶弱，建立统一安定的社会为主题，为此描写了格萨尔率众进行的近百次大大小小的战争，连绵一二百年（有的部说格萨尔活了200多岁）。除频繁的战争描述外，史诗还广泛地涉及了藏族人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纵向涉及藏族数百年的历史，至少具有两次大分裂、大统一的历史背景。一是公元6世纪至8世纪的分裂征战到吐蕃王朝的统一；二是公元9世纪至公元13世纪的分裂割据至萨迦王朝的统一及归入元朝版图。横向则涉及方圆数千公里辽阔土地上的上百个邦国与部落。漫长的历史进程，繁复的邦国、部落间的关系，也只有宏篇巨制方能涵盖。

人们一般把《格萨尔》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开篇，内容为英雄诞生到赛马称王；第二部分也即征战部分，经历若干次大小战役，这是史诗的核心；第三部分为结尾，包括“安定三界”、“地狱救母（妻）”及返回天界。史诗对于第一、三部分似乎有着较强的规定性，艺人们对于这两部分的说唱出入不大，它们呈相对固定的状态。史诗的开放式结构主要表现在第二部分（中间部分），其呈现了部数的多寡、同部的繁简等差异。这一部分结构较为松散，部与部之间的联系不十分紧密。艺人只要将较为重要的部纳入其中，并接上首尾即可成为自己完整的体系。那些才思敏捷的艺人正是在这第二部分大显身手，除了说唱重要的大宗外，在各宗之间插入小宗，这些小宗并不是一次次独立的战争，可能是前面宗部的续尾，也可能是下一部战争的起因和铺垫。如是越分越细，宗部不断增多，篇幅也自然加长。另外也有一些艺人运用自己丰富的社会、历史、地理知识，加以巧妙的构思，创作出一些新的战争情节。这样，史诗的第二部分就会随着艺人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结构和篇幅。

创作这样一部结构庞大、气势宏伟的史诗，绝非少数人所能胜任，它是多少世纪以来藏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包容万千的开放式结构是一种最佳选择。它既有规定性的部分，又有可以自由发挥的空间，使说唱艺人可以游刃有余地进行创作与表演。这是《格萨尔》成为世界最长史诗的重要原因之一。

史诗中从天界诸神，到人间群雄、众妖直至阴间的阎罗鬼魅，总计有千数之众。至高无上的神各具形态，尽职尽责；人间的妖魔各霸一方，涂炭生灵；地狱中的阎罗小鬼则执掌人们在阴间的归宿，使人们备受轮回之苦。神、妖、鬼的形象自是独具特色，与众不同。然而史诗中着墨最多、塑造得最成功的还是人的形象，特别是主要人物－－－英雄格萨尔及其爱妃珠牡。

格萨尔作为天神之子投胎人间，历尽苦难之后，经过赛马而一举称王，成为岭国国王，从此开始了他完成人间使命的征程。在史诗中他被塑造成一个神、人参半的形象。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神的力量，他能够呼风唤雨，变幻无穷，从而降伏一切妖魔；同时，他又有着常人的一切特征，食人间烟火，有七情六欲，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血肉之躯，一位可亲可敬的英雄。

史诗《格萨尔》中人物形象刻画得最为生动、也最为成功的形象当推格萨尔王的妃子珠牡。“珠牡”已经成为藏族人民心目中美的代名词，她是一位集外貌美和心灵美于一身的人物。千百年来人们将人世间一切美好的赞颂之词都献给了珠牡这一人物，倾注了无限的爱心。

二、民间诗神，雪域奇才

《格萨尔》说唱艺人是史诗的创造者、继承者和传播者，他们与史诗本身均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藏族《格萨尔》说唱艺人一般被称为仲堪、仲巴，意为故事家，或精通故事的人，故事在这里就专指《格萨尔》。从目前调查的情况看，艺人可以分为五类，即神授艺人、闻知艺人、吟诵艺人、掘藏艺人、圆光艺人。

