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喜（公元281--356年），字仲，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东晋天文学家，宣夜说的继承和发展者。

人物简介

人物生平

史籍记载

最早发现岁差的虞喜(博闻强识 钻坚研微 发现“岁差” 作“安天论”)

人物简介

虞喜(281—356)，字仲宁，余姚人。博学好古，尤喜天文历算。郡守诸葛恢巡视余姚，任为功曹。晋永嘉元年(307)征为博士；咸和末举为贤良；咸康初，内史以其“博闻强识，钻坚研微”复荐为博士，皆不就。世为豪族，精天文、经学，兼擅谶纬诸学。咸和五年(330)，根据冬至日恒星的中天观测，发现岁差，认为太阳从第一年冬至到第二年冬至向西移过原先位置，推算出每50年退一度(现代测定为71年8个月)。《宋史·律历志》载：“虞喜云，尧时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余年，乃东壁中，则知每岁渐差之所至。”“岁差”一词由此而来。此前中国天文学家认为，太阳从去年冬至到今年冬至环行天空一周永相吻合(那时尚不知地球绕太阳环行)。这一发现对以后天文学颇有影响，南朝宋大明六年(462)祖冲之制《大明历》开创中国天文学史新纪元，即应用“岁差”因素。咸康年间，根据宣夜说著《安天论》，主张天高无穷，在上常安不动，日月星辰各自运行，以批驳浑天说、盖天说。永和元年(345)，为十月殷祭事朝论难决，遣使询喜，得以解决。尚著有《毛诗释》、《尚书释问》等10余种。

人物生平

《晋书·虞喜传》载：虞喜，字仲宁，会稽余姚人，光禄潭之族也。父察，吴征虏将军。喜少立操行，博学好古。诸葛恢临郡，屈为功曹。察孝廉，州举秀才，司徒辟，皆不就。

据本传，诸葛恢临郡时间，在诸葛恢任会稽太守时，即公元316至318年间。屈者，令之屈服也，即是强迫虞喜任功曹一职。这也是虞喜一生里，唯一一次在政府部门工作。——因是被迫任职，所以没有丝毫的工作快乐，甚至让身心遭受创伤，为其日后隐入山林、屡召不就埋下了基石。在虞喜被迫征用前，他已有过几次征召不应的经历。

《晋书·虞喜传》载：“察孝廉，州举秀才，司徒辟，皆不就。”这应在晋元帝司马睿初镇江左之前（即公元307年以前）。孝廉与秀才，都是由郡县中正官考察后推荐，算不上真正的政府官职，但却是从仕的必然起步，或可视之第一阶梯。

第三次是会稽郡司徒征召，亦不从。

公元307年，司马睿意欲经营江南，收拢大批因避战乱而流落到南方的智士文人，出生江左豪族的虞喜当然也在此列。当时司马睿向朝廷上疏推荐虞喜，晋怀帝即位后，“公车征拜博士，不就。”这是第四次。

《宝庆四明志》云：大隐山，县南三十里。夏侯曾先《地志》云：大隐山口南入天台北峰，为四明东足，乃谢康乐炼药之所也。晋虞喜三召不就，遁迹此山，因以为名。志云“三召不至”，“三”字固是虚数，并非真正三次。虞喜避居大隐，当在诸葛恢在大兴初年（公元318年）因服丧去官后，虞喜才有机会摆脱这个无奈的公职，回到了老家余姚。——也许经过这么一次被迫致仕的遭遇，他觉余姚县城也不甚安全，就开始考察县城周边的山野林间。虞喜的隐居，盖在四召不就、一次屈就之后。

第五次，是“太宁中（公元324年左右），与临海任旭俱以博士征，不就。”

第六次，是遭拒后的晋明帝仍觉不甘，复下诏曰：“夫兴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丧乱以来，儒雅陵夷，每览《子衿》之诗，未尝不慨然。临海任旭、会稽虞喜并洁静其操，岁寒不移，研精坟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励俗，博学足以明道，前虽不至，其更以博士征之。”喜辞疾不赴。——这一次，虞喜委婉地使用了“病假条”手法。

第七次，出现在《晋书·卷七》中：咸和七年四月（公元332年）以束帛征处士寻阳翟汤、会稽虞喜。随后，咸和末年（公元334年），“（帝）诏公卿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华恒举喜为贤良。会国有军事，不行。”——这是一次没有出发的征召，因为朝廷政局动荡而没有实施，可称为“被夭折的第八次”。

