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敬璞（1918除夕-1990.10.22），出生于南京市浦口。籍贯江苏铜山县 房村镇小赵庄。1936年底，在徐州市新新中学高中一年级时因参加“西安事变”学生运动被开除。1937年5月离家出走到太原考取山西国民师范军政训练班。1937年6月，集体参加牺盟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抗战爆发后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为决死一纵队三大队八连队员。1937年10月被派往长治县任人民武装自卫队副总队长。1938年2月，调回决死一纵队三总队工作，此时虽不是党员，但由于组织信任，担任了一营一连指导员。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到1940年期间，任团政治处组织干事，代教导员。阎锡山发动攻击新军的“十二月政变”后，为充实部队，新军游击一团与决死三总队合并为八路军新军第25团，调任连指导员。1940年2月调任八路军太岳纵队青年知识分子训练队（简称青训队）任指导员。1940年秋，青训队与太岳纵队教导大队合并，调任指导员、组织干事、大队总支书记（教导员）。1943年3月，调任军分区巡视组长。1945年2月任八路军太岳一分区第38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上党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结束，为执行中央抢占东北的战略决策，太岳军区组成太岳支队（五个干部团）赴东北。任干部团副政委（政委未到任）率部于1945年10月出发。途径洮南车站时遭到当地政治土匪的围攻遇险，顽强抵抗坚持一昼夜，得到白城子军分区和苏联红军驻军的支援，始得脱险。1945年12月抵达嫩江军区后，任警备二旅四团政委，该团有关内老八路的五个整连，形成二旅的主力。解放战争期间，在龙江、景星、甘南等地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剿灭土匪，先后任东北骑兵二团、骑兵一团政委。1948年4月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巡视团巡视员、组织部干事。四野打到广州后，任第15兵团直属政治处副主任。在广州与同在兵团直属政治处的李燕结婚。1950年7月，在广州的15兵团领导机构与在河南的第13兵团领导机关对调，兵团机关北上组成东北边防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任志愿军司令部直属政治处政委、直属政治部主任。1956年5月离开朝鲜回国。1957年8月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4系（装甲兵系）政委兼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所政委。1960年6月调任第二机械工业部九局（核武器局）的第一任专职党委书记，在青海实地领导原子弹研制工作，直到1962年10月因肺结核病情恶化，医生诊断有肺穿孔的危险，才离开青海，住院治疗。1964年10月，调任二机部三局（核地质局）党委书记，所领导的核地质战线，职工多达3、4万人，工作地区艰苦，队伍分散。文革初期，因抗战时期的山西新军的革命经历而靠边站停止工作。1969年秋，获得解放。1971年2月，重新工作，任二机部办事组（办公厅）组长，部党组成员。1973年初去四川地区的九院解决问题。1974年二机部恢复机关的司局建制，任九局局长，后任副部长兼军工局局长，1982年12月离休。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颁发的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赵敬璞是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邓稼先和赵敬璞找核弹

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最后一个年头，我国在戈壁滩上的一次空投核弹过程中，因降落伞没有打开而出现了事故。在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的倒计数之后，核弹本来应该飘到预定的空中爆心处，可是核弹却从高空直接摔到了地上，天空没有出现蘑菇云。虽然这是一次偶然的事故，但是弄不好会引起严重后果！核弹哪里去了？它还可能炸吗？是不是在预定范围内炸？或者已摔碎了，不会再炸？那核弹片的放射性污染在哪个地区？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指挥部立即派出100多名防化兵去寻找，由于偏离预定的爆心处很远，始终没有发现核弹的痕迹。但这是一件不能不了了之的事情。人们都记得日本广岛、长崎在遭受原子弹袭击后留下的惨景。哪个国家也不能在自己本土上来这么一下。