神授艺人。他们说唱的史诗叫“巴仲”，直译为从天而降的故事。这类艺人大多自称童年做过奇怪的梦，梦醒后不学自会，便开始说唱。说唱的内容、部数由少变多，逐渐成为一名艺人。他们梦的内容不外乎是《格萨尔》中的若干故事情节，或史诗中的一位神、一位英雄指示他们把说唱《格萨尔》作为终生的使命，于是梦醒后便遵照指示开始宣扬格萨尔的丰功伟绩。由于他们的认识局限，尚无法理解梦及梦的产生这一复杂的生理现象，遂依据传统观念，把梦中达成的故事归结为神佛的赐予，故自称为神授艺人。据笔者20世纪80年代的调查，当时约有26位神授艺人活跃在藏区，他们居住在西藏的那曲、昌都地区以及青海的玉树、果洛等地。如今，这些艺人大多已经辞世，目前尚有8位艺人在世，但已年老多病，不能完整演唱。

神授艺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记忆力超群。他们大多不识字，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却可以出口成诵，流利的说唱史诗一二十部，甚至几十部、上百部。这些史诗的篇章就贮存在他们的大脑中，听众想听哪一部，艺人就可以像从数据库中自由提取信息一样，把指定的部分唱出来。著名的西藏边坝艺人扎巴不识字，却可以说唱42部，至1986年他去世时，西藏大学已将其说唱的26部录了音，共计998小时录音磁带。目前还健在的85岁的桑珠艺人，出生在西藏藏北的丁青县，一生浪迹高原以说唱史诗为生，后定居在墨竹工卡县，他自报会说唱63部，至今由西藏社会科学院录音54部，2000多小时磁带。此外，唐古拉艺人才让旺堆会说唱148部等。这些目不识丁的民间艺人真正无愧于鲁迅先生所冠予的“不识字的作家”的称号。这些艺人是史诗的负载者，是史诗得以保存至今的知识宝库，没有他们世代的创造与传唱，就没有今天的史诗。

二是均称少年做梦，梦后开始说唱。甚至有的艺人至今仍在不断做梦，其说唱的史诗来自延续不断的梦。他们大多生活在祖传艺人家庭或《格萨尔》广泛流传地区，不少艺人的祖辈或父辈就是说唱艺人，他们正是在家庭或史诗说唱环境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成为艺人的。他们均具有较特殊的生活经历，在旧社会艺人地位十分低下，生活极端贫困，他们为生活所迫，以浪迹高原说唱史诗为生。为此，他们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在与其他艺人的交流中，其说唱的史诗也得到了充实和提炼。为此，神授艺人成为史诗说唱艺人中最杰出的艺人。

闻知艺人。藏语称为“退仲”，意为闻而知之的艺人，他们是在听到别人的说唱后或看到了《格萨尔》的本子后，才会说唱的。这部分艺人约占艺人总数的一半以上。他们多者可以说唱三四部，少则一二部，有的只是说唱一些章部中的精彩的片段。闻知艺人生活在史诗流传地区，对于《格萨尔》在藏区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吟诵艺人。藏语称为“丹仲”，意为照本说唱的艺人。顾名思义，他们都具有阅读藏文的能力，其诵读的依据多为群众中广泛流传的手抄本、木刻本。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近20年来，大量出版的铅印本《格萨尔》成为他们诵读的依据。由于照本宣科，他们在说唱内容上基本是千篇一律的，为了得到群众的喜爱，便在曲调上下工夫。丹仲除继承了史诗传统的说唱调式外，还汲取了藏族民歌曲调的精华，使史诗的说唱曲调更加丰富多样，趋于系统化。如在玉树地区，就有大约80种不同的曲调流传。吟诵艺人主要居住在交通较为发达、藏文普及程度较好的地区。随着藏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会有更多识藏文的年轻史诗爱好者加入到吟诵艺人的行列。

