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春轩，谯城区城西南郭庄人，生于1918年，自幼家贫，12岁从蚌埠著名大鼓艺人张合立学艺。他虽未上过学，但记忆力出众，悟性极高，再加上刻苦学习，十七八岁便唱响淮河两岸。尤其是他“打起铜板撂起来，听了一遍记下来，看到以后编出来”的技艺，被曲艺界公认为“绝活”。据老艺人介绍，至今没见过打鼓板超过他的。

1940年，日本占领蚌埠，赵春轩回到家乡亳州，应邀在城区顺河街坐棚演出，以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精彩的演出迅速唱红，人气超过当时被誉为“大鼓状元”的曹德明，使曹从顺河街转到北门口演出，以致在圈内曾有“赵(罩)砍曹(槽)”之说。1941年小奈集3月18日庙会，赵春轩以“大鼓”对过了“大戏”而名声大振。在以后的艺术实践中，他博采众长、大胆创新，形成了既有东部大鼓闪板夺词、抑扬顿挫、喝断截舍的特色，又有亳州大鼓大腔大韵、字清板稳的独特艺术风格，被曲艺界称为“赵派大鼓”，几十年来一直引领亳州大鼓的发展，成为淮北大鼓的主流。赵春轩的演唱深受广大民众喜爱，在亳州拥有一大批“鼓谜”。至今他演唱的书目仍是50岁以上人的街谈巷议的话题。现在民间还流传着，“赵邪子打板——撂得高”的歇后语和“赵邪子没有钱，好给马俊缠”(马俊是赵春轩创作的一个长篇鼓书中的主人翁)、“收完麦、锄好地，去听邪子汉八义”等顺口溜。

解放后赵春轩担任了亳县曲艺队队长，1956年、1958年他先后在阜阳地区和全省的会演中夺得第一名。以后，他长期活跃在亳州的曲艺舞台上，被誉为亳州曲坛的“常青树”。

目不识丁的“创作高手”

赵春轩没上过一天学，双目几近失明，但他凭着扎实的生活基础和善于观察，在曲艺创作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就，先后创作改编了《汉八义》、《大红袍》、《光武中兴》、《小彭公》和革命历史体裁的小说《云南起义》、《红灯记》、《烈火金刚》、《新儿女英雄传》、《平原枪声》、《上海风雨》以及大量的唱段。土改时期他创作的唱段《抓壮丁》，曾作为阶级教育的教材广为传唱。1958年他创作的唱段《双赶车》荣获阜阳地区创作一等奖，并灌了唱片，至今农村仍有人在演唱。他创作的唱段《赶黑驴》在全国广为流传，成为经典唱段。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赵春轩经常深入到农村宣传各行各业的好人好事，有时是即性创作，现编现唱。1966年6月，小奈公社祝集大队张庄生产队，因社员闹矛盾，一场麦在场里无人去打。赵春轩随曲艺队下乡宣传路过此地，现场编了一段《假积极》以其特有的幽默，讽刺了那种弄虚作假、好占便宜、出工不出力的落后形象，引起社员共鸣。大家说“谁不干、谁是个假积极”，随后争先恐后地投入到打麦工作中去。

文革期间赵春轩作为反动艺术权威被揪斗，尤其可惜的是其一生创作的记录稿和获奖证书也全部被毁。

生命不息 演出不止

随着时间的推移，电视和各种现代传播方式的兴起，大鼓艺术逐渐失去了观众和市场。可一生执著、献身曲艺的赵春轩仍坚持创作不停，并曾打算培养一批学员，改进曲艺演出，找出一条传承发展曲艺的新路，可惜因条件所限未能如愿。上世纪八十年代赵春轩仍然坚持赶庙会、下农村演出，成为当时亳州(今谯城)唯一的以此为生的职业艺人。直到身患重病，他才结束了自己的艺术生涯。赵春轩1990年去世，他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看到亳州曲艺的振兴和发扬光大，盼望“赵派大鼓”后继有人，这充分体现了一名老艺人对曲艺艺术的挚爱与追求。现在他的徒弟田素兰仍然坚持在农村演出。古井集团女工许美玲(赵春轩徒弟的女儿)，经过十年苦学，终于在曲艺界脱颖而出。2003年以来她先后三次在全国会演中夺得金奖，并被吸收为中国曲协会员。2003年她在铜陵演出时，几名年长的评委不约而同地说“这是赵春轩的唱法”。人们为“赵派大鼓”后继有人而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