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拜尔，男，满族，辽宁辽阳人。担任过航空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航天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兼科技委主任以及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国务院稽查特派员等职务，有着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在动乱岁月里，他也曾被扣上过“走资兵”的帽子，运过石块，拉过沙子，扛过水泥，当过一回砖瓦匠的“下手”。

高干子弟的心路

风雨人生系航天

运筹帷幄作管理

深深情结未了情

白拜尔是个典型的航天技术人员，搞过天上飞的“高精尖”——从返回式卫星控制系统，到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的控制系统；他还琢磨过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研究“民用轿车发展”、“住房制度改革”等软科学课题。

人生不可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但可以通过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改变人生的轨迹。半个世纪以来，白拜尔参与过的事件大大小小，担任过的角色形形色色，但他的想法很简单：尽志无悔。熟识白拜尔的人都说，他为人做事的积极观念中有种平淡自然的态度：凡事要全力以赴，过程往往比结果更精彩。

高干子弟的心路

偶然得知白拜尔的高干家庭背景。但与记者谈起“老爸”，他说得最多的是“老爸”的文学修养——中国古典文学名篇和诗词，俯仰之间，佳句随口朗朗诵出，而且父亲的杂文也独树一帜，笔锋相当锐利。

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坎坷的一生。从1959年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到1966年“文革”中被打成“三反分子”，再到后来的几次风波，使正值壮年的父亲不能为党和人民工作。80年代复出的父亲想努力多做些事，但毕竟年事已高，错过了最好的时机。这让白拜尔叹惜。父亲对白拜尔成长的积极影响，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父亲正直的秉性和良好的修养。

其实“老爸”留给他的第一个印记就是他的名字。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白拜尔这个名字，会觉得有点儿“洋味儿”，还有人认为这是个少数民族名字，其实不然。在白拜尔出生前，父亲就把他的名字起好了。

白拜尔的父亲高扬给即将出生的孩子起了两个名字，若是男孩儿，就叫“倍倍尔”，若是女孩儿，就叫“娜娜”——倍倍尔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袖的名字，娜娜则是南斯拉夫一篇革命小说里的人物。后来这成了高扬儿子和女儿的名字，只是倍倍尔的名字变成了谐音“白拜尔”。

在解放前纷乱倥偬的岁月中，高扬从东北到北京，又从北京去西安、太原，最后上了太行山打游击。白拜尔对童年时期的记忆多是辗转漂泊，生活十分艰苦。

解放后，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的东北汉子高扬由于敢于直言，对“大跃进”中一些华而不实的“极左”做法发表了不同意见，因而在两次运动中未能幸免被迫害的不平命运。先是在1959年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到贵州一家小工厂，除了在清华大学求学的儿子白拜尔和已工作的女儿娜娜外，一家人都跟随下放，过着艰辛的日子。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给他平了反，但之后高扬担任化工部部长不到4年，横扫一切的“文革”又在转眼间给他扣上了“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帽子，他和铁道部部长吕正操成为全国首先被“停职反省”并批斗的两个国务院正部长。这一停职就直到12年后，急于拨乱反正的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直接将这位没摘掉“三反”帽子的老革命任命为吉林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后来，尽管高扬陆续担任了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党校校长等重要职务，但给这个家庭带来的影响只是日渐忙碌的他愈加无暇陪陪老伴，家中生活的朴素，一如当年。

20世纪50年代末，在清华校园里埋头读书的白拜尔正值青春年华，家庭的突然变故使得他思索了很多很多。父亲由高级干部变成了流放对象，而他由高干子弟变成了“机会主义”家庭的一员。父亲政治上的沉浮，“革命家庭”的背景，给他带来了别的孩子没有过的心灵震荡。此时，父亲坚强的个性影响着白拜尔，他一方面坚信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一方面努力学好专业——在实打实的技术问题面前，不会因为谁的非议而改变是非。

风雨人生系航天

1962年，白拜尔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毕业后，没有选择国防科研单位，而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工作，他希望从事自己热爱的科研工作，过平静的学者生活。

1968年，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组建成立，中科院自动化所也划归其中，称为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从此，白拜尔的身份变成了一个“航天人”，在那期间，他参加了返回式遥感卫星的方案设计工作。卫星尚在研制之时，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的预先研究工作便开始了，白拜尔自告奋勇承担起这一新的任务。一年后，他成为东方红二号卫星控制系统方案设计工程组的负责人。

航天技术是现代科技的集大成者。在国外，航天技术成果多半都是在窗明几净的研究室里，依靠先进的设备才诞生的；但在中国，尤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任何一项卫星技术的进展都意味着研究者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从体力到精神的非同一般的艰辛付出。说来难以置信，白拜尔准备进行通信卫星控制系统预先研究时，他对通信卫星这个新东西也只是知道一些科普常识。

