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自宿迁而下，河博而流迅，治法宜纵之，必勿堤。宿迁而上，河窄而流舒，治法宜束之，亟堤可也。又徐邳水高而岸平，泛滥之患在上，宜筑堤以制其上。河南以堤治，是灭趾崇顶者也。徐邳以埽治，是摩顶拥踵者也，其失策均也。

作品名称：治河杂论

创作年代：清代

作品出处：清经世文编

文学体裁：论述文

作者：张伯行

题材：治河方法

河堤之法有二

治漕有八因

四防

河决之患有二

注释

张伯行介绍

河堤之法有二

有截水之堤，有缕水之堤。截水者，遏黄水之性而阻之者也，治水者忌之。缕水者；顺河之势而束之者也，治水者便之。夫水之为性也，专则急，分则缓。而河之为势也，急则通，缓则淤。若能顺其势之所趋，而堤以束之，河安得败?惟河欲南而截之使北，欲合而截之使分，以逆天地之气化，而反天地之血脉，河始多事也已。�

河南属河上源，地势南高北下，南岸多强，北岸多弱。夫水趋其所下，而攻其所弱。近有倡南堤之议者，是逼消极因素使北也，北不能胜，必攻河南之铜瓦厢，则径决张秋。攻武家坝，则径决鱼台，此覆辙也。若南攻不过溺民田一季耳，是逼之南决之祸小，而北决之患深。�

治漕有八因

因河之未泛而北运，因河之未冻而南运；因风之南北为运期；因河之顺流为运道；因河安则修堤以固本；因河危则塞决以治标；因冬春则沿堤以修；因夏秋则据堤以守。是谓八因。有三策：四月方终，舟悉入闸，夏秋之际，河复安流，上策也；运艘入闸，国计无虞，黄水啮堤，随决随补，中策也；夏秋水发，运舸渡河，漕既愆期，河无全算，斯无策矣。是为三策。五行之胜，金圆、木直、水曲、火锐、土方。夫水之不可使直，犹木之不可使曲也。黄河九折而入中国，每折千里，此西域之河耳，亦折之大者耳。若自三门七津而下，由安东入海，仅仅二竿千里而强，不知几百折也。故能盘旋停蓄而不泄，若人之肠胃然。丹田以上多直遂，丹田以下多盘曲，然后停蓄而注于膀胱，否则径泄气射毙也久矣。黄河之在西域，丹田而上者也；流入潼关，丹田而下者也。故入西域，折以千里计，入潼关，折以数十里计，是注膀胱之势也。每折必扫湾，在河南制之以埽，在徐邳之制以堤，吾谨备之耳。若恶其埽湾必导之使直，是欲直肠胃使从管达膀胱也，岂惟人力不胜之，倾岩急泻，是谓敝河，故大智能制河曲，不能制河填者，势也。

黄河险工，当以头年下埽，为次年之防，一年积料，为两年之用，则桑土早备，阴雨无虞矣，慎之哉。

黄河非持久之水也，与江水异，每年发不过五六次，每次发不过三四日，故五六月是其一鼓作气之时也，七月则再鼓，而八月则三鼓且衰矣。故万一河势虚骄，锐不可当，我且避其锐气，固守要害，如河南之铜瓦厢，山东之武家坝，徐州之曲头集，布阵严整，三守四防以待之。而姑以下要豁之地委而尝之，以分弱其势，持之稍久，水势渐落，复将所委之堤，随缺而随补之，刻期高厚，勿令后水再由。如此则河之攻我也有限，我之安河也无穷。

四防

四防中，风防尤宜慎之。房村决，风涛鼓击不已，黄吕梁以巨舟四十，障于决口，风涛遽静，亦奇事。然河堤千里，舟不及也。古有黄河风防之法，如遇水涨，涛击下风堤岸，则亦秫秸粟藁，及树枝划蒿之类，束成捆把，遍浮下风之岸，而系以绳，随风高下，巨浪岂能排击藁束，且以柔物，坚涛遇之，足杀其势，堤且晏然于内，排击弗及，丁夫却于堤外培土，此风防之要法也。捆藁仍可贮为卷埽之用，盖有所备而无所费也。�

河决之患有二

如上有所决，下无所泄者，曰溢快，不必斗水抢筑，俟涨落水出，直塞之耳。若上决而下泄者，曰通决，此不可少需，抢筑可也。否则流冲势泄，恐成河身，则正河流缓而淤矣。余于房村，以抢筑法施之，正河即安。�

潘公曰：“多穿漕渠，以杀水势，此汉人之言，然特可言秦晋以上之河耳。若入河南，水汇土松，大穿则全河由渠，而旧河淤；小穿则水性不趋，水过平陆耳。夫水专则急，分则缓；河急则通，缓则淤。治正河，可便分而缓之道之便淤哉?今治河者，第幸其合，势急如奔马，因而顺其势，堤防之约束之，范我驰驱，以入于海，淤安可得停?淤不得停则河深，河深则水不溢，亦不舍其下而趋其高，河乃不决。”愚按多穿漕渠以杀水势，但不可施之于黄河耳，凡清水之河，皆可用之。骆马河之下为中河，则中河可以多穿漕渠也。洪泽河之下为周家桥、翟家坝、高良涧、古沟、高家堰、武家墩，则周家桥、翟家坝等处，皆可穿漕渠也。仍宜各设闸座，水小则闭闸蓄水以敌黄，水大则开闸放水以溉田，可以除水之害，可以资水之利，一举而两得也。武家墩之下为运河，亦宜多穿漕渠以杀水势，可以溉民田，而运河可免泛滥冲决之虞。凡可以穿漕渠之年皆宜建闸，其下皆宜水田，仍令地方官兼管水利事，如同知通判及县丞主簿之类皆可兼之，则民生既可以资水之利，而河道亦可免泛滥冲决之患矣。

注释

〔注〕选自《清经世文编》卷一○一。作者张伯行(1650-1725)清仪封(今兰考)人，字孝先，康熙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著有《正谊堂文集》等。

张伯行介绍

张伯行（1651—1725），河南仪封（今兰考县东）人，清朝康熙年间著名的清官。他由县学生中举，再成进士。中进士后又返乡朝夕读书不辍。数年后赴吏部再试，补授内阁中书，历任中书舍人、济宁佥事道、江苏按察使、福建巡抚、江苏巡抚、仓场侍郎、户部右侍郎、礼部尚书。他居官清正廉明，康熙皇帝称赞他为“天下清官第一”。他的最大特点是勤于供职，造福于百姓，而对金钱毫无染指。他疾恶如仇，从不与贪官污吏为伍，而且敢于抵制上司的横征暴敛。他有一句名言：“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二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正因为如此，他受到总督噶礼一伙人的嫉恨。在举荐清官时，上司无一人推举他，而康熙皇帝却亲自推荐他。他在离开江苏任时，百姓沿途相送，并称赞他：“任官数年，止饮江南一杯水”。而当时“天下言廉吏者，虽隶卒贩负皆知称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