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魂志》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一部论因果报应的志怪小说。内容反映封建原始阶级滥杀无辜的暴行；反映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斗争；歌颂了廉洁明正的清官；反映了兵荒马乱年代人民遭受的苦难。

一、作品概述

二、内容简介

三、创作背景

四、作者简介

一、作品概述

《冤魂志》作为一部“释氏辅教之书”，宣扬佛家思想和教化是其主旨。围绕这一中心，《冤魂志》在内容上重点突出因果报应说，主要描述了因诸般恶行而遭受的报应，用以强调佛教冤报论信而有征。颜之推本人命运多舛，“一生而三化”，经历了诸多家国变故和人生磨难。心态的微妙变化，家族学佛的传统，使得颜之推一方面自觉地著书为佛教服务，推行教化；在另一方面，又寻求佛教中积极的一面,使之与儒家传统思想相融合。

志怪小说插图

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的幸与不幸是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维摩与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还冤记》，志怪小说集。颜之推著。实际上它在最早的著录中，称为《冤魂志》,宋以后改称《还冤志》，后代始通称为《还冤记》，可见此书的题名一再改变。敦煌写本伯3126号抄录冤魂索报故事十五条，末题「冥报记」。此《冥报记》显然不是唐代唐临的《冥报记》，而是颜之推《还冤记》。然而,《还冤记》原本并不是题为《还冤记》，其题名一再改变，故亦不可遽谓此书较早并无《冥报记》的题名。

《还冤记》的故事次序。今本《还冤记》，较早者如《汉魏丛书》本及《宝颜堂秘笈》本等，皆后世依据《法苑珠林》，《太平广记》等书所辑者，未必尽合原书之旧。持敦煌本以校各条故事的次序，与今本相去甚远，敦煌本既抄於唐代，距原书著成时代不远，当更接近原本。

二、内容简介

颍川有个姓庾的，宋孝建年间得病死去，但心口还温热，一夜没有殡葬，忽然苏醒过来。他说刚死之后看见两个穿黑衣的人来绑了他，赶着他来到一座大城，城的门楼很高，防卫很森严。他被带到一个大厅前，一起被带来的人不少。只见堂上朝南坐着一个大官，周围有好几百名侍从，都称那位大官为府君。府君手拿着笔，查点被带来的人。点到庾某时，府君说，“这个人阳寿未到期。”就催人放庾某还阳。一个人走上台阶带庾某出去，来到城门前，告诉把守城门的门官赶快派人把庾某送回阳间。门官却说，“我得回府君那儿查一查，查明白了才能放他。”这时城门外有个女子，年纪有十五六岁，长得端庄秀丽，对庾某说，“你有幸能够生还，但门官却卡住不放你，这是向你要东西哩。”庾某说，“我被抓来时身上空空的，什么东西都没带，拿什么给他啊?”女子就下左臂上戴的叁只金镯子扔给庾某说：“就把这给门官吧。”庾某问女子姓什么，女子说姓张，家在茅渚住，昨天因为得了霍乱病死的。庾某说，“我死前曾准备了五千钱，是准备买棺木的，如果我能复生，一定用这钱还报你。”女子说，“我是不忍心看你在门官面前为难。金镯子是我私房的东西，就不麻烦你到我家去还了。”庾某把叁个金镯子给了门官，门官就接受了，也不再说复查的事，立刻派人把庾某送出城来。庾某和那女子告别，女子长叹一声哭泣起来，庾某就恍恍然地苏醒了。后来他到茅渚去寻找，果然有个张家的少女得病后刚刚死去。羊聃，字彭祖，是晋朝庐江的太守。其人性情粗暴，依仗和皇上有姻亲的关系，非常放纵，只要有极小的怨恨，就立即将对方杀害。征西大将军把羊聃全部的罪状禀报了朝廷。右司马上书说羊聃枉杀了简良等共二百九十多人，应判死刑，但考虑到他是皇亲国戚特请示是否赦罪。显宗最开始下诏说：“应下狱叫他自尽。”羊聃的外甥女山太妃一再哀求皇上赦免羊聃的死罪，显宗驾不住太妃哀求，不得已只将羊聃废去爵位贬为平民。羊聃被贬为平民后，庆幸逃过一死。可不久，羊聃就得了重病，一天眼前突然看见被他杀害的简良等人向他讨命说：“我们的冤屈难道就这样算了吗?现在就来抓你到黄泉去”。第二天羊聃就死了。羊聃虽得皇上赦免逃过死刑，可是却逃不过善恶报应，还是难逃一死。

北齐张和思，审理狱中囚犯时，一定要使犯人遭受枷锁刑具的惩罚。囚犯痛苦到了极点。每当看到他，就吓得胆破魂飞。给他起外号叫活罗刹。张和思的妻子前后生了男女四人，临产前都闷绝得只想去死，所生下的男女，都用肉包裹着，手脚都有肉链子束缚着，连着肉拘系着一起落地。后来张和思因为犯法被杖刑打死。

