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慈（1873―1965）安徽歙县人，俗姓余,字显亲,自号华严座主。师毕生以弘扬华严为职志，以参禅为心宗，倡刻《华严经》三种译本、《华严五教章》（法藏）、《华严大疏演义钞》（澄观）及《法华》、《楞严》、《楞伽》等诸经疏。他是佛教界一位爱国爱教的高僧，抗战时期，多次拒绝敌伪请他主持法会的要求，其民族气节，为世人所称颂。主要著述有《心经浅说》、《正法眼藏》、《八识规矩颂略解》等。

中文名：应慈

别名：余铎

出生地：安徽歙县

出生日期：1873年

逝世日期：1965年

职业：僧侣

代表作品：《心经浅说》、《正法眼藏》、《八识规矩颂略解》

法师简介

法师生平

法师弘法

法师暮年

法师综述

法师简介

应慈老法师（一八七三———一九六五），俗姓余，名铎，号振卿，法号显亲，晚年别署拈花老人。祖籍安徽歙县，其父是新安江上游的一个盐商家庭，家中资财富有，其父在应慈幼年时就病故了，他的母亲，在妊娠期间曾梦见僧名引磐，尔后生下了法师。

因为其母笃信佛道，每天念诵《金刚》、《弥陀》、 《大悲》等咒语时，法师听到就心生喜欢，暗暗诵记于心。12岁时就随母亲一起吃素。母亲见幼年的应慈天资聪颖，读书颇为上进，就希望他走上士途之路。法师不辜负母亲的期望，真的考上了秀才。当时正值国家内忧外患，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腐败无能，目睹国家日益衰败，法师无意于仕途。母亲希望他早日成家立业，就为他婚配，以为他至少得守住父亲留下的那笔产业。谁知婚后不久，其妻就亡故了。母亲又为他续妻，不久亦亡。于是邻人和亲友私下都说他是“和尚命”。法师听到这些话以后，不由得生出对于世俗人生虚幻无常的感念，觉得如果再娶，岂不等于自己手刃他人，杀生害命。念及这一层，应慈法师实在于心不忍，遂发出家修行之念。 中年披剃，原与其法兄月霞法师共同得法于常州天宁寺禅宗大德冶开门下，传临济宗第四十二世。自习华严教法后，应慈随侍月霞左右十二载之久，敬事如师，始终不懈。当月霞在上海创办华严大学时，他充任副手，襄助其事。一九一七年月霞示寂前，尝握其手，嘱咐道：“善弘《华严》，莫作方丈”。从此，应慈一生恪守法兄遗训，未尝少改，以云游海内，广宣《华严》为业。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零八年开始，到一九五八年为止，他共讲经三十余次2。其中大都是一次讲多部经典，但始终不曾担任住持之职，并且分别于常州、南京、上海等地兴建华严速成师范学院、清凉学院、华严学院，培育弘法人才。

法师生平

1898年，师辞家去南海朝礼普陀山，发誓在佛门净土守住自己。恰好在途中遇见南京三圣庵的明性禅师。应慈力请明性禅师收自己为弟子，明性听他讲出自己的身世，唯恐他富家弟子难耐佛门的清苦，难行梵行，于是就提出条件，先考验他三年，观其心志。此后，应慈一改在俗时形成的生活习惯，布衣粗食，不辞劳苦，如是三载，明性观其行，以为孺子可教，就为他剃度出家。

1900年，应慈乞戒于寄禅和尚座下，后又随镇江金山寺的大定和尚习禅。1901年至1902年秋朝礼天竺云栖寺，在西湖的灵隐寺、昭庆寺卓锡两年。1903年秋，他奉师父之命到常州的开宁寺参谒冶开禅师。一天，他进入禅堂答冶开法师的话头，冶开问：“念佛是谁？”答曰：“无是谁，无非谁！”由此得到冶开法师的器重，并于1904年与明镜、月霞、惟宽一起被冶开法师引为入室弟子，受记为临济宗第42世。其后，又随月霞法师参研《华严》奥义，历12寒暑。1917年，月霞法师圆寂，他遵受师之遗嘱“力弘华严，不作方丈”。

