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供给即是制度的生产，它是对制度需求的回应。制度可能由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出来，也可能是逐步演化而自发形成的，这两种不同的制度供给方式有不同的特点。设计创造的制度是正式制度，逐步演化的制度是非正式制度。

制度供给就是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而提供的法律、伦理或经济的准则或规则。从制度的影响范围来看,制度天生就存在外部性问题,制度安排也常常被看作是一种“公共产品”的供给。通常,并不将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特意地区分开来,毕竟制度变迁是在制度需求与供给的相互影响下得以实现的,因此对制度供给的研究必须放在制度变迁的“需求一供给”的分析模式中来进行。

　　　　 制度供给的经典理论

有关制度变迁理论的开创性工作是由诺思完成的,而从制度供给的角度来分析制度变迁问题的第一人是拉坦。但为他们打下坚固理论基石的人物则是科斯。虽然前人的研究基本上是从制度需求的角度来分析制度供给问题,但从需求与供给的辨证关系来看,对前人文献进行回顾,不仅有利于重新探讨分析制度问题的角度,寻找制度供给理论的历史渊源,而且有助于澄清理论中的谬误,把握演进的方向。

科斯是较早运用“成本-收益”框架研究制度与制度变革的学者之一。他在1960年《法学与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率先运用“交易费用”范式对经济活动中的制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在他看来,任何一种制度安排的出台,即使是无摩擦成本的极端情况,均需仔细地斟酌其成本与收益的对比,而产权制度的确立则为成本收益的计算找到一个现实的承担实体与面向未来的激励机制,只有当新的制度安排带来的收益超过新制度产生的成本或者旧制度安排的成本高于新制度安排的成本时,制度供给才可能发生。这个分析确认了交易费用在影响制度安排的选择中的重要地位。

拉坦1978年将技术变迁的研究方法引进到自己的制度变迁理论中,运用科斯的思想,从供给的角度填补了制度变迁理论的空白。他指出,之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从未试图建立过制度供给的理论,并批评仅从需求的角度来研究制度变迁理论的片面性。在他看来,制度变迁的供给依赖于两个因素:知识基础与创新成本,“当社会科学知识和有关的商业、计划、法律和社会服务专业的知识进步时,制度变迁的供给曲线就会右移”。[8]但仅有知识的积累还是不够的,有时制度设计与实施成本的高企足以扼杀制度创新于摇篮之中。拉坦等进一步提出了国家作为“官僚”企业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他们认可政界人士的利益追求,并将其边际成本与收益融入到制度供给的分析框架之中。由此可以推断,当预期收益超出预期成本时,政界企业家将有足够的动力运用诸多政治手段来推动制度创新的供给。更为重要的是,在制度创新的进程中,存在着社会、个人、政界企业家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多次的多重的利益博弈,使得制度的供给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

道格拉斯.诺思是制度供给理论的集大成者。

他在与戴维斯共同撰写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首次运用“制度一认知”的范式对制度变迁的需求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3]之后在继承拉坦等人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多本著作的出版,提出了制度供给分析框架,[2]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了自己的制度变迁理论。

他的分析思路是:相对要素价格的变化和个人偏好的改变会诱使外部利益出现,从而形成制度变迁(供给)的需求动力,而效用标准的改变(缘于利益结构的调整)、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以及文化的影响会促使个人偏好的移动,帮助形成制度变迁(供给)的义理动力。但制度供给的进程需要供给主体来推动。

显然,主体的知识结构与对影响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的认知决定了制度供给的实际状况。考虑到个人主体认知的局限性以及无法避免的“搭便车”行为,诺思把国家纳人到制度供给的范式中,把其看作是制度供给的“第一行动集团”,认为国家出于自身的利益追求,会通过为社会提供“服务-保护”以及借助手中的行政力量来促进部分或根本的制度创新。诺思为解决个人选择中的利己与利他之间的矛盾,又提出意识形态假说,试图以此来凝结社会的集体行动意志,润滑制度变迁的艰难进程。他还提出了“路径依赖”理论来解释不同国家的制度变迁差异。他认为,一个国家现行的制度决定了制度变迁(供给)的成本与收益的对比,最终会左右未来的制度演变路径。他还尝试从总体上来分析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与实施机制对制度供给的影响。

通过对经典理论的回顾可以看出,自科斯到拉坦再到诺思,制度供给理论日趋完善的历程中一直隐含着两条演变脉络。第一条脉络规定了理论的主要研究思路,即“制度人→契约关系的联结(组织)→交易费用→清晰的私人产权→外部性收益的存在与”搭便车“行为的克服→制度变迁”。显然,这一思路以个人为研究主体,重视个人在制度供给中的主导地位,强调私人产权制度对制度创新的决定性影响,推崇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决策过程,但也不否认制度供给过程中存在着“集体行动”选择。第二条脉络则重视对影响制度变迁(供给)的扰动因素的分析。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传统思路,个人基于自利的原因会自发进行制度创新,但“搭便车”行为等现象的存在严重干扰了制度变迁的进程与方向。为解决这一问题,无论是科斯的“成本-收益”范式还是诺思的扩展分析框架,均注意将道德意识对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作用囊括在内,尤其是诺思更强调通过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催生制度内的激励,期望经济主体更多从利他与自利相容的角度,来推动制度供给。当然,应该看到,诺思把意识形态对个人、集体行为的决定性作用看作是单向的、渐变的,而忽视国家、统治集团对意识形态所可能采取的突变式调整的效应。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经典的制度供给理论属诱致性制度供给理论,其对法制健全与产权制度的要求,削弱了该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供给问题的解释力。而诺思将国家、意识形态等因素引入到现有的制度供给模型中,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