学！美国和苏联早已对通信卫星进行了大量理论研究、试验和应用。白拜尔钻进图书馆啃了半年“通信卫星”。只学过俄语，不懂英文，而通信卫星的资料全都是英文的，怎么办？一边学英语，一边读资料，白拜尔摸索着走进了通信卫星的精彩世界。此时，一方面上级要求尽早发射我国的通信卫星并提供服务；另一方面根据国际组织的规定，卫星轨道的容量是有限的，现在西方大国正拼命地往上挤。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关系民族和国家的利益，白拜尔感到时间真的不够用。

一辆自行车，载着白拜尔在东方红二号卫星预研的路上走向深入。很快，刘良栋、孙忠扬、李铁寿三位专家从军垦农场回来，他们也加入了通信卫星预研的队伍。这几个人组成了一个小组，白拜尔担任组长，这是他第一次当官。

此时，有三种控制方式可供选择：单自旋控制、双自旋控制和三轴稳定控制。在不断比较方案的基础上，他们开始到工厂对方案的可行性问题进行考察。1970年，研究院召开通信卫星论证会，他们根据我国的技术基础提出的双自旋通信卫星控制方案被采纳了。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团结一心，在技术上不断取得进步，是让他们这几个知识分子最满足的事。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和技术上的难度，8年之后，我国第一代通信卫星才完成研制并发射。这个卫星平台稍加改进，也被应用在我国同步气象卫星风云二号上。

1975年，通信卫星控制系统方案实施中消旋控制的重大缺陷浮出水面，白拜尔向有关领导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一门心思地琢磨问题，事情逐渐有了眉目——原来的方法必须改进。

白拜尔正在为东方红二号卫星紧张工作时，突然两项莫名其妙的罪名加到他的头上。有人说他“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是“正在走的走资兵”。正当他自己也对这两个罪名感到纳闷时，他的工作不由分说地被停止了，不得不离开岗位接受批判。

东方红二号卫星的控制系统中，消旋控制存在致命的缺陷。白拜尔从国外的有关技术资料中，发现了一种简便易行且能提高性能的技术途径，主张替换原有设计。仅仅因为这样，针对他的批判声音就露出了头。已经历过不少风雨的白拜尔，面临困难没有倒下去：不让我干，我自己干！他下决心要实现两个愿望：第一，继续将自己的工作完成；第二，用试验来证明自己的技术观点。

于是，利用“文革”时管理混乱、监督不严的特殊情况，停了职的白拜尔约了两个志同道合的“志愿者”邹广瑞和李义怀，自己搞起了“地下试验”。所里不少人嘴上不说，心里却有杆秤，他们为白拜尔提供了各种方便，使得“地下试验”很快取得了理想的成果。而这时“地上试验”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进展，孰优孰劣大家一下子了然于心。

后来，白拜尔拿着自己的成果主动叩开了研究院领导的房门，他们态度十分明确：既然试验证明了效果，就应该采用。当时已经粉碎了“四人帮”，对于所谓的两顶政治“帽子”，白拜尔已不去想它，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但是，白拜尔仍旧被排除在“东方红二号”研制队伍之外。

运筹帷幄作管理

1982年，北京信息控制研究所成立，时任副部长的宋健兼任该所所长。这个所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计算机技术应用和人口、经济问题等软科学课题。白拜尔来到这个新兴的研究所，开始了内容全新的研究生涯。

在北京信息控制研究所，白拜尔先后主持完成了几项国家和部级课题，运用控制理论对经济等领域的问题开展了研究。其中《我国发展民用小轿车可行性研究》、《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研究》等作为国家重点软科学研究课题，先后获得部级科技进步奖。当时在刘纪原副部长的领导下，他还带领小组完成了关于我国发展航天飞机和航天人才规划的有关研究项目。出乎白拜尔意料的是，当时的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组长陈俊生不知从什么渠道看到了白拜尔撰写的关于住房改革的研究报告，做了批示表示充分肯定，并指示白拜尔列席该小组的有关会议。

1988年，航空航天工业部成立，调白拜尔到部里任副总工程师，人事部门征求他的意见，本想一直在技术岗位干下去的白拜尔考虑了一番。他想，副总工程师这个职务还算是没离开技术，就答应了。不知是不是命运的安排，从此开始，他陆续担任了总工程师、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兼科技委主任、国务院稽查特派员等职务，不想当官的他还是当上了“技术官儿”。

在航空航天工业部工作时期，白拜尔先后协助部领导分管电子、卫星、载人航天立项论证的协调管理。因此对航天的科研生产来说，时任总工程师的白拜尔协助刘纪原副部长做了大量工作。

1991年夏到1992年初，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的关键时期。那是白拜尔和载人航天紧紧牵系在一起的日子，这七八个月时间，融进了白拜尔对载人航天最深刻的记忆。

要让航天员搭乘宇宙飞船飞上太空，飞船什么样？火箭怎么搞？载人航天工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如何？工作量非常非常大。白拜尔和我国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庄逢甘受命组织了一个专家小组研究这个问题。在听取各研究院的论证报告后，经过多次反复讨论，他们向部领导报告了方案设想。

