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正常退休叫作“致仕”，古人还常用致事、致政、休致等名称，盖指官员辞职归家。源于周代，汉以后形成制度。

解释

唐代(调节官员进出口 以礼致仕 造成贫富悬殊)

解释

一般致仕的年龄为七十岁，有疾患则提前。官员以何官称致仕，致仕后的俸禄数目及是否朝见等待遇，与其原官品、功绩及皇帝的恩宠程度有关。也称“休致”。《尚书大传.略说》：“大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郑玄注：“所谓里庶尹也。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后汉书.郑均传》：“议郎郑均，束脩安贫，恭俭节整，前在机密，以病致仕，守善贞固，黄发不怠。”宋王禹偁《高闲》诗：“更待吾家婚嫁了，解龟休致未全迟。”《宋史.欧阳修传》：“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 明 黄道周《节寰袁公传》：“天子犹念公(袁可立)海上劳，予加衔致仕去。”

唐代

调节官员进出口

唐初控制官员队伍规模，一方面是通过“律”，即法律约束，把编制问题作为立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太宗时，中央政府文武官员曾精简到643人，后定制为730人。而至玄宗时，机构逐渐臃肿，国家机构职官总数为18805人，其中内官2620人，外郡县16185人。另一方面是通过“礼”，即道德手段，其主要方式是官员致仕。唐代要求官员年老致仕，形成礼法上的约束机制；同时提供诸多政治、经济和生活待遇，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对致仕官员，唐代统治者表现出了较好的尊重态度，从而形成一种致仕荣耀、知止求退的社会风气。因此，在唐初和盛唐以前，官员致仕制度的正常运行，使官员队伍的新陈代谢情况比较正常，官员“进出口”大致平衡。

以礼致仕

按照封建礼法，官员欲退，则皇帝必称社稷所倚而加以挽留，官员则以不能阻塞后人予以坚持，反复数次之后，皇帝不再勉强，以优厚待遇让官员回乡安度晚年。对老而无用的官员优待致仕，体现的是皇帝的恩赐；不愿意尸位素餐，全身而退，体现的是官员的道义。所以，“君以恩御臣，臣以义事君，贪以是息，而让以是作。”这种和谐融洽的君臣关系对巩固统治基础非常重要。唐初君臣关系比较融洽，得益于致仕制度的正常运行。如贞观二十年，长孙无忌要求解免太子太师之位，太宗不许。二十三年，高宗即位，坚持要求辞去职务，以地震请求逊位，高宗不许。永徽三年，以天下大旱上书请求辞职，高宗频降手诏，敦谕不允。君臣之间就这样反复请辞和回绝，显得客气有礼。

但这种自行申请、以礼致仕的制度，也给那些驽马恋栈的官员提供了可乘之机。宣宗大中十二年，年满八十的太子少师柳公权，率领百官上朝，步行至大殿之下，力不能支，竟将皇帝尊号“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误称为“光武和孝”，遭到御史弹劾，罚一季俸。“世讥公权不能退身自止”。这种情况任其发展的结果，一方面会导致群臣对君王纵容和姑息不按时致仕者的不满，同时也难免使君主对臣下产生猜忌。唐末杨复恭拒不接受致仕诏令，指使手下杀害来使，就是由执行致仕制度直接引发的君臣之间的严重对立，这种对立削弱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

造成贫富悬殊

唐代致仕官员待遇优厚，造成官民之间极大的贫富悬殊。致仕官员从九品到一品，他们的土地收入和俸禄收入相当于一般丁男家庭的2.5到60倍和5.6到114倍(唐代丁男家庭年收入不足20石)，这意味着官民之间经济上的超乎寻常的不平等。唐代统治者为了笼络官员，造成了官民之间经济上的尖锐对立，影响了上层建筑的稳定。同时唐代致仕制度在“安史之乱”后的逐渐废驰，使官员队伍膨胀，直接加重了农民负担。唐代官员在高峰时和民户数之比为26.6/万，和民口数之比为4.54/万，均高于之前的两汉和之后的元明清时期。

唐代致仕制度对官僚机构和君臣关系的影响，尚属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往往可以通过各种手段相互妥协、相互调整，但致仕制度对官民关系的负面影响则是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封建阶级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