唐虔州参军崔进思，依仗郎中孙尚容的力量，押送进贡的金钱去京都。送去五千贯，每贯里另收叁百文作路费。百姓怨恨叹息，哭天号地。到了瓜步江，遇到大风，沉了船，一点东西都没有留下。为了赔偿，家里的财产田园全部卖光，被解除了官职，落到无处求生的下场。这就是他横徵暴敛的报应。

后周宣帝时后宫里禁忌很严，互相碰上只能用眼睛看，不能谈论说话，还分别设置了监督官，记录罪过。左皇后下边有一个婢女因为伸懒腰打嗬欠流出眼泪，因此被揭发，说她心中有所不满，于是就上奏皇帝，皇帝就下诏书令人讯问拷打她。开始击打她的头部，皇帝就头痛，再次打她，还是这样。于是皇帝发怒说，这是个冤家，就派人拉出去折断了她的腰，皇帝又腰痛。那天晚上皇帝去南宫，病情逐渐加重，第二天早晨，腰痛得不能骑马，就坐着车回来了。杀那个婢女的地方，有黑色的影子像人的形状，当时认为是血，随即将那地方冲刷乾净，不久又像先前一样，就这样一连几回的出现，官吏挖去了那个地方的土，用新土填上，一夜之后又同以前一样。这样过了七八天，皇帝全身疮烂而死。等到停床的时候，许多床脚都是固定在地上的，牢固得抬不起。只有这个婢女所睡的床，能够移动，于是就用它充当灵床。

三、创作背景

大约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释迦牟尼在古印度创建了佛教。“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国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这是中国佛教初传的历史坐标。大约东汉明帝永平八年(65)，传说明帝梦见金神，于是遣使臣到天竺(今印巴次大陆一带)求法。永平十年(67)，史传天竺僧人竺法兰、迦叶摩腾以白马驮《四十二章经》及佛像到达洛阳，明帝以礼相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大月氏僧支谶到洛阳弘佛，后译出《道品行经》等，大乘佛教经典得以系统传入中国。建和二年(148)安息国僧人安世高到洛阳弘法，数年后译出《人本欲生经》等，小乘佛教经典得以系统传入中国。此后，在汉末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大量译成中文，出现了支谦、康僧会、竺法护、道安、鸠摩罗什、法显、佛陀跋陀罗、昙无谶、求那跋陀罗、菩提支流、真谛等众多的翻译家。其中竺法护共译佛经159部，鸠摩罗什共译佛经35部，成绩尤为卓著(据梁僧佑《出三藏记集》统计)。在北魏末共流通佛经415部，1919卷。这些佛经中有许多是印度或西域僧侣与汉人共同翻译的，在翻译过程中彼此切磋，不仅是思想的交流也是语言文字的交流。许多佛经的译本具有文学性，如鸠摩罗什译《维摩诘经》、佛陀跋陀罗译《华严经》。除以上所举译经的名僧外，慧远和达摩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影响也十分重大。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他与许询、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编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止龙华寺。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四、作者简介

颜之推(公元531—约595年)字介，原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县)，世居建康(今南京市)，生于士族官僚家庭，世传《周官》、《左氏春秋》。他早传家业，12岁时听讲老庄之学，因“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生活上“好饮酒，多任纵，不修边幅。”他博览群书，为文辞情并茂，得梁湘东王赏识，19岁就被任为国左常侍。后投奔北齐，历20年，累官至黄门侍郎。公元577年，北齐为北周所灭，他被征为御史上士。公元581年，隋灭北周，他又于隋文帝开皇年间，被召为学士，不久以疾终。依他自叙，“予一生而三化，备苶苦而蓼辛”。叹息“三为亡国之人”。传世著作有《颜氏家训》和《还冤志》等。《颜氏家训》共二十篇，是颜之推为了用儒家思想教训子孙，以保持自己家庭的传统与地位，而写出的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育教科书。这是他一生关于士大夫立身、治家、处事、为学的经验总结，在封建家庭教育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影响。后世称此书为“家教规范”。

颜之推任官四朝。公元548年，发生侯景之乱，梁元帝萧绎在江陵自立，颜之推任散骑侍郎。公元554年，西魏攻陷了江陵，颜之推被俘，后来在北齐任官。此后在北周和隋任职。他结合自己从小学的家庭教育和切身经历，写了一本《颜氏家训》(420年—581年)，主张早教。他认为，人在小的时候，精神专一;长大以后，思想分散，不易学习。袁衷等所记《庭帏杂录》下写道：“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周作人对颜之推和《颜氏家训》极为佩服，《夜读抄》里写了一篇《颜氏家训》读书笔记。《钦定四库全书》杂家类有颜氏家训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