一年后，即咸康初年（公元335年），夭折的第八次终于得到了实施——上任后的晋元帝司马睿征召虞喜为散骑常侍。《晋书·虞喜传》载：咸康初，内史何充上疏曰：“臣闻二八举而四门穆，十乱用而天下安，徽猷克阐，有自来矣。方今圣德钦明，思恢遐烈，旌舆整驾，俟贤而动。伏见前贤良虞喜天挺贞素，高尚邈世，束脩立德，皓首不倦，加以傍综广深，博闻强识，钻坚研微有弗及之勤，处静味道无风尘之志，高枕柴门，怡然自足。宜使蒲轮纡衡，以旌殊操，一则翼赞大化，二则敦励薄俗。”疏奏，诏曰：“寻阳翟汤、会稽虞喜并守道清贞，不营世务，耽学高尚，操拟古人。往虽征命而不降屈，岂素丝难染而搜引礼简乎！政道须贤，宜纳诸廊庙，其并以散骑常侍征之。”——又不起。

第九次，在建元元年（公元343年）六月壬午，新登基的晋康帝司马岳也想试试这块难啃的骨头（或许是想打破屡召不就的极限纪录吧），“又以束帛徵处士寻阳翟汤、会稽虞喜。”束帛者，就是皇帝派臣子提着礼物去请，亦请不动。

大隐虞喜，成就了余姚大隐这个地名，也成就了现今大隐的历史和文化沉积。据大隐虞氏后人宝纪先生言，虞喜葬于大隐，并有虞公庙遗迹，在学士桥村境内后洋岙，现已废。

我想，若是当年诸葛恢（诸葛亮从兄诸葛诞之孙）不用暴力或强权，有他族祖诸葛亮的十分之一智慧，或许就能让虞喜心甘情愿地走上仕途（这样，就没有大隐这个地名了）；若是诸葛恢也如其它九次那样，征召而无所得，虞喜日后也许不会那么坚决地拒绝仕途，更不会跑到城南三十里的山林去读书和著述。

但是，诸葛恢的“让虞喜屈为功曹”，很难分清是好事或坏事，——诸葛恢若把虞喜争取过来，让他踏踏实实地为政府工作，或许就没有日后的大学者虞喜了。

虞喜于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出生于刚刚亡国的孙吴官宦世家。父亲虞察，是孙吴的征虏将军。族曾祖虞翻，是吴国的名士，训注《易》、《老子》、《论语》、《国语》。族祖虞耸，在吴国曾任越骑校尉、河间太守，入晋以后，为河间相，著有《穹大论》。胞弟虞预，在东晋成帝（公元326--342年在位）、康帝（公元343--344年在位）、穆帝（公元345--361年在位）时曾任著作郎、散骑常待等官，进爵平康县侯，好经史，著有《晋书》、《会稽典录》等。

虞喜博学好古，少年老成，年轻时就有很高的声望，受到人们的赞扬。西晋帝（公元307─313年在位）诏他出任官职，他坚辞。东晋元帝（公元317--323年在位）时，诸葛恢任会稽太守，强迫虞喜充任他手下的功曹，对他刺激很大，下决心以后终生不仕。东晋明帝（公元323--326年在位）和成帝都多次诏他做官，都被一一拒绝。成帝时，内使何充曾称赞虞喜“博闻强识，钻坚研微，有弗及之勤”，成帝则下诏嘉奖他“守道清贞，不营世务，耽学高尚，操拟古人”。可见虞喜安贫乐道，一生惟做学问而已。

虞喜不愿做官，便在家中做学问，他“释《毛诗略》，注《孝经》，为《志林》三十篇”，主要还是偏重于对经典著作的阐释和训注，但他从古代史志书中，发现汉代最初沿用古历，以冬至起于牵牛初度，太初历制定时根据实测，以牵牛西斗宿中央附近的建星为冬至点，刘款对冬至点西遇的现象甚为疑，最后犹豫其辞，认为“冬至进退牛前四度五分”，贾逵才明白他说冬至在斗。不过，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们对于冬至点移动的记录都存而不论，没有把“周天”（恒星年）和“周岁”（回归年）区分开来。

事实上，由于月球、太阳和行星的引力影响，使赤道部分比较突出的椭形地球的自转轴绕黄作缓慢的移动，相应的春分点治黄道以每年50.24分速度西退，差不多71年西移1度，大约26000年移动一周。

虞喜当时虽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上述道理，但是他从古代冬至点位置的实测数据发生西退现象的分析中，得出了太阳一周天并非冬至一周岁的结论，即天自为天，岁自为岁。冬至一周岁要比太阳一周天差一小段，虞喜将之命名为“岁差”，这就发现了回归年同恒星年的区别。