“文革”中周恩来总理和几个老帅就多次说过，降落伞是个大问题，一定要保证降落伞能打开。可是恰巧就这一次，没有打开。

许鹿希说:“因为我在1987年仔细问了当时二机部赵敬璞副部长，所以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马兰有一个机场，飞机是从马兰飞上去的。这个核弹是从飞机上投下来，飞机飞得非常高。因为那个核弹不能扔在马兰，马兰是有人住的地方，要扔在完全没有人住的罗布泊，扔到罗布泊的天上，在罗布泊的天空中有一定的高度才能爆炸。爆炸以后当时算好了蘑菇云应该在哪儿，蘑菇云应该往哪儿飘，要对我们国内没有任何害处。

这里唯一保密的就是飞机的高度到现在还不能说。

飞机扔核弹，那个核弹必须得挂着降落伞飘，要是不挂降落伞的话，一扔出来核弹就爆炸，飞机就完蛋了，所以必须得算好降落伞怎么飘，风向是多少，飘到一个爆心再爆。

这次糟糕的就是降落伞没有打开，很多人不理解，说降落伞怎么还打不开？普通人用的降落伞是好打开的。核弹是一吨重，你算算，比平常那个大差不多20倍。神舟六号的降落伞展览过，很大的，从这头到那头，巨大展厅的楼顶整个都是。1979年用的那么一个降落伞没有打开，飞机扔出来这个核弹从高空一直掉下来，直接摔到地面，就给摔碎了。

可是这次的核弹，是邓稼先签的字。邓稼先签字就表明说向国家保证这个弹是成功的，所以他决定自己亲自去找，许多同志都反对他去。陪他一块去的就是当时(二机部)的副部长赵敬璞。他们俩一块坐上吉普车去找。这时候基地的一位领导说‘老邓你不能走，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这位基地的领导叫陈彬，邓稼先听后心中激动不已。他此时被一群生死与共的同志的真挚情感所打动，但他已不可能听这位将军的劝告了。核燃料放射性钚 239，在大自然中的半衰期是24000年。如果侵入人体，极易被骨髓吸收。它在人体内的半衰期是200年，亦即进入体内后200年还剩一半。这就是说，它将终生伤害着‘被辐射’的人的身体，永无解除之日。这一切，邓稼先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他就像不知道这些情况一样，没有听从好心同志的多方劝阻，坐在车上，他心里有一句没有说出来的话‘这事我不去谁去？’

邓稼先当时不可能不去，因为当时不知道这个弹到底哪去了，也不知道这个弹是什么情况，如果这个弹爆炸的话，那就坏了，广岛什么样，长崎是什么样，你可以看到画面是吧，我们不能自己在自己国土上干这么一下，对不对？

戈壁滩上不是沙漠，戈壁滩是大大小小的石头。大石头跟篮球那么大，小石头就是小石头块，吉普车就在满是石头块的戈壁滩上到处跑，那天他和赵敬璞同行，乘坐一辆吉普车，向戈壁深处驶去。在汽车上，他们没有说什么话，这并不是没话可说，而是邓稼先的脑子里在不停地思索。究竟是什么事故？有几种可能性？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他什么都想到了，但就是没有顾得想想钚239对于人体的伤害。

他这时还不知道，因为降落伞没有打开，导致核弹从飞机上直摔下来的着地点，偏离预定的爆心处很远。他一门心思地一定得找到核弹，探明原因。车子在大戈壁上到处乱跑。他终于找到了，因为这是他们制造的，他认得。

到了发生事故地区的边缘时，邓稼先镇静地说‘到了，停车’，他要汽车停下来。一下车，邓稼先立即感到了此地对于身体的危险性，这是核科学家的直觉。他坚决阻拦赵副部长和司机等人与他同行。赵敬璞副部长坚决要跟他一起过去，邓稼先就呵斥赵敬璞副部长，他当时也顾不上礼貌了，他说‘你们都给我站住！你们进去没用’。邓稼先把同行的人都呵斥在一边儿，他自己却进去了。

他独自向里面走去。他终于找到了，这是他们九院的宝贝，九院的心血凝成物。”

许鹿希说:“赵敬璞副部长说，大概摔碎的那个范围呀，像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就是整个弹都摔碎了。”

听到这里我问，他知道很危险，也阻拦别人进去，自己为什么不注意呢？

许鹿希说:“那时候他已经顾不上了。”