更棘手的事在后面。中国航天的科研生产力量分布在全国，这些资源如何调动组织才能高效又合理？载人航天是一项宏大的工程，国家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全方位的支持。若能参与其中，不论是大的研究院还是小一点儿的厂所，对今后发展将起到本质的提升意义。“爬楼梯”的人将进步到“坐电梯”，不用多说，他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积极争取。一时间，许多单位都纷纷要求加入载人航天的研制大军。面对各单位表现出的热情，白拜尔等管理层的同志犯了难。

当时在航天内部，对分工的意见有很多种：有的认为箭和船都是运输航天员的工具，都应交给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来搞，他们有这个能力；有的认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有研制返回式卫星的技术，承担飞船研制任务更合适，飞船的研制理应由他们全部承担；还有的认为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星箭齐全，现有任务不那么紧张，把箭和船交给他们一个单位研制方便协调，容易落实。在确定分工方案的近半年时间里，各种意见纷纷以自己的理由集中到总部管理层和决策层，而白拜尔是向部党组提出具体分工方案的负责人。

当时，航天承担着很多科研生产工作，因此谁能“更快、更好、更省”地完成任务，成为衡量载人航天承担者的最高标准。在火热的讨论中，白拜尔认为应该站在整个航天的全局上寻求飞船的研制分工。他提出了这样的三句话建议：“确保战略，加强卫星，落实飞船”，建议大家在注视飞船研制分工的同时，要保证战略武器和卫星研制任务的完成，满足用户的需要。按照“更快、更好、更省”的标准，运载火箭采用长征二号E捆绑式火箭基础上的改进型方案，由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负责；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发射过17颗返回式卫星，技术成熟，因此负责飞船中返回舱和轨道舱两个舱的研制；推进舱中的许多动力装置是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的优势技术，因此负责推进舱的研制。后来事实证明，这个方案在研制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深深情结未了情

白拜尔在担任航空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和航天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先后负责卫星、飞船和运载火箭的科研、生产管理，并参与领导25次中外卫星的发射任务，工作十分繁忙。但是，这一时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是航天质量事故的多发期。虽然这期间大家十分努力工作，但还是发生了几次重大发射失败。

原因之一，航天领导层和整个队伍没有适应中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当时人们已经明白，中国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而对过渡期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以及对航天的影响，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都处于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观念有了变化，对事业的责任心不尽相同，不同个体必然会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这些都影响到变革中的航天事业。而在管理者方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应对不足。

原因之二，当时航天新型号大批上马，客观地说新型号失败的可能性就比老型号要大。因为在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实践的检验，在试验中，任何不确定的因素都可能导致失败。当时，大多数失败型号都是新型号，如“长二捆”火箭两次失败，第一颗东方红三号卫星和第一颗风云二号卫星发射失败，还有长征三号乙火箭首发的失败经历，对航天的科研与管理工作产生了巨大触动。白拜尔坦言，在航天工作，失败时那种没有完成国家任务的沉痛感受，终生难忘。失败，无疑增加了航天人肩头的压力，但白拜尔强调，面对失败航天人从没有丧失过信心，这是航天人积极进取精神的体现。

凭着航天人严谨细致的态度、不断进取的精神和始终如一的信心，承担航天大业的人们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质量事故中吸取了很多型号研制的教训，强化了质量管理的薄弱点，完善了型号研制中的质量控制。这个前进的过程是艰苦的，作为管理者的白拜尔就是一个生动体现。为了高质量地完成型号任务，白拜尔在担任航空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和航天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的8年间，很多的时间都在基地度过；其余在北京的日子，他则忙于卫星、火箭、飞船任务的组织、协调、沟通，目的就是：按照更高的标准完成航天型号任务。他开创性地提出了旨在推进航天质量工作建设的“生命工程”，推广“零缺陷”质量管理，提高发射成功率。一些现在知名的航天质量管理经验，如“质量问题归零”、“管理问题归零”双五条，就是那时在刘纪原同志领导下，集中航天人的智慧提出来的。

1996年之后，一方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科研生产管理的摸索取得了明显成果，航天科研管理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另一方面，新型号不断进步，型号试验的不断成功证明了新型号的日益成熟。白拜尔的亲身经历，正是中国航天走向管理现代化的一个印证，也是从事科学技术探索的人们在挫折后获得真知的恰当例证。

1998年年底，中国航天正步入快速发展期，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也进入了研制的关键时刻，为第二年的发射进行全面的准备。此时，白拜尔却被上级调任国务院稽查特派员，后任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从而离开了他所热爱并付出大量心血的航天事业。

白拜尔一辈子做事情的原则是全力以赴，因此经历过风风雨雨的他，尽管带着“没有完成任务”的情结，但脸上一如既往地露出笑容。对于他来说，如日中天的中国航天大业，足够让他欣慰这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