更进一步，虞喜根据《尧典》记载“冬至日短星昴”，而当时实测冬至点在“东壁中”，即壁宿九度。从昴宿经胃宿十四度、娄宿十二度、奎宿十六度，至壁宿九度，合计退行五十多度，虞喜估计唐尧时代相距“二千七百余年”，由此可求得岁差值为约“五十年退一度”。

岁差的发现，是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虞喜发现岁差，虽然比古希腊的依巴谷晚，但却比依巴谷每百年差一度的数值精确。而且自南北朝祖冲之将岁差引进《大明历》后，隋刘悼《皇历》、宋杨忠辅《统天历》和元郭守敬《授时历》的岁差值日趋精确。而当时的欧洲，制历家们还在墨守成规地沿用百年差一度的差数据。两相比较，相形见绌。

虞喜对宇宙理论也颇有研究。他对汉代以来的盖天说、张衡的浑天说、郗萌的宣夜说三家进行分析比较，认为盖天说“天象盖笠，地法复盘”(大意：天像个斗笠，地像反盖的盘子)太粗疏；浑天说“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大意：整个宇宙就像个鸡蛋，大地就像是蛋中的黄。天大地小，天的表面和内部都有水，天和地的关系就像蛋壳和蛋黄一样。天和地都是由气组成的，且都是飘浮在水上。)虽比盖天说先进，但仍非至善；于是在成帝咸康中（约公元340年）乃著《安天论》。

虞喜说：“天高穷于无穷，地深测于不测。天确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静之体。当相覆冒，方则俱方，圆则俱圆；无方圆不同之义也。其光耀布列，各自运行，犹江海之有潮汐，万品之有行藏也。”(大意：宇宙是无边无际的，却也相对安定；天和地无方圆木同之理；所有天体都有自己的运动周期，以自己的轨道运行，并不是附着在一个固定的球壳上。) 《晋书·天文志》称：“虞喜因‘宣夜’之说作《安天论》。”的确，虞喜的《安天论》既否定了天圆地方的盖天说，又批判了天球具有固体壳层的浑天说。他信仰主张宇宙无限的宣夜说，并予以继承和发展，这在天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英国著名的研究中国科学史的李约瑟博士，这就样评价过“宣夜说”：“这是宇宙观的开明进步，同希腊的任何说法相比，都毫不逊色。”

史籍记载

《晋书·儒林列传》

虞喜，字仲宁，会稽余姚人，光禄潭之族也。父察，吴征虏将军。喜少立操行，博学好古。诸葛恢临郡，屈为功曹。察孝廉，州举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镇江左，上疏荐喜。怀帝即位，公车征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贺循为司空，先达贵显，每诣喜，信宿忘归，自云不能测也。

太宁中，与临海任旭俱以博士征，不就。复下诏曰：「夫兴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丧乱以来，儒雅陵夷，每览《子衿》之诗，未尝不慨然。临海任旭、会稽虞喜并洁静其操，岁寒不移，研精坟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励俗，博学足以明道，前虽不至，其更以博士征之。」喜辞疾不赴。咸和末，诏公卿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华恒举喜为贤良。会国有军事，不行。咸康初，内史何充上疏曰：「臣闻二八举而四门穆，十乱用而天下安，徽猷克阐，有自来矣。方今圣德钦明，思恢遐烈，旌舆整驾，俟贤而动。伏见前贤良虞喜天挺贞素，高尚邈世，束脩立德，皓首不倦，加以傍综广深，博闻强识，钻坚研微有弗及之勤，处静味道无风尘之志，高枕柴门，怡然自足。宜使蒲轮纡衡，以旌殊操，一则翼赞大化，二则敦励薄俗。」疏奏，诏曰：「寻阳翟汤、会稽虞喜并守道清贞，不营世务，耽学高尚，操拟古人。往虽征命而不降屈，岂素丝难染而搜引礼简乎！政道须贤，宜纳诸廊庙，其并以散骑常侍征之。」又不起。

永和初，有司奏称十月殷祭，京兆府君当迁祧室，征西、豫章、颍川三府君初毁主，内外博议不能决。时喜在会稽，朝廷遣就喜谘访焉。其见重如此。

喜专心经传，兼览谶纬，乃著《安天论》以难浑、盖，又释《毛诗略》，注《孝经》，为《志林》三十篇。凡所注述数十万言，行于世。年七十六卒，无子。弟豫，自有传。

最早发现岁差的虞喜

博闻强识 钻坚研微

虞喜于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出生于刚刚亡国的孙吴官宦世家。父亲虞察，是孙吴的征虏将军。族曾祖虞翻，是吴国的名士，训注《易》、《老子》、《论语》、《国语》。族祖虞耸，在吴国曾任越骑校尉、河间太守，入晋以后，为河间相，著有《穹大论》。胞弟虞预，在东晋成帝（公元326--342年在位）、康帝（公元343--344年在位）、穆帝（公元345--361年在位）时曾任著作郎、散骑常待等官，进爵平康县侯，好经史，著有《晋书》、《会稽典录》等。