掘藏艺人。藏语称为“德尔仲”，意为发掘出来的伏藏故事。掘藏是藏传佛教宁玛派的术语，他们尊奉莲花生所传的旧密咒，具有将前人埋藏的伏藏经典挖掘出来并继承的传统，并称这些可以发掘伏藏的人为掘藏师。宁玛派把格萨尔王看作是莲花生和三宝的化身，因此信仰格萨尔，于是就出现了发掘《格萨尔》伏藏的掘藏师。掘藏艺人目前为数不多，主要居住在宁玛派广泛传播地域。

圆光艺人。藏语称为“扎巴”，意为占卜者。圆光本为巫师、降神者的一种占卜方法。据说圆光者可以通过铜镜看到常人看不到的图像或文字，然后据此进行占卜。而圆光艺人则是借助咒语，通过铜镜“看到”史诗的文字，然后抄写下来。20世纪80年代笔者在西藏昌都地区类乌齐县曾采访圆光艺人卡察扎巴（已辞世），此后，未见其他圆光艺人。

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古老的史诗传统正在受到冲击。近年来，说唱艺人锐减，史诗的口头传统正在逐渐被书面传播所替代，因此，有效地保护这一濒危的说唱传统，使其得到延续、传承，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自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的建立及创制藏文起始，至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经1300余年。而对于公元7世纪以前漫长的藏族史前史，人们了解的就十分有限。近些年来，考古学家在青藏高原陆续发掘了一批属于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及铜器时代的墓葬，为了解古代藏族社会提供了重要资料。然而要了解藏族古代社会的社会结构、经济与军事形态、思想道德、意识观念、民间风俗习惯以及语言、文学、艺术等，仅凭考古资料还远远不够，仍需仰仗更多的文化遗存。藏族人民长期共同创作并代代相传的大量口头文学作品，即可以为我们提供有力的佐证。其中《格萨尔》是一部难得的珍品，它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古代藏族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正是由于它所具有的多学科价值，无愧为“具有永久价值的全民族的经典”（黑格尔语），被人们称之为藏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英雄史诗《格萨尔》深深扎根于藏族民间文学的沃土，继承了藏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又为后世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百花园中一朵璀璨的奇葩，是藏族人民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令人欣慰的是，2006年《格萨尔》已经被列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从此揭开了史诗抢救与保护的新篇章。

《玛纳斯》史诗与柯尔克孜族史诗传统

作者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研究员 文学博士 柯尔克孜族

内容简介

柯尔克孜族是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在我国第一部史书《史记》中就出现了关于他们的记载，至今已经超过两千多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他们的祖先曾经创造的物质文化遗产被战乱、迁徙、自然灾害等吞灭，但其古代思想文化和精神财富的基因却留存在他们的口头传统之中。柯尔克孜族是最善于用口头艺术表达自己的思想、历史、文化的民族。口头演唱史诗、口头说唱部落谱系、表演民歌活动是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化的精华，其中令人叹为观止的近百部口头史诗更是他们引以为自豪的非物质文化财宝。这些史诗大多数属于典型的英雄史诗，可以说沉淀了柯尔克孜族民族精神文化的精粹。其中，从19世纪开始就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得到各国学者研究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的就有《玛纳斯》《艾尔托什图克》《库尔曼别克》《阔交加什》《布达依克》《加尼西和巴依西》等十几部，每部史诗都堪称是民间口头文学的经典。这些史诗每一部都在万行以上，而且其中有很多史诗到今天依然在民间得到传唱。

英雄史诗《玛纳斯》堪称典范，它由《玛纳斯》《赛麦台》《赛依铁克》《凯耐尼木》《赛依特》《阿斯勒巴恰与别克巴恰》《索木碧莱克》《奇格台》等八部构成。史诗以玛纳斯及其七代子孙的英雄业绩为主线，反映了柯尔克孜族人民抵御外侮，保家卫民的英雄主义精神。史诗涉及了古代柯尔克孜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历史、哲学、美学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它不仅是研究古代柯尔克孜族的百科全书，而且是一部研究我国北方乃至中亚民族关系史、文化史的重要口头文献。“玛纳斯”是第一部史诗的英雄主人公的名字，同时也是整部史诗的总称。史诗的雏形产生于10世纪左右，经过漫长的口耳相传，到16世纪逐渐定型为今天这样规模宏大的史诗杰作。《玛纳斯》史诗是典型谱系式衔接的英雄史诗，它除了在我国新疆柯尔克孜族中流传之外，还在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各国流传。其中，从吉尔吉斯斯坦搜集的文本包括史诗前三部的内容，而我国搜集的内容则包括八部。