说到这儿，许鹿希轻轻擦了擦流出的泪水继续说:“那时候有人说他是傻子，我也说不出来他是什么人，是傻子还是--反正他一切都根本想不到自己了，他完全懂钚239是怎么个毒性，铀235是怎么个毒性，完全懂，那一次他进去以后，找到了那个摔碎的弹片的时候，最糟糕的是他还双手捧了一下，捧起来一看，他马上就放松了，他们最担心的后果没有出现。他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向停在远方的吉普车走去。

邓稼先见到赵副部长的第一句话就是‘平安无事’。这意味着对全国老百姓来说，没有影响。但就在此时，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一定会有问题了，因为他是搞核物理的。当时在上车前，他主动邀请赵副部长与他合影留念。”

许鹿希说:“那是邓稼先已经去世有几年了。有一次赵敬璞副部长打电话说你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有一件东西给你。我跟我儿子去的，我去他们家时，恰好李觉副部长在赵敬璞家里，赵副部长给了我一张照片，这张照片邓稼先生前没有给我，我也不知道有这样一张照片。赵副部长说‘这个照片你应该有’。我把那张照片复制以后，把原件还给他了。”

那张照片是两个头戴白帽子、身穿白色防护服、白口罩遮到眼睛下边、辨不清面貌的人站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的纪念照。左边的高个子就是邓稼先，右边是赵敬璞副部长。

邓稼先在研制核武器这一紧张的工作中，从来没有主动邀请别人合影。他工作起来节奏很快，匆匆忙忙。这次他要特别留下一张纪念照，一定是内心里有另外什么想法。不言而喻，他似乎觉察到自己此后寿命的期限了吧。尽管期限是模糊的，但危险是清楚的。他遭受到极为严重的放射性钚239的辐射伤害，这将是他身体状况的巨大转折。

这次对邓稼先身体的伤害是现代医学水平无法补救的。因为他已经多次受到辐射伤害，再加上这一次，埋下了他死于癌症的恶果。

那是一次当时在内部许多人都知道的事情。

那一天，很多部队的领导都在现场等着观看。据说，试验场地摆上了许多试验品:坦克、铁架、活着的牲畜。但是，那次糟糕的就是在倒数三二一起爆的时候，没有蘑菇云，也没有声音，爆心地方什么也没有，不知道核弹哪儿去了，所以派防化兵找。在戈壁滩上来回找，防化兵不认识，因为这个核弹不是整个摔下来的，而是弹已经摔碎了。核心装置为什么邓稼先去找呢？雷管、外壳不能作数，非要看最核心的部分，到底核心部分是核反应了还是摔碎了。没有核反应表示没有在我们中国国土上放一个核弹，那全体老百姓平安无事，最关键是这个。所以邓稼先自己要去找。

许鹿希说:“邓稼先完全可以不去，防化兵今天找不着明天找，明天找不着后天找，反正总有一天会找着。

但是邓稼先就想找到以后亲眼判断一下，如果当时是一个核反应，等于在中国本土上放了一颗核弹，可了不得的，比广岛大太多了，老百姓要了命了，很多人马上就得撤退，幸亏没有，就是摔碎了，可是邓稼先本人就完了，那次非常惨。

这些事是赵副部长在邓稼先去世后告诉我的，还给了我那张照片。他还说，在回去的车上，邓稼先向他解释‘你们知道放射钚最容易被什么吸收吗？人的骨髓！那玩意儿如果侵入人体，半衰期是多少年？200年！明白吗？200年后还剩一半’。”

那个时候，三机部说二机部九院的臭弹，二机部说你们三机部的伞不好，邓稼先一看降落伞摔在那儿，根本没有打开，这个事情今天说起来没有问题，不泄密，因为这个事情在1989年的时候，国防科工委有一个科技局的局长，他把这件事情写出来了，这本书的名字是邓小平亲笔提的《中国核工业的四十年》。

许鹿希说:“书出来了，我们再说就没有问题了，就不算泄密，过去不许讲那些事故，哪一次事故都不允许说，现在我可以很公开地说，我们中国一共是45次核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