虞喜博学好古，少年老成，年轻时就有很高的声望，受到人们的赞扬。西晋帝（公元307─313年在位）诏他出任官职，他坚辞。东晋元帝（公元317--323年在位）时，诸葛恢任会稽太守，强迫虞喜充任他手下的功曹，对他刺激很大，下决心以后终生不仕。东晋明帝（公元323--326年在位）和成帝都多次诏他做官，都被一一拒绝。成帝时，内使何充曾称赞虞喜“博闻强识，钻坚研微，有弗及之勤”，成帝则下诏嘉奖他“守道清贞，不营世务，耽学高尚，操拟古人”。可见虞喜安贫乐道，一生惟做学问而已。

发现“岁差”

虞喜不愿做官，便在家中做学问，他“释《毛诗略》，注《孝经》，为《志林》三十篇”，主要还是偏重于对经典著作的阐释和训注，但他从古代史志书中，发现汉代最初沿用古历，以冬至起于牵牛初度，太初历制定时根据实测，以牵牛西斗宿中央附近的建星为冬至点，刘款对冬至点西遇的现象甚为疑，最后犹豫其辞，认为“冬至进退牛前四度五分”，贾逵才明白他说冬至在斗。不过，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们对于冬至点移动的记录都存而不论，没有把“周天”（恒星年）和“周岁”（回归年）区分开来。

事实上，由于月球、太阳和行星的引力影响，使赤道部分比较突出的椭形地球的自转轴绕黄作缓慢的移动，相应的春分点治黄道以每年50.24分速度西退，差不多71年西移1度，大约26000年移动一周。

虞喜当时虽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上述道理，但是他从古代冬至点位置的实测数据发生西退现象的分析中，得出了太阳一周天并非冬至一周岁的结论，即天自为天，岁自为岁。冬至一周岁要比太阳一周天差一小段，虞喜将之命名为“岁差”，这就发现了回归年同恒星年的区别。

更进一步，虞喜根据《尧典》记载“冬至日短星昴”，而当时实测冬至点在“东壁中”，即壁宿九度。从昴宿经胃宿十四度、娄宿十二度、奎宿十六度，至壁宿九度，合计退行五十多度，虞喜估计唐尧时代相距“二千七百余年”，由此可求得岁差值为约“五十年退一度”。

岁差的发现，是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虞喜发现岁差，虽然比古希腊的依巴谷晚，但却比依巴谷每百年差一度的数值精确。而且自南北朝祖冲之将岁差引进《大明历》后，隋刘悼《皇历》、宋杨忠辅《统天历》和元郭守敬《授时历》的岁差值日趋精确。而当时的欧洲，制历家们还在墨守成规地沿用百年差一度的差数据。两相比较，相形见绌。

作“安天论”

虞喜对宇宙理论也颇有研究。他对汉代以来的盖天说、张衡的浑天说、郗萌的宣夜说三家进行分析比较，认为盖天说“天象盖笠，地法复盘”(大意：天像个斗笠，地像反盖的盘子)太粗疏；浑天说“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大意：整个宇宙就像个鸡蛋，大地就像是蛋中的黄。天大地小，天的表面和内部都有水，天和地的关系就像蛋壳和蛋黄一样。天和地都是由气组成的，且都是飘浮在水上。)虽比盖天说先进，但仍非至善；于是在成帝咸康中（约公元340年）乃著《安天论》。

虞喜说：“天高穷于无穷，地深测于不测。天确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静之体。当相覆冒，方则俱方，圆则俱圆；无方圆不同之义也。其光耀布列，各自运行，犹江海之有潮汐，万品之有行藏也。”(大意：宇宙是无边无际的，却也相对安定；天和地无方圆木同之理；所有天体都有自己的运动周期，以自己的轨道运行，并不是附着在一个固定的球壳上。)

《晋书·天文志》称：“虞喜因‘宣夜’之说作《安天论》。”的确，虞喜的《安天论》既否定了天圆地方的盖天说，又批判了天球具有固体壳层的浑天说。他信仰主张宇宙无限的宣夜说，并予以继承和发展，这在天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英国著名的研究中国科学史的李约瑟博士，这就样评价过“宣夜说”：“这是宇宙观的开明进步，同希腊的任何说法相比，都毫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