千百年来，《玛纳斯》史诗在以演唱这部史诗为职业的民间口头艺人“玛纳斯奇”的不断演唱、加工之下逐步完善和提高，最终成为今天规模宏伟的史诗杰作。“玛纳斯奇”在柯尔克孜族语中是“专门演唱《玛纳斯》史诗的人”。我国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对这部史诗开展了大规模的搜集、记录、翻译和研究工作，共发现80多位能够演唱《玛纳斯》的各种篇幅的史诗歌手，记录的文本资料超过上百万行。出生在我国新疆阿合奇县的“玛纳斯奇”居素普·玛玛依是目前健在的世界上唯一一位能够演唱史诗八部完整内容的演唱大师，被国内外学者誉为“当代荷马”、“活着的荷马”。他所演唱的史诗八部的内容共计232165行，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14倍多。从1961年开始，他先后将《玛纳斯》演唱三次，目前其唱本已经出版了柯尔克孜族文和吉尔吉斯文两个版本，有很多典型章节已经有了汉文版。汉文全译本可望在年内出版。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的很多精彩片断还被译成英文、俄文、土耳其文、日文、德文等，在国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史诗被认为是柯尔克孜族精神文化的巅峰，是柯尔克孜族千百年来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在千百年的传唱过程中，经过各个时代玛纳斯奇们的雕琢加工，日臻完美，并在不同的玛纳斯奇口中产生了具有不同的演唱风格的唱本和变体，而且在不同地区形成了不同的演唱流派。

《玛纳斯》史诗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通过德裔俄国学者拉德洛夫和哈萨克民族志学家巧坎·瓦里汉诺夫逐渐被学术界所认识和了解，并开始得到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玛纳斯》学”。我国的“《玛纳斯》学”也已经初具规模，在资料搜集、文本出版以及研究方面均已取得巨大成就，引起了国际同行学者的关注。已经出版的居素普·玛玛依唱本八部的柯尔克孜文版和艾什马特演唱的史诗第二部《赛麦台》在国内外引起轰动，郎樱的《玛纳斯论析》《玛纳斯论》等系列论着，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和托汗·依萨克合写的《〈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评传》，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的《〈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曼拜特的《〈玛纳斯〉的多种变体与说唱艺术》等出自我国学者之手的学术成果奠定了我国“《玛纳斯》学”的基础，标示着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

英雄史诗《江格尔》与“江格尔奇”

作者

斯钦巴图，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 文学博士 蒙古族

内容简介

《江格尔》主要流传于中、蒙、俄三国卫拉特蒙古人中。这与历史上卫拉特蒙古人的迁徙足迹密切相关。所谓卫拉特蒙古，就是在内蒙古和外蒙古之西，居住在阿尔泰山周围的蒙古。卫拉特是森林部落之意，也译作林木中百姓。历史上著名的准噶尔汗国，就是西蒙古各部建立起来的。当时属于卫拉特的各部落有土尔扈特部、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辉特部等等。18世纪50年代，清军击溃和消灭准噶尔汗国时，杜尔伯特等部向东迁徙，现今蒙古国西部的卫拉特人，就是他们的后裔。17世纪初，土尔扈特部向西迁徙到伏尔加河流域；1771年，居住在伏尔加河东岸的部分卫拉特人回归阿尔泰故乡。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土尔扈特东归。原本打算伏尔加河结冰以后两岸的全体卫拉特人全部东归，但是那年冬天天气特别暖，都到春节了河水还不结冰，而沙俄也开始警觉起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汗果断决定带领东岸的人民回归家乡。现今生活在新疆各地的卫拉特蒙古人之大部分，是他们的后裔。而留在伏尔加河西岸的那部分，形成为现在的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的卡尔梅克人。

