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武装起义

改造部队

人物简介

曾天节，（1906—1995），广东省五华县人，1906年9月23日出生于贫苦家庭。由于受地主豪门的欺压，从小就有着反抗精神。曾天节在五华中学读书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国共合作之初，革命思潮汹涌澎湃之时。他认真读书，经常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思想进步活跃。1925年3月，东征军第一次讨伐陈炯明的时候，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率东征军打到五华县城。曾天节中学读书时已锋芒初露，他作为学生代表受到周恩来亲自接见。他向周恩来揭发五华大官僚、土豪劣绅横行乡里的罪行，得到了周恩来的重视和支持。周恩来对他的革命启蒙和教诲，从此在他的思想上播下了革命的种子。1926年，他中学毕业后到广州寻找革命道路。通过堂兄曾任良(早期中共党员)的介绍，认识了中共广东区委的黄国梁，并参加了共青团。1926年7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广州四一五事变前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5月，受中共广东区委的指派，回五华县，任共青团五华县委书记，协助古大存领导五华的农民革命运动，8月，任中共东江特委委员、中共五华县委书记。后来脱党，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历任参谋、队长、主任、少将高参等职。他治军有方，号称“铁人”，在广东国民党中颇有威信。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曾天节与中共党组织及共产党人古大存等有过接触和交往。1948年担任国民党甲种部队广东省保安第十三团少将团长，，手中掌兵3000人；该团全副美式装备，属甲种精良装备。此后他也曾通过同乡魏鉴贤找到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表示了希望脱离国民党、投向人民的意向。

1949年5月，举行粤东起义，起义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区纵队第四支队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东省交通厅副厅长、厅长，广东省政协第四、五届副主席。

武装起义

1947年，国共内战白炽化。国民党原行政院长宋子文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州行辕主任和广东军管区司令。在联保联营的专制统治下，对共产党展开“清剿”行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区纵队东江第二支队和曾天节有过两次大的交手。第一次是1948年冬天。东二支待月黑风高，派士兵上高山打埋伏，准备大歼保十三团一营；然而，东二支士兵还未登上山顶，已经发现对方士兵早已就占领山头制高点。狭路相逢，东二支行踪暴露，郑群立刻挥军后撤10公里，再以“关门打狗”两翼包抄。这一战，夺得先机的曾天节最终痛失一个加强连，一批军用物资也被缴，损失惨重。

1949年1月，东二支得知曾天节部队700多士兵将从河源护送军用物资溯江而上，提前埋伏在东江河。第二次交手从上午打到晚上，最终打散了保十三团，也让曾天节对“山巴佬”不得不服气。

1949年初南京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正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向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进军。而在南方，国民党不少将领惊觉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暗自寻求自保之路，曾天节也不例外。

已有“归顺”心思的曾天节，在收到老乡兼老同学钟雄亚的招降信后一拍即合。经过3次谈判后，曾天节和副团长刘勉等人下定决心，和粤赣湘边纵队商定了起义时间和作战方略，初定5月12日“揭竿而起”。

自那时起，曾天节开始偷偷为粤赣湘边纵队供给物资，一到夜深，就有船夫从河对岸的保十三团军储库内运来弹药。然而，随着商定的起义时间临近，国民党察觉保十三团的异常，开始对曾天节起了疑心，下令调回部队。

起义前10多天，曾天节告诉国民党要绕道老隆领取食粮再回基地；实际上却和东二支谋定联合攻下老隆——— 当时的老隆，联系东江、韩江，是十分重要的战略要地。

5月14日凌晨，曾天节打响了起义第一枪，多门迫击炮、平射炮一齐开火，炮声隆隆，火光连天。起义后，他立刻通过保十三团电台向全国发了起义通电，以及由他与吴奇伟、李洁之、肖文、魏鉴贤、蓝举初、魏汉新、张苏奎8人联名的《我们的宣言》，向世人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此，毛泽东与朱德还向保十三团等粤东起义部队发来了贺电。

郑群说，保十三团宣布起义后，东二支抽调了民工到保十三团搬运武器，1000多个民工整整搬了一天。无论是兵力还是武器，保十三团都大大充实了粤赣湘边纵队的规模。

1949年5月15日，曾天节的部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第四支队，当时在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二支队任司令员的郑群，调至第四支队任政治委员。

后来，东二支的老将领和曾天节联手参加了解放紫金县城、河源县城的战斗，又参加了剿匪、解放广州的战斗。直到1949年底，打完了淇澳岛最后一战之后，东四支队番号撤销，并入两广纵队。

改造部队

1949年7月，粤赣湘边纵队司令部、政治部正式下令：原保安十三团和原保安第五团第一营以及老隆起义前后收编的地方武装部队，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第四支队”（简称四支队），委派曾天节为支队司令员，郑群为支队政委，黄国伟、卓扬为政治部正、副主任，刘勉为参谋长。支队下辖三个团和直属炮兵营、搜索营以及直属连、队、所等，人数达六千余人。

郑群很清楚，要改造好四支队，还是要倚重号称“铁人”的曾天节，因为他以治军有方，在广东国民党军界颇有威信，他的部下服他。当时郑群带去的政工干部只有二百八十多人，如果六千余人的部队哗变，郑群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就必须团结曾天节。所以，在许多问题上郑群都是通过做曾天节的工作来达到解决的目的，每次出现问题，就想方设法让曾天节出头。曾天节也很乐意出头，一方面，作为司令员，曾天节对这些问题不能不有个态度；另一方面，曾天节知道这是共产党对自己的信任，很高兴，做起这些事来非常配合。

比方说，解决吃空额问题。所谓吃空额，是指欺下瞒上，以少报多，贪污军饷的旧军队陋习。为了革除这个老毛病，郑群找曾天节商量，他很支持郑群，立刻以司令部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命令，规定领薪水时，必须军事干部与政工干部联名签章，发挥郑群们政工干部的监督作用，有效地纠正了“吃空额”现象。

又比如，在四支队成立初期，拉夫这种国民党旧军队的恶习也时有发生。郑群告知曾天节，他不徇情，不护短，拿出他那铁面包公的架势，大声呵斥道：“谁拉夫，郑群枪毙谁！”战士们平日都很怕司令员，这次见他发那么大的脾气，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哪还敢再动作。应该说，对于四支队的成功改造，曾天节是个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