法师教化一切有情，莫不先端正自己，用自己的“诚”与“正”来降服他人。一次，有一位老居士听信别人的传言，竟闯入他的房中，打了他一巴掌。当时应慈法师正在读经，这突兀而来的一巴掌，把他戴的帽子都打了下来，他看清了来者是谁后，弯腰从地上拾起帽子，戴好了，继续看他的经书。过了一段时间，等事情弄清楚了，这位居士又登门谢罪，请求忏悔。应慈法师笑着说：“不知不罪，知错认罪，难能可贵。”

法师平时待人随和，但严守佛礼，依教奉行，毫不苟且，风骨嶙峋。一次，他与弟子一起吃饭，弟子们你言我语，讲个不停，应慈法师一言不发、默默站起来，提笔写了一首诗，批评吃饭时讲家常话的不良习惯。自此以后，弟子们吃饭再也不讲家常话了。 民国元年，他和月霞法师经人介绍在上海的哈同华严创办华严大学。在这里，他除讲授佛学外，每日还坚持修习禅定。后来，园主人罗迦陵要法师们于每月农历初一、十五日给主人做礼拜。应慈法师与月霞法师坚持出家人不应向在家人礼拜的原则，到杭州继续办学。

法师在出家前，因曾修儒学，所以对此有较深的根基。出家后在讲经说法之时，常融儒入佛，要求学佛人先做一个正人君子，然后才能学好佛。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自己的究竟与根本，于迷情无明的人生中走向正觉的自由、解脱的人生。他认为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仁、 义、礼、智、信的精神有相似之处。他认为佛法主张的佛法不离世间，巧把尘劳作佛事的思想，可以理解为做人要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他主张修行人要去掉一切物情，觉破一切迷惑，离念除妄，惟此才能不动心，不动才能定，定而生慧，才能觉己觉人。这才是学佛之道。他坚持佛法救助世间，首先在于救助人心的道理，他用圆融的智慧，以他对儒佛的参学合为一体，来浸润众生的性灵，使这些觉情迷苦的人获得一种精神的救助，尽管当时时局多变，海内兵氛鼎沸，风鹤频惊，而法师仍能克服种种困难，坚持讲经说法，阐扬大乘，以增加人们在这内外交困的世间活下来的勇气和信心，来直面人生。

1956年，应慈法师圆寂，世寿93岁，僧腊63载。

法师弘法

应慈法师一生计讲经论大小诸部 24种，70余次讲经法会，其中大部经典如《华严》、《法华》、 《楞严》等有32次法会，而宣讲三译《华严》占14次，加上《华严悬谈》和《华严经探玄记》8次，合为22次法会，有的法会长达一年。 1957年85岁，仍在上海玉佛寺弘讲全部《华严》，法师80岁时，有人劝他多加休息，法师说：“八十老翁，日薄崦嵫，余光垂微，不以说法利生，供养尘刹，复何图耶？” 这种在学佛中求得的对待人生的态度，一直是应慈法师处世的根本。所以法师在有生之年，常行精进。除弘法以外，法师还开办僧学，培养人才。 1911 年，法师在上海哈同开办华严大学之时，就造就了不少如持松、常惺、戒尘、慈舟等高材生。

法师对于佛法的弘扬，除了讲经说法外，还致力于刊印经籍，传佛心印。法师先是襄助常州天宁寺冶开禅师创办毗陵刻经处。该处所刊印经书的卷数，几乎与金陵刻经处相等，还为扬州众香庵校刊很多经典。1939年，应法师在上海与蒋维乔、叶恭绰等居士发起组织华严经疏钞编印会，搜集古今中外各种不同版本进行参校，时艰事巨，于1941年冬全稿终告竣。1944年印成400部，计 16000册。 11942年，在常熟虞山兴福寺刊印《妄尽还源观疏钞补解会本》。1943年，在上海印行华严初祖杜顺和尚的《法界观门》。在1945年出版了《贤道探玄记》及《地藏三经》。1948年，又命校勘《清凉行愿品疏》。1952年，法师听说扬州大、小品《般若波罗密经》，十年前毁于外祸，在他的努力推动下，重刊大小品《般若》，使之流通于世。

法师暮年

晚年安居於上海慈云寺之印月禅室，仍以弘扬华严为职志。一九四九年，在法云寺讲华严初祖杜顺的《法界观门》，并一度到南京讲《华严经》。一九五四年，当选「上海第一届人代会代表」，并以後各届连任。同时也被推选为上海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一九五七年，以八十五岁的高龄，在上海玉佛寺讲《华严经》全部。同年，他又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一九六二年，在中国佛协的第三届代表大会上，他被推举为佛协的名誉会长，并兼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一九六五年八月卅一日，病逝於上海慈云寺，世寿九十三岁，僧腊六十七年。法师的灵龛由真禅法师亲自护送至常熟虞山兴福寺入塔。