我国新疆卫拉特地区，是《江格尔》的故乡。但最先被发现和记录的不是新疆《江格尔》，而是俄罗斯卡尔梅克《江格尔》。1802~1803年间，德国旅行家贝尔格曼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中发现、记录并发表了《江格尔》两部长诗之转述本，由此揭开了《江格尔》史诗搜集、整理、出版和研究的序幕。从那时到现在，《江格尔》学研究已经有了整整200年的历史。其间，从俄罗斯联邦境内搜集出版了《江格尔》31部独立长诗的数十种异文；从蒙古国境内搜集出版了《江格尔》不同异文25种；而从我国新疆的卫拉特蒙古人当中则搜集出版了70部独立长诗的近200种异文。与此同时，《江格尔》研究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专门研究课题。

《江格尔》是一部以主人公江格尔的名字命名的史诗。她热情讴歌了以圣主江格尔汗为首的六千又十二位勇士，歌颂了他们为保卫以阿尔泰圣山为中心的美丽富饶的宝木巴国，同来犯的形形色色凶残的敌人进行的英勇而不屈不挠的斗争。与世界其他著名的史诗相比，《江格尔》有其独特的结构。许多民族的史诗是以连续的故事情节为主线贯串而组成的，而有的英雄史诗则以英雄人物的活动为主线，《江格尔》就属于后者。其特点是，它的各个章节都有一批共同的英雄人物形象，以此作为有机联系构成它的结构体系。以江格尔汗为首的洪古尔、阿拉坦策吉、古恩拜、萨布尔、萨纳拉、明彦等人物及其英雄事迹始终贯串各部长诗，这就使数十部长诗统一成为一个规模宏大的《江格尔》史诗集群。除了少数几章外，《江格尔》的各部长诗在情节上互不连贯，各自像一部独立的长诗，并作为一个个组成部分平行地共存在整个英雄史诗当中。这种结构，国内学界已经习惯于称作“并列复合型英雄史诗”。除了这种总体结构外，《江格尔》的各个长诗也有自己的情节结构。它们都由序诗和基本情节两个部分组成。序诗以静态描写手法介绍江格尔及其家乡、人民和众勇士，基本情节部分则以动态叙事描写英雄们惊心动魄的业绩。

演唱英雄史诗《江格尔》的民间艺人，蒙古语叫做“江格尔奇”。江格尔奇是《江格尔》这部不朽的英雄史诗的保存者和传播者。江格尔奇有业余的、职业的、世家的和御前的几类。演唱《江格尔》时，一部分江格尔奇会弹奏叫做陶布舒尔的一种三弦弹奏乐器来伴奏，而另一些江格尔奇则不会弹唱。然而，江格尔奇都是一些民间表演艺术家，不管他们是弹唱还是清唱，他们都能以极度夸张的面部表情、富于变化的身体姿势、意想不到的手势、高低交替的声音、快慢不同的语速、优美的诗歌、幽默的语言还有那令人陶醉的故事来紧紧抓住人们的注意力。据传，在17世纪初新疆土尔扈特部有一位江格尔奇叫做土尔巴雅尔。他从小练习演唱《江格尔》，每学会一部长诗，就往怀里放进一块石头，久而久之，他演唱《江格尔》的本领达到了超凡脱俗的境地，并成为一名著名的江格尔奇，此时他怀里的石头也达到了70块。王爷听他的演唱后很高兴，赐予他“达兰·脱卜赤”称号，意为会演唱《江格尔》70部长诗的史诗囊。据传，后来清乾隆皇帝得知他的事迹，于1771年正式追封土尔巴雅尔为“达兰·脱卜赤”。

出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