法师综述

应慈法师一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是我国当代爱国爱教的典范人物。 在旧社会，他常说，宁愿终身入忧苦，不将佛法作人情。他从不结交权贵，不贪图名闻利养，只希望国家富强，人民安康。但是旧社会的混乱无序和动荡，使他的希望全部落空，失望之余，常对弟子说：今天五伦八德、舜日尧天都被黑暗所笼罩，伤心惨目，无何而救我同胞夫？……吾人不禁为人道忧，更不禁为国家忧！在抗战期间，应慈在南京、上海等地弘法，敌伪仰其威望，曾多次请其出面主持法会，粉饰太平，他则以民族气节为重，大义凛然，断然拒绝，并四处奔走，呼吁抗日，高风亮节，为世人所赞颂。他说：国家安宁，人民安康之时，出家人自应隐山清修，一旦国家有难，国人应不分老幼男女，在家、出家，都应全力以赴，走向救国救民的行列中。他在1943年出版的僧侣抗战工作史《奋讯集》的序言中说：当八·一三抗战军兴，敌寇之凶焰万丈，而我东南重镇之大上海，首当其冲。方是时，凡我中华志士，莫不奋臂探戈，共卫祖国，敌忾同仇，人怀雪耻之心，士无反顾之恋。我佛教明眼知识，首有僧侣救护队之组织，贯救世救人之大愿。救国救民之心跃然于纸上。

在解放前夕，当时佛教界有些好心僧侣、朋友，由于当时对我党的宗教政策不完全理解，纷纷前来劝说大师离开大陆，有的甚至在海外为他安排了条件优越的寺宇，他不为所动，后来有些人还劝他的亲传弟子真禅来劝说大师一同离开，但他师徒二人相互勉励，婉言相拒，坚留大陆不走。

建国后，应慈深刻领会我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看着党领导的全国各行各业蒸蒸日上，更加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在抗美援朝时，他看到各地都在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作贡献时，就率先在全国倡导成立抗美援朝上海僧侣分会，无偿捐钱捐物支援当代最可爱的人——志愿军，为反法西斯斗争作出自己的贡献。1956年，他在上海佛协第二届代表会上致开幕词时说：解放以来，我们国家的面貌出现了新的气象，发扬了佛教优良传统，调动了佛教徒的积极性，认识到佛教徒在祖国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方向，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在1959年的国庆十周年时，他在《现代佛学》杂志上发表《国庆十周年献词》八偈，热情洋溢，充满了爱国之心。1960年，他立下遗嘱，要求身后“不报诸山，不惊外客”。同时叮嘱“一生积蓄存储人民银行，以备修理清凉国师及杜顺法师二塔”。临终时，他仍谆谆嘱咐弟子们：“我去世后，望我后辈弟子及学人等在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学习，拥护政策法令，积极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自己力量，至要至要。”

法师一生解行并进，宗说兼通，讲经传戒，参禅说教，兴办佛教学院，刊印径典注疏，把精力都倾注在一点一滴的利生护法的事业上，他真正看淡了浮名，坚持不作方丈，以免为事物纠缠，故身无长物，一生过着“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的云水生涯。而对于著书立说，亦认为古往今来，佛注论疏早已是汗牛充栋。当务之急是精研佛理，依教奉行，足够应用。以此可见，应慈法师既不注重玄谈佛经奥义，也不忙于著书立说，他是将自己的所信所修弘化在他的行动中，以自己的言行去教化众生、救心、救身、救世。

他一生实践佛陀的“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的宗旨，硕德高行，体现了在自己的诗中表述的姿态与境界。正信、洒脱，不为外务所累，春风怡然。

应慈毕生以弘扬《华严》为志愿，以参禅为心宗，他曾倡刻《三译华严》、《贤首五教仪》、《楞严》、《法华》、《楞伽》等诸经疏，并刊印《华严经探玄记》等，对《华严》典之弘传，毕生不懈。遗留的著述，有《心经浅说》 、《正法眼藏》、《八识规矩颂略解》等。